n72手电筒前几天，一个女王大学文化系的同学问我，文化有没有好（good）和坏（bad）。在西方（问我的是个华裔学生），这一问犯了两大忌：好坏是道德判断，我们不应作判断（non-judgmental）；文化多元已是事实，不应搅分化。我没有患上“政治正确“病（political correctness），没有这些禁忌。我的脑袋也没有被这个病瘫痪，所以我想认真的去想一想，究竟文化有没有好坏之别。

　　且看“政治正确“是指什么。首先，它是指好坏是不能定义的。这其实是指不能有人人同意的定义，也就是没有“政治正确“的定义。但这不代表好坏是根本没有定义的。那么，就让我们找个合理的定义吧。从好坏不能定义引伸出好坏不是绝对。这其实是指没有全好或全坏的文化，也就是不可能做“政治正确“的文化比较。但这不代表文化是绝对的不能比较。那么，就让我们做个可靠的比较吧。

　　您会发觉，在凡事相对、不谈好坏的社会里，其实也在变相的谈好坏。他们谈利弊、谈难易。言下之意，当然是利与易代表好，难与弊代表坏。须知道，好坏可以不谈，但不能不想。好坏是关乎道德，道德是关乎选择（无需选择或不能选择的东西是没有道德意义的）。人可以“不想去选择“（捌开道德），但不可以“选择去不想“（关闭脑袋）。所以仍会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不断的困扰。

　　我想从一个与道德选择无关（起码表面上如此）的维度去谈文化的“好、坏“——自然界。在自然界里，唯一的“好“是生存，终极的“坏“是绝种。这个隐喻可以用来定义文化的好坏。好的文化是能够生存的文化，坏的文化是遭遇绝种的文化。一个越有繁殖力（空间的扩散越广）和延续力（历史的延伸越长）就是越成功（好）的文化，反之亦然。

　　我把文化定义为宇宙观、伦理观和社会观，而文明现象只不过是文化的体现。且看现代人的思想、精神和行为表现出或反映出那些文化。希腊、罗马、盎格鲁-撤克逊，还是埃及、印加、巴比伦？

　　为什么有些文化深植人心，有些烟消云散？适者生存是也。当然，这有点像套套逻辑——适者就是生存者，生存者就是适者。但是，从生存的适者身上（也就是成功的文化）我们应该可以看出一点生存之道——适者的特征和生存之所需的匹配。

　　物竞天择。知道“天“是怎样“择“才可思考“物“应怎样去“竞“方能得到天的垂青（择）。这样，才可以作出正确的好坏选择，也就是顺天道。不是表面的“政治正确“，而是深层次“道德正确”选择。

　　我们要研究成功的文化，也就是有繁殖力和延续力的文化，去看它是怎样顺天的；也要研究失败的文化去看它是怎样逆天的。这样，我们才会明白天道。

　　顺天的文化才会产生顺天的文明、成功的文朋、好的文明。一族、一国、全人类如是。中华文化的贡献会在哪里？

　　梁鹤年，（Hok-Lin Leung），加拿大籍华人。加拿大女王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学院院长、教授（2009年荣誉退休）。1970年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1976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规划硕士学位，1982年获剑桥大学土地经济硕士学位，1985年获英国雷丁大学土地开发与管理博士学位。其在科技、经济、金融、贸易、文化等方面出版了大量的专著与论文，主要研究范围包括土地与城市规划、基础设施规划、政策分析方法、西方文化基因。曾在加拿大担任联邦财务顾问，并创办“国家不动产高级官员论坛”、“企业地产高级研修班”、“亚太区驻加拿大大使论坛”，于2003年入选《加拿大名人录》。1986年开始回国讲学，现在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开设课程，并任我国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2002年被国务院授予外国专家最高奖——“国家友谊奖”。

　　《中国投资》杂志创办自1985年，由国家发改委主管，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主办，是我国投资领域唯一的中央级刊物，业界最早专注于投资领域趋势报道的核心期刊。创刊三十多年以来，杂志以全球视角看中国投资，涵盖宏观经济、行业分析和企业投资案例，同时以全球市场为坐标，聚焦特定国家、地区和重大国际趋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官员、各类投资机构、专家学者、企业家以及记者媒体的专业对话平台。

　　《中国投资》杂志每期覆盖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200多家央企国企和10000多家中国民营企业、1000多家中央与地方政府决策部门和机构、1000多家行业协会和商会、300多家主要金融机构等，是了解宏观经济环境、行业趋势前景和企业投资案例的重要参考。

　　自2016年始，在中联部等相关机构的共同支持下，《中国投资》非洲版面世，为非洲各国与中国持久的大规模合作，提供一个专业而强大的对线年，《中国投资》丝路版诞生，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各国各方与中国的合作互鉴，提供前瞻包容的思想引领，分享各行各业的创新创举，在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共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