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国际之金砖逆袭（作者：赵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传承有序的人类高度文明形式，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为何至今“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特别是完整展现夏朝历史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是现在崛起中的中华民族必须给自己的一个历史交代。

　　虽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夏文化研究成绩显著，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才能完整地呈现中国夏商周三代历史文化发展的原始进程，再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再创中国文化的辉煌。

　　经过笔者的筚路蓝缕，跋山涉水，排除万难，倾家荡产，呕心沥血，砥砺前行，艰苦卓越的深入研究，一个完整的中国夏商周三代历史发展过程已经呈现，一个传承不断的中华民族文化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已经清晰，一个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已经诞生。

　　淮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发展中一条多灾多难的地区。据历史文献统计，公元前252年至公元1948年的2200年中，淮河流域每百年平均发生水灾27次。1194年黄河夺淮初期的12、13世纪每百年平均水灾35次，18世纪每百年水灾74次，16世纪至新中国初期的450年中，每百年平均发生水灾94次，水灾日趋频繁。从1400～1900年的500年中，流域内发生较大旱灾280次。洪涝旱灾的频次已超过三年两淹，两年一旱，灾害年占整个统计年的90%以上，不少年洪涝旱灾并存，往往一年内涝了又旱，有时则先旱后涝。年际之间连涝连旱等情况也经常出现。

　　淮河洪水按影响范围可分全流域性洪水和区域性洪水。全流域性洪水是由于梅雨期长、大范围连续暴雨所造成。区域性洪水由局部河段或支流暴雨所造成。历史上1593、1612、1632、1730、1848、1850、1898、1921、1931年曾发生过大洪水。1950年与1954年淮河流域再次连续发生两次全流域大洪水，新中国在国家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非常时期，毅然发起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全民治淮水利工程。

　　淮河，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因其优越独特的地理自然气候条件，成为主导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天下中国”。“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江淮熟，天下足”，这古老的歌谣不知流传了多少个年代，成为淮河流域优越自然环境与历史地位的真实写照。北宋思想家李靓在《寄上富枢密书》中对江淮地区有这样的一段评价“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一代学术巨匠梁启超也曾说：“淮河流域阳开阴合，为我国数千年来政治历史的中心，其代产英雄，龙跳虎卧，为吾国数千年人物史的代表。”

　　1945年，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与新中国国家领导人交流治国方略、兴国之策时，对兴国兴政谈了自己的几点见解。翦伯赞先生对江淮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对历代政府政权稳定重要影响时评价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发生在江淮地区的农民起义是最多的，也是最成功的。他从秦末发生在东阳城（现盱眙县马坝镇内）的陈缨、项梁起义及陈胜、吴广起义；汉时的刘邦、项羽起义；隋唐的杜伏威起义，在历史上又称江淮起义；宋金以淮河为界的对峙局面；明代朱元璋从一个讨饭者造反并建立明王朝等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与江淮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重要的是造反起义事件都直接地推翻了当朝政权。这是为什么？接着翦伯赞先生又说，中国有四大粮仓，江淮地区地处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跨越了两大粮仓地带，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就有“江淮熟、天下足”和“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之说。在这样一个广袤的地区，有那么多的人口，如果这些人民群众连基本生活都得不到保障的话，他们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造反。中国有句俗话，叫“饿死不如做强盗”，这样造反的力量一旦形成，他们人多势众，死心塌地，势不可挡，任何力量都难以。所以说，江淮地区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当朝政府的社会稳定。

　　淮河中下游地区，在中国的上古历史中，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代时期被称为淮夷；江淮地区称为南夷、南国、南土；淮河下游的东海入海口地区称为东夷。从西周时期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西周王朝整个时期的战争对象，主要为淮夷、东夷、南夷以及南夷淮夷合称的南淮夷。其根本原因，正在于翦伯赞先生所谈到的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与江淮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江淮熟、天下足”。

