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贼王457集本文论述了西域地名文化的概念，西域地名形成的特点和规律，西域地名的功能以及西域地名的内容分类、构成情况和文化现象。

　　地名，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现象；就其功能而言，是地域方位的符号。但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它们承载的是历史，是地理特征，是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是民族的发展轨迹，因此它是民族文化的载体。通过地名文化，我们可以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一个侧面。地名的产生和演变，又是一种文化“运动”现象；绝大部分地名信息，给世人提供的是一种历史文化气息，它带我们进入历史的遐思，因为每一个具有文化意义的地名，都是一段历史，很可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地名文化，它们为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光彩。

　　西域之称，自汉代缘起，直至19世纪渐被弃用，沿用近两千年。在这两千年当中，通过各代中央政府的不断经营，西域与祖国的关系不断得到巩固，西域各民族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自西汉至清代，在西域历史舞台上，来自不同地域的民族，都曾留下了自己灿烂的文化痕迹。其中历代形成的西域各类地名文化，是西域各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地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域地名文化，也使中华地名文化内容丰富多彩，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西域自公元前60年归入祖国版图以来，在历代有关史籍、文献、游记等当中，不断出现有关西域的各种地名、部族名以及城邦诸国之名。到清朝末期，有关西域的各类地名已达一千多个（以大中型地名为准）。这些地名的产生，为西域地名文化奠定了基础。分析这些地名，都具有地区特色、民族特色，并有厚重的文化蕴涵。今天，自古延续的西域地名文化，已经深入新疆各族人民的记忆之中，各族人民往往通过这些地名概念，表达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也通过它们寻根溯源，表达对自己祖先的敬重。

　　长期以来，地名研究在有关社会科学和交叉学科研究方面是一个薄弱的环节，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尤其是西域地名研究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基本上无人涉足。从历史研究角度讲，地名文化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地域史，探讨民族史，均离不开地名，它们是极为重要的资料之一；划定一条国界，分清一个地域界线，弄清一个历史事件，如果离开具体的地名（包括山川、河流等名称），就无从谈起。西域地域史和民族史千头万绪，该探讨和理顺的问题也极为繁多，这其中，各类地名（也包括准地名）的正本清源工作，以往似乎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是熟视无睹，未能看到其重要性，这是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缺憾。

　　西域地名由诸多不同类别的地名因子（具体名称）构成。到清朝末期，有关西域的各类地名已达一千多个。这些地名，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形成过程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和自己的特征。

　　首先，地域性是这些地名的共同特征。地域性特征与气候、地理环境紧密相关。西域（主要指现新疆）地理特征是：多山，多戈壁沙漠，绿洲聚落一般面积不大；气候干旱、寒冷，风沙大；区域内自然屏障较多，草原发育独具特色，河流体系不规正，南北疆地域特征相差较大，交通极度不便。在这种条件下，古代西域各部落、部族及民族，往往各以某一绿洲片区为活动区域，或互不通属，或相树敌争战，或相互依附，形成诸多城邦诸国（或称城郭诸国）。这种情况自汉代至魏晋南北朝尤为突出。这一历史时期的史籍，记载了西域的地名化“城邦诸国”名称。通常我们认为，汉籍所称之“西域三十六国”系同一时空的概念，但只要作些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种认识未免偏颇。实际上，所谓“西域三十六国”并非同一时空概念的“国家”，也非仅为“三十六国”。从有关资料可知，这种“城邦诸国”前后有五十余个，并且多数“国”名为现代地名打下了基础。通过分析这些地名化的“国”名我们发现，绝大部分地名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并且很多地名所含意义长期不为人所解，引起学者的争论。到目前被确认所谓“西域三十六国”名称已演变为现代地名的有：“婼羌”、“鄯善”、“且末”、“皮山”、“蒲犁”、“于阗”、“莎车”、“疏勒”、“乌孙”、“温宿”、“尉犁”、“焉耆”等。此外，未能演变为现代地名的“西域三十六国”其他名称，也都是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地名意义的名称，如：“小宛”、“精绝”、“戎卢”、“扞弥”、“乌托”、“西夜”、“子合”、“依耐”、“难兜”、“尉头”、“姑墨”、“龟兹”、“渠犁”、“乌垒”、“危须”、“卑陆”、“郁立师”、“狐胡”、“车师”、“渠勒”、“蒲类”等。同样，上述绝大多数地名化名称的含义，亦不为人所解，成为历史的疑案。

