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这五个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具有重要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文化往往都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的进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方铭教授的《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考源》（人民出版社）以大视野、大文化系统论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联和创新，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理论的自觉。全书论述严谨深刻，逻辑严密客观。

　　首先，该书阐述了什么是传统文化，区分了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别。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传承道统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公为核心，以忠恕、均平、仁惠为三个基本点，分别体现在个人、社会、国家的不同层面，并详细论述了中华传统文化以爱人为本，强调天下情怀和士人责任，强调底线意识，是一心向善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主体性、传承性、普遍性、世界性、永恒性特征，是萌芽和生长在中国的文化，是符合人道主义的文化，是符合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文化，是可以构建未来的文化。

　　这本书的重点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价值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的考源，这部分共有十二章，分别讨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各个概念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深刻内涵，作者熟悉中国古代典籍，洞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特点，因此能取精用宏，比如关于富强，即分别论述了国富民富、国强民强、国强民富、国富民强几种社会形态的意义，提出建设国富民富、国强民强的社会形态。作者对每一概念的梳理，都坚持科学的人文立场。

　　该书在坚持理性阐释“是什么”的同时，还注重以中国古代经典故事来说明“怎么做”的问题。譬如说民主，作者集中讲授了民主和民治的联系和区别，以及民主和法治的内在联系、形态上的分工协作以及心理价值上的本质统一。又如诚信，《礼记》指出，“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方铭教授认为，人们对诚信的追求和遵守就是诚之者，信是守诚，诚信是心里和言行的一致，那么就是哲学上的应然，也就是应道。只有应然和实然的统一才是必然，只有必然才可以将道、道德化为行为规则。那些盟誓的方式、礼仪的形式或者法律的规定都是不同时期的诚信形态的塑造原则。因此，不能单单强调某一个原则，譬如《荀子》认为，信就是霸道，仁才是王道，单单割裂开来看是一种片面的认识。方铭在阐释时努力避免这种片面。

　　和一般的直率说明不同的是，方铭始终坚持对言语的关注，一个概念他往往举出多种同义词进行辨析，并提出反义词来比较，充满辩证思维，这样阐释概念尤其清晰。譬如说自由，他强调自由的边界，以“纵民所欲”为例，即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但这个所欲不能侵犯他人的所欲，所以为所欲为不是自由。他也仔细辨析了20世纪初期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没有自由传统这种观点的错误。再比如法治，他区别了儒家的法治观和法家的法治观之间的区别，指出儒家的法治观才是法治的正确道路，而法家的法治观根本上是反法治的。

　　长期以来，方铭教授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且致力于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人类共同价值研究结合起来，坚持站在学术一线，推动当代文化的健康发展。《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四期发表的《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中的自由观》，以及他《从原始儒家的终极理想看中西价值观的一致性》等一百余篇论文，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另外，他的《儒学与21世纪文化建设》《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秦汉吏治监察举劾知见录》（上下）《儒家经典与中国文化》《中国儒学文化大观》《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等多部专著，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21世纪文化建设统一在一起，把法治建设和当代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既体现了学术性，又有很强的时代感。在主持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和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的工作的时候，他还多次召开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21世纪文化建设、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对推动相关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2016年，方铭教授主持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研究”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资助。从2017年开始，他先后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的再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是传承道统的中国文化》《富强释义及孔子与原始儒家的富强观》《均平观念与平等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等二十余篇论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进一步细致、系统的阐释。这本《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基础考源》是其承担的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结项成果，堪为一部研究践行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典范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