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m550所谓碑刻，简单而言即是通过技术手段将文字或图镌刻在石质材料上，因其材料特殊往往可传之千年。完整的碑刻是碑座、碑身、碑额（有些甚至还包括碑亭）的组合体，兼具造型美和书法绘图艺术，因此碑刻乃是极具艺术性的历史遗迹。用之观赏，可感艺术之美；用之证史，亦可发前人所未发。

　　苏州城内遗有大量碑刻，据不完全统计可达三千余通，这些碑刻类型多样，内容丰富。如果按照内容进行划分，苏州碑刻大致可分为自然科学知识与社会文化知识，后者不仅仅包括达官显贵或文人大儒所留下的文字，还包括那些历史微声即底层人民的行略事迹。如此一来，被拂去历史灰尘的苏州碑刻不仅可让后人领略到古代科技艺术造诣之高，还可穿越时空聆听到苏州人民的呢喃。

　　苏州碑刻肇始于魏晋时期，尤以明清碑刻居多，但若论名气之盛，当属苏州碑刻博物馆所藏的四大宋碑，即《天文图》《地理图》《帝王绍运图》和《平江图》，简称为“天、地、人、城”四大宋碑。四大宋碑特色鲜明，分别多以图表的形式记载自然科学知识，也分别代表了中国古代对于自然科学认识的一座座高峰，给人以深刻印象。

　　“天、地、人、城”四大宋碑的前三通碑刻出自于同一人之手，即南宋人黄裳。黄裳其人，《宋史》有传，清代学者全祖望称他为“蜀中砥柱”，博闻多识，曾担任过嘉王（即后面的宁宗）府诩善（侍从讲授），任内悉心讲道，劝戒嘉王虚心向学，“天、地、人”三图即是黄裳为传授嘉王知识所创，对此，《宋史》有着详细的记载：

　　他日，王擢用东宫旧人吴端，端诣王谢，王接之中节。裳因讲《左氏》“礼有等衰”，问王：“比待吴端得重轻之节，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学，正当见诸行事。今王临事有区别，是得等衰之义矣。”王意益向学。于是作八图以献：曰太极，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学术，曰九流学术，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绍运，以百官终焉，各述大旨陈之。

　　由此可知，黄裳当时所创为八图，但只有《天文图》《地理图》和《帝王绍运图》被王致运在苏州刊刻到碑刻上。黄裳所选所创之图并非任意为之，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目的，《宋史》中说黄裳“初尝制浑天仪、舆地图，侑以诗章，欲王观象则知进学，如天运之不息，披图则思祖宗境土半陷于异域而未归”。案《元史》记载，南宋分别于景祐、宝祐、元丰、崇宁年间曾组织过四次天文观测活动。《天文图》是根据元丰年间的测量结果所绘制的。该图详细刻画了古人所观测到的二十八星宿内的1440颗星，被西方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的东方星宿观测图。根据黄裳的说法，创制浑天仪、天文图等物，乃是为了激励嘉王积极进学如天运不息，可见黄裳用心良苦。

　　《地理图》和《帝王绍运图》的绘制亦有强烈的现实目的，《地理图》所绘乃是当时的山川、河流、海洋和地方建制等情况，图下面还有图说。南宋偏安一隅，北部几为金人所占，但黄裳依然画出以示这为中国领土，在图说中黄裳说创制《地理图》的目的即是让嘉王看了“可以感，可以愤”，并希望此图可以作为他日收复失土的依据，这恰好与“披图则思祖宗境土半陷于异域而未归”的目的不谋而合。

　　《帝王绍运图》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直至南宋理宗，历三千五百年，记录了一百九十五君，是一幅详细的帝王更替图。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黄裳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或者通过不正当手段而建立的政权都列于一旁，和中央正统王朝形成了对比，这与彼时南宋所面临的境遇是相互联系的。在下面的图说中，黄裳也是在劝诫嘉王要积极吸取“治和乱”、“离与合”的经验教训。

　　“天、地、人、城”四大宋碑中唯一不出自黄裳之手的《平江图》乃是苏州平面图，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最详尽的石刻城市平面图。北宋政和三年(1113)，宋徽宗升苏州为平江府，故苏州亦称平江。《平江图》刊刻于南宋绍定二年（1229），反映的是南宋初年遭受金兵蹂躏后一百余年重新恢复繁荣的苏州城形象。全图详细呈现了彼时苏州城的形制、街道、桥梁和城门等景观，平面和立体雕刻的手法使得南宋时期的苏州城活灵活现，实乃不可多得的历史与艺术瑰宝。

