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荷娜快乐大本营上世纪80年代，当时还是参议员的拜登见证了里根政府如何通过“出口限额”一步步打压日本汽车工业。如今，身为总统的拜登也想拿中国电动车行业开刀。

　　5月中，拜登政府动用“301条款”，毫无根据地将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新能源车关税从25%一口气提升到100%。虽然100%看上去不是一个小数字，但这本质上是一场“形式大于内容”的政治作秀。

　　里根当年主动发起贸易战的背景是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数量一度达到200万辆，占美国20%的市场份额，对底特律三巨头构成了巨大威胁。相比之下，美国出口到日本的汽车只有1.5万辆，严重的贸易赤字使得美国不得不对盟友下狠手。

　　如果说里根政府打着贸易平衡的角度这么做还情有可原，那么拜登这次不仅“师出无名”，甚至可以说是“恩将仇报”了。

　　去年，中国对美出口的新能源乘用车只有1.25万辆，同比减少16.2%，仅占国内乘用车出口的0.3%。根据乘联会的数据，一季度，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新能源车只有2000多辆。

　　反观美国车在中国的表现，底特律两大豪门——通用和福特去年在中国分别卖了210万辆（包括上汽通用五菱）和40多万辆，作为中国首家外商独资车企的特斯拉去年更是在中国卖了超过60万辆，创始人马斯克每次来华几乎都受到了政府最高规格接待。

　　民意调查网站显示，今年3月以来，拜登民意支持率一直落后特朗普[1]，而且由于近期美国高校掀起的“反战浪潮”以及拜登政府采取的强硬措施，内部对拜登的态度也出现了动摇[2]。

　　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拜登想要借打压中国的新兴产业来转移国内矛盾，并且尽可能争取摇摆州的选票。

　　在这轮针对中国的贸易打压中，除了电动车，动力电池、光伏、医疗产品、起重机等产品的关税也被上调至25%或50%，这些产业与拜登想争取的票仓几乎一一对应。

　　不过，看似严苛的关税政策涉及的产品价值其实不过180亿美元，大约占了2023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的4.2%，影响远不及特朗普时期发起的全面贸易战。

　　中国电动车行业不可能会因为拜登的“一纸公文”而偃旗息鼓，相反，拜登政府此举更像是“一拳打到了棉花上”，甚至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中国运往美国的汽车只需缴纳2.5%的关税，而美国运往中国的汽车却要交高达25%的关税，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公平贸易吗？不，这是一场持续多年的愚蠢贸易。”

　　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指名道姓地批评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不久之后，特朗普政府就将国产车的进口关税上调至27.5%，中国也很快“回敬”了一份40%的关税大礼，自那之后，两国之间的汽车贸易占各自总量的比例日益缩减。

　　但这并没有打消美国当局对中国汽车产业崛起的担心，反倒是随着2020年全球电动车行业迎来大爆发愈演愈烈。

　　2020年拜登上台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写道：“特朗普的目标是将大量外包给中国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而拜登的目标则是寻求与盟友协作，在新兴高科技领域击败中国[3]。”

　　这点在2022年拜登签署通过的通胀削减法案上（以下简称“IRA”）体现得淋漓尽致。

　　出台IRA的目的之一就是精准遏制中国电动车行业的崛起势头，法案细致地圈定了关键矿物（40%）、电池组件（50%）、电动车生产（100%）在美国及盟国生产的本土化要求，相当于中国动力电池行业此前“白名单”政策的加强版。

　　按照美国人的设想，这理应是一场由美国主导，与盟友合作，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产业内循环。

　　但与中国脱钩的困难程度远超美国人的想象，强行脱钩意味着从原材料到整车的各个环节，美国甚至是盟国的电动车行业都要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长安德根上个月公开表示，“鉴于中国在关键电池材料——石墨上的重要地位，任何一家电动汽车企业，基本上没有办法做到不通过中国来享受拜登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

　　他还善意地提醒美国，如果不改变现有政策，对电动车的补贴政策可能会面临崩溃。

　　但民意支持率不断下滑的拜登压根听不进去，还是试图通过关税大棒让中国电动车彻底在美国消失，并且把美国电动车的“含华量”降到最低。但他忘了，美国电动车现阶段除了需要中国的零部件，更需要中国的技术，尤其是在动力电池方面。

　　过去两年，宁德时代与福特达成了技术授权合作协议，和通用的洽谈也在进行中。

　　与美国市场依赖中国供应链和核心技术相比，中国电动车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显得不值一提。相比之下，锂电行业受到此次关税政策影响可能更大一些。

　　2023年，美国是中国锂电出口的第一大市场，占出口总额约20%。有行业人士向我们透露：“美国生产锂电池的成本仍比中国高一倍，25%的关税很难动摇中国锂电池在美国储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优势。”

　　由于中国在智能电动车领域的领先优势，美国对中国电动车的恐惧越来越深，政府高层甚至出现了“被害妄想症”。

　　为了渲染中国电动车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拜登曾公开表示“中国车的智能网联操作系统会把敏感信息传给政府”，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甚至编造出“北京有能力让美国路上的中国电动车同时熄火”的谣言。

　　拜登政府试图通过关税大棒和IRA法案全面封杀中国电动车行业，但这套组合拳并非完美无缺。

　　今年2月，“美国制造业联盟”发布了一篇意味深长的文章，标题为《潜在冲突：中国对美国汽车工业的威胁及其穿越墨西哥的路径》。文章将中国车企比作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车企，并认为墨西哥能帮助前者“曲线救国”。

　　为了最小化中国电动车对美冲击，美国一方面严格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并且将中国电动车的进口关税拔高到100%；