　　对西周王朝的周武王伐纣灭商的历史经过，孔子概况为“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周武王在北伐商纣王占领并毁灭殷都后，即南下征伐殷商王朝的南都——大邑商，将南国纳入西周王朝的疆域，稳定了广大的中国东南地区。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记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如翦伯赞先生对中国历史的总结，首先对天发誓，告诉西周的王公贵族，我们要居住在南国这里，让新王朝能够得到这里人民的拥戴并保护这里归顺的人民。

　　于是，周武王将殷商王朝的大邑商经营为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城。管理并统治广大的中国东南地区，西周王朝统治正式建立。成周，即成就西周王朝统治之城。中国的夏商周三代中的“周”，实际历史文化含义，即特指“成周”。根据笔者的深入历史研究成果，此成周城即是今天淮河中游涂山之北二十公里处，北淝河四方湖畔的古城遗址——四方湖古城，西周王朝统治东南四方的“四方湖古城”。周公周公旦在其《诗经》作品《民劳》中，对经营成周四方湖古城的重要作用与目的时，反复强调“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民亦劳止，汔可小安”；周公同时反复陈述了经营成周四方湖古城的重要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大大缓解了西周统治者与淮夷人民之间的阶级矛盾与地区矛盾，实现了“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的天下和平局面。

　　《左传》昭公四年云：“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十一年曰：“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商纣王反动的东夷战争，成为商纣王失国身亡的主要原因。这就不难理解【何尊】中“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将商都大邑商改建为成周城的英明决策，周公经营成周四方湖古城时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的良苦用心。只有把西周的政治统治中心建立在淮夷的四方湖古城，才能成就西周的王朝统治，才能稳定东南的广大地区，才能实现“而民和睦，颂声兴”的天下安定。因此，今天的四方湖古城，是承载周王朝与商王朝兴亡的中国历史之城。商王朝与西周王朝之所以将其统治中心建立在四方湖古城，其基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加强对广大东南地区、淮夷地区的统治与管理，实现“江淮熟、天下足”，享受“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美丽富足。

　　殷商王朝将其南都大邑商设立在淮夷四方湖古城，西周王朝将其东都成周建在淮夷四方湖古城，并非殷商王朝与西周王朝对淮夷地区民众的恩宠，而是由淮夷北淝河四方湖古城的历史文化地位决定的，因怀远北淝河流域优越的地理自然环境、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的。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与民俗传承，“北淝河，淮河支流，介于涡河与浍河两流域之间，古称夏水、泓水、陂水、北淝水、北淮水”，“北淝河，下游古城镇一带是上古夏氏居地”。北淝河，在上古不同时期称之为夏水、北淮水。夏水的名称来源与夏王朝夏文化夏民族有着本质的关系。北淮水名称来源与淮夷人民上古生活区域有着根本联系。“北淝河下游古城镇一带是上古夏氏居地”，更是肯定明确了四方湖古城一带为夏王朝的建立者夏后氏部落的唯一居住生活地区。因此，四方湖古城为夏后氏建立的夏王朝都城，是夏文化的发源地，是夏民族的发祥地，是确凿无疑的历史结论。据民国二十年《安徽省通志》记载：“北淝河即古北淝水，旧出龙山湖”。传说四千多年前，上古夏氏曾迁居于此。据《蒙城县志》，北淝河，古称夏水、泓水、陂水。《蚌埠市志》则称北淝水，即古北淮水。

　　“北淝河下游古城镇一带是上古夏氏居地”，也就证明了另一个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结论：大禹是土生土长、生于斯长于斯的北淝河四方湖古城人民先祖，是中华民族可考的人文先祖。大禹治水的两大举措：一是对淮河干流荆涂二山的凿山导淮，疏导了淮河干流的水患；二是“禹勤沟洫”疏浚北淝河中下游地区四方湖古城一带的内涝，挖掘出横平竖直因地制宜的人工排涝灌溉渠道，建立旱涝保收的农耕生活区，保障了人们安定的生活，积累下丰富的物质财富，最终孕育出内容丰富的华夏文化。在两百年前的清嘉庆时期地方县志水文地图中，大禹治水的历史成果仍清晰可见。只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缺乏相应的国家保护，这些见证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历史遗迹，已经逐渐模糊并消失。如图：