　　在探讨西域地名地域性特点现象时，还有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些部落或部族名称往往地名化，并延续至今。如乌孙，此系汉代前后在西域较为活跃的部族，曾在西域建立“乌孙国”。他们曾经活动过的山脉，现在仍称为乌孙山（察布查尔县南部山脉称乌孙山）。又如锡伯，他们是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自东北西迁至新疆的，以本民族名称命名的地名也有不少，如阿勒泰地区额尔齐斯河边就有一个地名叫“锡伯渡”，它是当年锡伯族西迁军民渡过额尔齐斯河之后形成的地名。再如塔城地区亦有称“锡伯提”的地名，它也是因锡伯族而得名的。

　　其次，民族性是西域地名的另一重要特征。关于地名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在少数民族地区或边疆地区地名文化中是很普遍的现象。这是中华地名文化丰富多彩的一面。自汉代以前至明清，西域一直是众多民族进行游牧、耕种活动之地。先后有塞人、月氏、乌孙、丁零、匈奴、羌、鲜卑、柔然、高车、悦般、吐谷浑、突厥、铁勒、黠戛斯、吐蕃、回鹘、蒙古等古代民族和近代民族在这一块土地上，或短暂活动，或世代居住生活。由于这些古代和近代民族在西域自古及今的居住生活，使西域地名的产生及其民族性特征的形成，有了深厚的基础。

　　西域地名民族性特征的重要标志是地名的民族语言化。无论是古代遗留的古地名还是近代形成的地名，很多都表现为民族语言化的地名。尤其是古代形成的地名更为如此。这些地名，从语意上讲，有些具有很明显的语属语意，有些至今不知其何语属何语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地名都遗留有古代少数民族部落或部族地名文化因子。综观这类地名，从目前新疆的地域划分上讲，明显地区分为数个语属语区，从大的范围区分上讲，分为南疆和北疆两个地区；从局部地区区分上讲，仅北疆就区分为数个语属语区。南疆又分东西两语属区。南疆西部地区地名文化民族性特征的重要标志是，不仅有早期的塞语地名，而且在后期多为突厥语族语言地名，尤其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地名更是如此。除县市名称外，乡镇级地名普遍都是维吾尔语地名。仅以喀什地区和和田地区来讲，就足以说明问题。例如，喀什地区疏附县：“阿克塔什”、“布拉克苏”、“塔什米里克”、“伯什克然木”等；疏勒县：“英尔力克”、“艾尔木东”、“阿拉力”、“英阿瓦提”等；巴楚县：“琼库尔恰克”、“色力布亚”、“阿拉格尔”、“阿克萨克马热勒”等；伽师县：“克孜勒布依”、“夏普吐勒”、“和夏阿瓦提”、“古勒鲁克”等；岳普湖县：“也克先巴扎”、“色也克”、“铁热木”、“巴依阿瓦提”、“阿洪鲁库木”等；英吉沙县：“艾古斯”、“乔勒潘”、“苏盖提”等；麦盖提县：“吐曼塔勒”、“库尔玛”、“央塔克”、“昂格特勒克”等；莎车县：“墩巴格”、“阔什艾日克”、“拍克其”、“伊什库力”等；泽普县：“依玛”、“古勒巴格”、“阿克塔木”、“图呼其”等；叶城县：“乌吉热克”、“吐古其”、“依力其克”、“柯克亚”、“乌夏克巴什”等；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塔合曼”、“提孜那甫”、“马尔洋”等。和田地区和田县：“塔瓦库勒”、“伊斯拉木阿瓦提”、“色格孜库勒”、“英艾日克”等；皮山县：“固玛”、“科克铁热克”、“乔达”、“巴什兰干”等；墨玉县：“奥依托格拉克”、“雅瓦”、“喀尔赛”等；洛浦县：“拜什托格拉克”、“恰尔巴格”、“纳瓦”等；策勒县：“固拉合玛”、“策勒”、“奴尔”等；于田县：“达里雅布依”、“喀拉克尔”、“英巴格”等；民丰县：“安迪尔”、“尼雅”、“萨勒吾则克”等。以上所列，均为乡镇级民族语地名，若列村级地名，其维吾尔语特征更为明显，但也夹杂着其他语族的地名。