　　另一方面，美国也在反复敲打墨西哥，因为如果中国车企在签署了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的墨西哥生产汽车，在满足本土化75%的条件下，理论上就能绕开关税壁垒进入美国。

　　今年5月，拜登政府暗示，如果中国车企试图将生产转移到墨西哥来规避关税，将会受到额外处罚[6]。而在更早之前，墨西哥联邦政府已经收到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警告[7]。

　　一个冷知识，去年，墨西哥是中国汽车出口的第二大市场，仅次于因俄乌战争被西方制裁的俄罗斯，41.5万辆的出口量占中国出口量的8.5%，大约是出口美国的5.5倍。今年前两个月，中国汽车对墨西哥的出口量已经超过7万辆，同比增长48%[9]。

　　今年年初至3月15日，墨西哥的外商直接投资名单中，中国已经从去年的前十开外上升到第四，约占总量6%[10]。过去两年，特斯拉墨西哥超级工厂的计划也吸引了一批中国供应商前赴后继，而今年，比亚迪、上汽、奇瑞等整车企业也计划赶赴墨西哥。

　　众所不周知的是，墨西哥虽然每年汽车销量不到150万辆，但却是全球第六大汽车生产国与第四大汽车零部件生产国，共有30余家整车厂与1100家左右的零部件企业[11]。而且墨西哥的汽车工业以出口导向为主，长期供应欧美市场使其产业链能满足发达国家市场对品控和合规的诸多要求。

　　对于想要出海的中国车企而言，墨西哥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战略要塞，进可攻，退可守。

　　更何况，墨西哥如今也在推动产业转型。2023年6月20日，墨西哥发布“国家电动汽车战略（ENME）”，计划2030年销售的新车中50%为零排放车型，并在10个城市实现公共交通电动化[12]。

　　引入特斯拉超级工厂是整个转型战略的重要一步，但整个项目眼看着要推迟至少两年，在这个背景下，墨西哥与中国企业的接触变得密切起来。今年4月，墨西哥新能源交通运营商VEMO、充电平台Evergo与比亚迪、江淮汽车、沃尔沃共同成立了墨西哥电动车协会。

　　根据路透社消息，目前大约有20家中国车企在墨西哥销售汽车，已经占据当地市场的1/3[7]。

　　但对于墨西哥来说，和中国企业打得火热也会让一向敏感体质的拜登政府觉得后院着火。

　　墨西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高度依赖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包括关税减免在内的大量贸易优惠，使得墨西哥去年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但同时，墨西哥出口额中的80%也与美国绑定，美国近乎掌握着墨西哥经济的“生杀大权”。

　　从去年9月开始，中国车企就成了墨美贸易讨论的焦点[7]。在美国对墨西哥的反复施压下，墨西哥对中国车企的态度逐渐变得暧昧不清。

　　一边，墨西哥联邦政府高级官员从今年1月起就闭门谢客，拒绝再为比亚迪等中国车企提供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条件[7]；另一边，各州政府还在对中国车企抛出橄榄枝，希望中国车企能帮助墨西哥建立起一条完整的电动车产业链。

　　今年2月，墨西哥西南部的哈利斯科州安排当地最大的工业园区与比亚迪接洽，计划将已经配备了水电站与铁路等基础设施、面积相当于3-4个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工业用地提供给比亚迪，作为回报，比亚迪将在当地雇佣6000人建成年产15万辆的电动车工厂[10]。

　　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无疑会给中国车企未来在墨西哥的布局提供了一定的灵活性。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贸易专家William Reinsch说道：“试图阻止中国的生产就像挤气球一样，它在一个地方缩小，就会在另一个地方膨胀。”

　　这次，美国方面对中国电动车征收更高关税，给出的理由是：“由于大量补贴和非市场做法导致产能过剩的巨大风险，中国的电动汽车出口从2022年到2023年增长了70%，危及其他地区的生产性投资。”

　　这种说法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时的措辞接近，但不同的是，不少欧洲国家领导人以及企业界却反对对中国电动车简单粗暴地征收高关税。

　　在拜登启动对华新关税政策的当天，德国总理朔尔茨以及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就一致提出反对。

　　朔尔茨说：“欧美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取得了成功，我们不应忘记[15]。”他还表示，中国目前出口到欧洲的新能源车大概有一半来自欧洲自己的品牌。

　　喊出“家在中国”口号的宝马CEO齐普策认为，欧盟启动关税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曾支持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的Stellantis CEO唐唯实在入股零跑之后也一反常态，表示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就是“一场大陷阱”，“只会加剧泡沫和通货膨胀”。

　　大众乘用车品牌CEO托马斯·舍费尔表示：“（中国对欧盟）总会有某种形式的报复[16]”。

　　利益决定立场，和美国相比，欧洲汽车行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更高，双方在股权投资等方面也嵌套得更深。

　　过去多年，BBA的单一最大市场都是中国，大众集团三分之一的销量也在中国。从投资角度看，吉利收购了瑞典的沃尔沃和英国的路特斯，而且是戴姆勒奔驰的最大股东，上汽收购了英国的MG并且将和奥迪合作造车，Stellantis去年投资了零跑，大众入股了小鹏并且和地平线成立了合资公司。

　　这些投资使得中欧汽车工业很难实现脱钩，但很容易出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双输局面。欧洲汽车界也逐渐意识到，单纯依靠关税，本质上并不能解决中国新能源车对欧洲汽车产业的威胁。

　　研究机构荣鼎集团董事阿加莎·克拉茨认为，由于欧洲的反补贴关税核心落脚点在于不满中国政府提供的补贴，因此过高的关税（超过30%）并不合理[13]。

　　“而要抵消来自中国新能源车的成本优势，欧盟至少需要对中国设立40-50%的关税限制，而想要限制中国最大的新能源制造商比亚迪，则需要比这更高的关税[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