　　苏州四大宋碑代表着苏州碑刻中记载自然科学知识的面向，这为我们认识古代自然科学知识发展提供了较为直观的证据。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古人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生产的具体历史背景，以及对这些知识生产出来的使用动向，“天、地、人、城”四大宋碑的生产背景与使用动向与传统的“经世致用”倾向较为吻合，但却与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技术进步有着不小差异。

　　苏州自古便是学林重镇，人文荟萃，由唐迄清，苏州城及其下属各县总共培养出了2947名进士，对于儒家文化的推崇在碑刻上也有所体现。如今被放置于苏州文庙大成殿的孔子系列碑刻总共148方，不仅包括孔子及其弟子刻像、孔子行迹图和孟子行迹图，还包括《论语》《中庸》《大学》《孝经》等儒家经典。

　　孔子刻像和石经等都是清代碑刻，其中石经的流传过程比较坎坷，该石经由清代阮元书丹，钱泳、曾燠雕刻，石成时督学山左阮文达本想将石经运往山东孔子故里，后阮文达调往他处此事遂未果，该石经也幸而保存在苏州。太平天国时期，苏州遭罹战火之乱，石经大多散佚，同治十三年（1874），经由后人补刻，始成今貌。

　　在传统社会的苏州历史上，名重一时的大儒文人不可胜数，他们与苏州碑刻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他们本身便很有可能是碑刻的创造者与收藏者，另一方面碑刻也可能承载着他们的历史。苏州碑刻博物馆现藏有一方由宋代书法家米芾创作的《朱乐圃先生墓表》，墓表乃是墓碑的一种，用以载刻死者生平，表彰其功德。这方墓表难得之处不仅仅在于是少见的宋碑，更在于其创造者和记录的对象都是颇负盛名的文人雅士，米芾之名自不用赘言，朱乐圃是著名的吴中文人，长期未仕，隐居苏州故里“乐圃”三十余年，专心著述，目不窥园，后在苏轼等人的举荐于元佑年间担任苏州州学教授。米芾与朱乐圃交往过密，朱乐圃死后米芾饱含真情的撰写了这方墓表。

　　一地文风兴盛乃是一地碑刻兴盛的前提条件，苏州即是最好的例证。米芾所撰《朱乐圃先生墓表》不仅是一篇简洁流畅，议论得当的文章，还是一幅难得的书法作品。苏州文人亦有专门用来篆刻书法作品的碑刻，也就是贴刻。苏州最早的贴刻可以追溯到明代所刻晋代吴郡陆机的《平复贴》和陆云的《平原贴》，但原物已经不存，目前尚可看到原物的著名贴刻还有《过云楼法贴》《契兰堂法贴》《兰亭集序》等等。

　　前已论及，碑刻因为材质的特殊往往能够传之千年，古人将文字或者图画篆刻于碑刻之上，一般都有宣告世人，传至后人的目的，再加之碑刻并无规定只有某类阶层才可以使用，因此社会各阶层都可以使用碑刻来传递信息，这也就为我们观察古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绝佳的窗口。明清时期，苏州乃是东南财赋汇聚之地，工商业发达，明人丘浚云：“江南财赋之渊薮也，自唐、宋以来，国计咸仰于是”，商业浪潮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碑刻的产生。

　　由王国平主编的《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中就收录了不少有商人与商业管理的事例，例如《罗君宗常墓志铭》中就记载了一个军户经商的故事：“君讳纶，姓罗氏，字宗常，世为江右新逾人。有讳名权、庸敏、洪然者,君之曾大父、大父、父也。洪武初，庸敏以丁壮隶名苏卫尺籍中，子孙遂为苏人。家素饶裕，景泰中洪然挟厚资浮巨浸东逾瓯越事商贩，不幸卒于旅寓家。由是少替君甫弱冠即奋然任家事，或出而商，或居而贾，贸迁经营者数年，业复振”，此外，明代的顾伯成“读书敏行，至元间应举不第，遂驰其学以货殖为事，卒致富”（《顾伯成墓志铭》），姚宗道“甫壮即承家业，贾衒”（《故姚宗道墓志铭》），陈士俊“善于货殖，致丰衍”（《故处士陈士俊墓志铭》）。

　　以上所举商人只不过是苏州商人群体的冰山一角，他们的名字能够被重新发现大多得益于他们的商人身份。商业化导致苏州的风气日趋开放，就连妇女亦可以参加经商活动，并且还颇有名气，例如《刘公广扬妻张孺人墓志铭》中就说张寿征“画家政，植生产，悉有条理”，另一位朱孺人34岁守寡后艰苦创业，充拓家业，置办田宅，为世人所赞许（《顾祖母朱孺人墓志铭》）。