　　南疆东部在元代以前，也是突厥语族部族和民族频繁活动地区，元代特别是清代以后，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范围多由蒙古族居住，时间已愈数百年之久。因此，蒙古族在这数百年历史活动中形成的地名也有很多呈现为蒙古族语属。例如，和静县：“巴音乌鲁”、“额勒再特乌鲁”、“巴伦台”等；和硕县：“乃仁克尔”、“乌什塔拉”、“和硕”等；博湖县：“博斯腾”、“才坎诺尔”、“乌兰再格森”、“查干诺尔”等。

　　北部新疆自古就是多部族、多民族频繁活动地区。自汉代至元朝以前在西域活动的多数部落和部族，都曾在北部新疆活动过。元代以后，在此游牧、耕种的部族开始局部单一化。至清朝末期，这里的民族成分已趋稳定，并形成了各民族各自的文化区域。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锡伯族等成为这里的主要民族。

　　哈萨克族祖先自汉代以来一直游牧于中亚哈萨克草原，公元十五六世纪逐渐形成哈萨克族，清代中后期逐渐游牧于现伊犁、阿勒泰、塔城等地。一百多年来，由于哈萨克族在这些地区长期游牧活动，出现了很多哈萨克语地名，并成为西域地名文化和哈萨克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该州部分县为例，昭苏县：“喀拉苏”、“萨尔阔布”、“喀夏加尔”、“阿克达拉”等；特克斯县：“喀拉托海”、“喀拉达拉”、“科克苏”、“乔拉克铁热克”等；巩留县：“阿克吐别克”、“提克阿热克”、“塔斯托别”、“阿热勒”等；新源县：“喀拉布拉”、“别斯托别”、“阿勒马勒”、“那拉提”等；额敏县：“玉什喀拉苏”、“杰勒阿尕什”、“玛热勒苏”等；裕民县：“吉也克”、“阿勒腾也木勒”、“江克斯”等；哈巴河县：“铁热克提”、“萨尔布拉克”、“库勒拜”等；布尔津县：“布尔津”、“杜来提”、“阔斯特克”等；吉木乃县：“托斯特”、“托普铁热克”、“别斯铁热克”、“喀尔交”等；福海县：“阿尔达”、“解特阿热勒”、“科克阿尕什”等；富蕴县：“可可托海”、“库尔特”、“喀拉通克”等。由于哈萨克族系游牧民族，多数居民世代游牧于山区、林间、草原，故凡哈萨克世居之处，村一级地名多为哈萨克族语。

　　蒙古族在西域的活动历史比较久远。自元朝成吉思汗分封诸子始，西域便有了蒙古族游牧和活动。除已介绍的南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以外，北部新疆的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也是蒙古族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但从历史上看，蒙古族在西域的活动区域非常广，因此，以历史地名为例，蒙古族兴盛时期，在北疆地区形成了许多蒙古语属地名。在现地名中，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保存了很多蒙古语属地名。例如博乐市：“青得里”、“乌图布拉格”、“达勒特”等；精河县：“托托”、“浩图纳莫墩”、“阿健敖博”等；温泉县：“哈日布呼”、“查干屯格”、“安格里格”等。

　　北部新疆的维吾尔族主要集中于伊宁市、伊宁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等地。在这些地区亦形成了很多维吾尔语属地名。例如：伊宁县：“喀拉亚尕奇”、“喀赞其”、“吉里于孜”等；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海努克”、“阔洪奇”、“琼博拉”、“索墩布拉克”等。在北疆地区其他维吾尔族散居地区，还形成了不少维吾尔语地名。

