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针头滤器大学通识教育是伴随高等教育国际化而来的世界性教育潮流，但其影响却可以追溯到我国现代高等教育早期，并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专才教育”与“通才教育”之争。半个世纪以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已经表明，建立在通识教育基础上的通才教育，有助于纠正以往高等教育中存在的重要弊端，还教育本来面目。

　　就内容来说，通识教育主要应包括三个向度知识发展的逻辑向度、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向度和人的发展的价值向度。而价值向度是任何教育形式的核心。不管在哪种社会文化体系中，价值系统结构都是文化系统最核心的内容，文化系统则成为价值系统的最基本支撑和背景。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哲学使人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一类人。教育的本义又何尝不是如此？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其内容当然包括了职业的取向。但在任何教育活动中，能促进个体得以全面发展的教育内容都应是首要的、核心的内容，大学更是如此。因此，通过通识教育实施的文化向度的教育活动和教育内容，就凸显出了其在大学教育阶段的基础性地位。

　　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发展的成就表明，任何文化都是具体的，与民族、地域甚至历史阶段和发展路径存在密切关系。虽然我们可以提取各种文化的共同特点，归纳出相对普适的文化概念，但这种概念对于具体的文化研究、文化推广和文化教育的实际意义并不大。这也是在世界范围内，人类学家给出的文化概念的定义如此之多，却没有一个能使人感觉特别恰当的原因所在。

　　文化定义的困难恰是与文化现象的本质相联系的文化充满着具体、丰富多彩的内涵，一个包罗各方面文化内涵的定义是不可能存在的。

　　显然，文化内容的这种特殊性与通识教育已经产生矛盾。因为通识教育要求传授普遍的文化或文明知识，但任何文化都是具体且具有民族性的。这种矛盾也在课程体系上体现出来课程到底是为了共同性还是个别性而存在？

　　当然，至少在现阶段，这种矛盾的解决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多数人都赞同通识教育要关切的是共同经验。然而，文化与文明在通识课程内容选择上的体现却并不这么简单。通识教育中的文化与文明教育，其目的既在于确立人的主体性，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提高个体在创新文化与知识过程中的批判性思维，又要建立全球化的文明与文化意识自觉。这个前提决定了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张力和冲突，这就是如何解决好全球性与本土性文化的平衡问题。

　　在此，笔者试图给出消解这种矛盾的解决方案，就是在文化教育中应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坐标，并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概而言之，每种文化都是具体、动态和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每种文化也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精华与糟粕。因此，在对待世界其他文化时，既要有开放的胸怀和包容的态度，又不能全盘接收、盲目引进；对于本土文化，则既不能抱持文化虚无主义态度，又不能食古不化，而是有批判地继承、理性地创新。

　　我国传统文化在鸦片战争后曾遭受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尤其从五四运动后，作为本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其合法性地位受到质疑，并在文化主流传统中日益衰微。但近百年来的历史表明，本土文化作为民族的基因和标志性符号，其生命力是顽强的。在西方文明日益暴露出内在缺陷的时候，其现代性的价值正逐渐得到重视。这也是当下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研究，在国内很多高校逐渐复兴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

　　通识教育不仅不能忽视这一趋势，而且应当有所担当，承担起文化复兴的历史重任，并确立通识教育中的本土文化坐标。

　　然而，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西方文明在物质力量的强力裹挟下，日益处于强势的地位，而本土文化又恰恰面临着社会转型时期的继承、重建与再造的重任，大学教育在承担文化的传承、创造和重建方面正面临日益紧迫的压力。这种压力所造成的危机感，就使通识教育文化向度上的本土坐标确立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而所谓建立本土文化坐标，不是文化教育上的“中体西用”，而是在全球化时代对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明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在认同传统文化对民族品格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基础上的理性选择。用这一坐标整合教育中的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知识的推广与学习，方为明智的态度。

　　从世界各国名校的通识教育内容来看，在文明和文化的推介和传授上，也普遍重视各文明的比较和对话，并牢牢确立自身文化的基础性地位。比如在一些美国名校的通识教育科目中，既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研读，也有孔子、老子、墨子的经典阅读；既有西方名作，也有东方经典。尽管如此，但从东西方文化与文明知识在其课程上所占内容比例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其明确无误的倾向性。换言之，他们也同样有自己的文化坐标。

　　总之，通识教育固然应全面包括科技、人文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容，但塑造心灵、培植德性和形成文化批判、文化反思的精神品格，应是大学通识教育最核心的内容。因此，文化向度构成了大学通识教育最重要的向度。在这方面，高校应以本民族文化为坐标，采取包容、开放的国际化胸襟和态度，规划、组织通识教育的内容与方式。如此，方能在文化教育的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寻找到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