　　吴阊钱江会馆碑 会馆的广泛设立反映了工商业经济的繁荣 图片来源：苏州碑刻博物馆

　　与商业发达相伴随的是频繁的商业冲突与问题，《元和县示禁保护沈丹桂堂碑》就记载了一件关于有趣的“商标侵权案”：据沈立芳呈称：身祖世安遗制白玉膏丹，有沈丹桂堂招牌图记为凭，历在台治临顿路、小日晖桥开张发兑，专治裙疯臁疮、一切肿毒等症,应验驰名。近有，无耻之徒，假冒本堂牌记，或换字同音，混似射利，粘呈牌记，叩求示禁，等情。针对这种情况，县衙宣示众人不得随意盗用侵占沈丹桂堂的商标。由此可知，彼时的商人就已经对商标较为敏感，而这块碑刻大概率是由沈丹桂堂所立，沈丹桂堂树立该碑刻的目的无疑是想借用官方权威来维护自己的产权，这方碑刻也就具有了专利证明的性质。此碑刻反映的冲突与问题还较为温和，但是《苏州府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所反映的问题则上升到了两个阶级的激烈对抗。

　　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苏州城内从事纺织业的机匠实行大规模罢工，引起了机户与官府的恐慌，因此立此碑劝诫机匠，细读此碑，可知该碑完全是站在机户和官府的立场上发声，碑中明确规定：“嗣后如有不法棍徒，胆敢挟众叫歇，希图从中索诈者，许地邻机户人等，即时扭禀地方审明。应比照把持行市律究处，再枷号一个月示儆。”可知彼时因为商业发展而带来的社会阶级分化与冲突，相似的碑刻还有《苏州府约束踹匠碑》，该碑刻同样记载了官府和商人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踹匠反抗压迫的经过，也因此，这些碑刻也常常被史学界视为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最好证据。

　　社会中的碑刻是五彩缤纷的，他诞生于各种社会群体和组织当中，也承载着关于社会的记忆。除却商人群体外，王国平主编的《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还收录了大量妇女、儿童、郎中甚至是农民的墓志铭，这些都是我们在正史列传中无法发掘的历史，但却因碑刻的传世而变得活灵活现。如有一名为张润之的郎中，毕生精力尽萃于医，并且乐善好施，曾经“自制丸膏，煮炼谨密，不假手于人，施送以万计，利沾穷黎。性不喜治生，所获酬资恤孤寡、除道路、筑桥梁、建宗祠、修坟墓，服务桑梓垂数十载”（《张润之墓碑》）。个人慈善的联合则很有可能形成慈善组织，苏州善堂中最为著名的即是虎丘普济堂，《长州县奉宪倡捐善田碑》称该堂为“天下第一善堂”，并指出说“凡有疾苦处于死境者，得以再生，生者得以立业，愈者得以旋归，全活千千万万，功德不可思议”，可见普济堂功效之大。

　　以上所述皆为苏州民众的物质生活，但实际上彼时民众的精神世界亦在碑刻上留下过痕迹。从目前存留下来的碑刻来看，苏州民众的社会信仰较为多元，包括道教、佛教、回教、基督教、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其中最为有趣要属民间信仰，学界一般认为民间信仰是发轫于民间社会内部的信仰，背后不仅仅与社会文化相联系，更与当地具体的历史过程、权力结构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乾隆八年立的《火神庙重建记》中记载道：

　　国家怀柔百神，凡先农八蜡，靡不报享，而火神秩在祀典。吴郡为东南要津，地大俗庞，金、阊门内外，居民百万家，室宇栉比，货物充物，人浩穰而气炎郁，岁常有火灾为民患……郡故火神庙在清嘉坊，旧制卑隘不称。近岁虽扩其址，久未即功,当祭无以妥神。乃偕二三寮属，相与劝率，滑日鸠工庀材，更择绅士郑培基、汪令崞、张凤翔、张士麒，俾董其事，群情踊跃,众力竟赴，阅四月告成。

　　苏州并非所有地区都崇拜火神，想必只有人多地狭，民房聚集的才会祈祷火神保佑，希冀房屋不会受到火灾侵袭。此次火神庙重建活动，似乎由官方发起，但地方乡绅在这个过程中也出了不少力，由此可见民间信仰在多方因素的促进下延续的过程，值得玩味。

　　碑刻并不完全是文人雅士的专属，事实上，苏州碑刻如此兴盛，背后不仅仅因为文风之盛，更有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原因。正是在多方因素的促进下，苏州碑刻所体现的内容也并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为我们了解立体的苏州历史和成就打开了一扇窗口。无论是从技术手段还是内容而言，苏州碑刻都是值得保护和发扬光大的宝库。愁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