　　大禹以其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带领北淝河上古夏氏族部落与上古淮河涂山氏族部落，改造自然，挖掘沟洫排除内涝，凿山导淮疏通淮河干流河道，造福淮河中下游地区万国部落，成为万众敬仰的中华民族英雄。大禹带领四方湖古城人民与淮河涂山氏人民创造的丰功伟绩，造福四方人民，成为中华民族国家文明产生的基石，并诞生了以夏后氏族生活的四方湖古城为中心的王朝国家管理机制。中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王朝正式诞生。以北淮水北淝河为文化存在载体的夏文化，从此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原始源泉。

　　《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生活于北淮水上游涡河之阳的老子，创立了道家思想；“欲居九夷”的孔子，传承东夷民族“言仁而好生”的仁爱文化，创立了儒家思想。因此，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皆产生于北淝河四方湖古城地区诞生的夏文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历史结论。

　　《左传》云：《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后羿做为东夷族的首领，是夏王朝统治下的原始夏民，利用夏后氏族力量的衰弱，垂涎夏都四方湖古城的繁华奢侈生活，取代夏后氏族而成为夏王朝的王，统管夏政，成为夏王朝时期特殊的“后羿代夏”历史。后夏后氏少康复国，重新取得夏都四方湖古城的统治权，延续了夏王朝的命脉，保证了夏文化的稳定发展。

　　在夏王朝的夏桀统治时期，因夏桀的劳民伤财、穷奢极欲，夏王朝也因此失去了周围九夷氏族部落人民的拥戴，而众叛亲离。北方的商汤部落，利用这难得的时机，南下一举击败了生活于四方湖古城的夏后氏族。失去周围九夷氏族保护的夏桀，兵败只得渡过淮河南逃于南巢，了此终生，夏王朝由此灭亡。

　　商汤在灭亡了夏王朝，攻克夏都四方湖古城后，面对繁华繁荣的夏都四方湖古城，商汤本欲将在此设立为商都，“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商汤只得将亳做为国都。商王朝经过两百余年的频繁迁都后，最终将四方湖古城更名为“奄”“商奄”，成为商王朝的都城传承了2、3代。在商王盘庚时期，因某种原因，盘庚设立殷商王朝南北双都制，迁居北方殷地建立殷都，开始了273年的殷墟历史。但是，四方湖古城作为殷商王朝的南方商都，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一直是统治管理东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成为商王朝商文化的代表，影响着整个东南地区。周武王所克“大邑商”，即周公东征的“奄”“商奄”，并成为西周的东都成周城。

　　由此，一个传承有序、延绵不断的中国夏商周历史传承地，历经两千八百年的沉寂，就此呈现于世：四方湖古城因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气候环境，成为孕育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因四方湖古城上古夏氏首领大禹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改造了自然建立了夏王朝；四方湖古城因夏王朝建立夏都的繁华，而成为殷商王朝的商都，延续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中心地位，传承了夏商文化的延续发展；四方湖古城因商王朝的“大邑商”“天邑商”历史文化地位，成为周武王建立西周王朝的东都成周城，实现了西周王朝对东南地区的统治，成就了西周王朝。

　　因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为何至今“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特别是完整展现夏朝历史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正是因为淮夷四方湖古城历史文化研究的缺失，对淮夷四方湖古城历史研究的漠视而造成。以四方湖古城历史文化为标志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必将以其历史的辉煌，再创中华民族文化的新成就，带领中华民族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这就是素有“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之国、不死之国”美誉的中国，五千年来延绵不断、默默无闻地传承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