　　锡伯族自1764年自东北地区西迁来新疆后就一直在察布查尔地区屯垦戍边，故凡锡伯族居民集中地区，都形成了锡伯语地名。例如：“爱新舍里”、“乌珠牛录”、“依拉齐牛录”、“堆依齐牛录”、“孙扎齐牛录”、“宁固齐牛录”、“纳达齐牛录”、“扎库齐牛录”、“察布查尔”等。此外，在清代，满族成为统治民族，清政府为巩固统治计，在新疆各地派有不少满营官兵，或为官，或驻守。因此，在新疆各地也留下了很多满语地名，部分延续至今。在回、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聚居地区，也形成了本民族语属的地名文化。总起来讲，地名文化没有其民族性，就失去其地域特色和自己的特点。

　　第三，传承性是西域地名的另一重要特征。传承性对地名文化来讲，是地名在发展变化过程中显示出的文化传承现象。地名文化的传承性特征使地名的文化含量进一步提高，它也是地名的历史性特征的一个方面。所谓传承性主要是针对历史地名而言的。就是说在历史上产生的地名，经过数千年数百年历史的风风雨雨之后，仍然延续至今，并且还具有区分地理方位的功能。这就是社会地理学概念上地名的传承性特征。

　　在谈到西域地名的传承性特征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历史地名都具有这种特征。古老的地名均有其历史性特征，但不一定都有传承性特征。有些古老的历史地名，形成之后经过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发展变化，有的消失了，有的为其他名称所取代，成为历史的遗迹，那么我们只能称其为历史地名，成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而未延续至今，失去了其传承性。在西域历史地名中，以中型地名为例，有不少具有较强传承性特征的地名，而且，不少以所谓的“国”名演变为今县域名，如：“婼羌国”、“莎车国”、“皮山国”、“且末国”、“鄯善国”、“疏勒国”、“于阗国”、“温宿国”、“焉耆国”等。

　　地名在传承过程中，也有一定的变异现象。但这种变异并非根本性的，或面目全非，或为其他地名所取代；而是或有一定的音变，或两者仍具有共同的词根，或只是注音字相异而已，能够从表象上知道两者的关系。分析西域历史地名，这种现象较普遍。例如：“伊犁”、“阿勒泰”、“霍城”、“博乐”、“和田”、“伊吾”、“巴里坤”、“哈密”、“喀什”、“昌吉”、“塔城”、“呼图壁”等地名均有上述特征。

　　历史地名的传承性，通俗地讲是它的稳定性。从时段上分析，西域历史地名，有数百年乃至千年的稳定性，有的自始延续至今。地名的稳定性筑就了其历史性，历史性又增加了其文化含量。所谓地名的文化含量，就是地名的无形的历史价值，故西域历史地名文化，也是西域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地名文化的稳定性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反映出来，即少数民族语地名在民间世代传承使用。

　　第四，阶段性。这是西域地名文化的又一重要特征。所谓阶段性，就是地名文化在历史上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从西域历史来分析，西域地名的产生、演变、丰富，表现出如下几个阶段性：汉朝至魏晋南北朝；隋唐；辽金至元朝；清朝。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域地名初步形成时期。公元前60年，西域正式归入祖国版图，西域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益密切，中央政府对西域各方面的了解越来越多、愈来愈全面，在汉籍中出现的有关西域地名、部族名、“国”名等越来越多，这为西域地名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外，汉朝对西域的经营，促进了西域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又促进了西域各部落、各部族的安定，加上汉中央政府对西域采取的移民屯垦政策，在西域出现了许多移民点和屯垦区，因而新的地名不断增多。这一时期西域地名的特点是，“国”名、部落部族名、地理名称相混杂，但最终向地理名称发展。

　　隋唐时期。西域经济、政治、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屯垦范围进一步扩大，现在天山南北地区出现了很多村落、游牧点和区，汉代形成的地名已趋稳定，所谓的“国”名很多演变为地名，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很多新地名。高车、突厥、突骑施的到来，为西域增添了不少有民族特色的新地名。这一时期，中原与西域的交往空前加强，汉籍对西域的记载更趋详尽，西域地名文化更加丰富。

　　辽金至元朝时期。这一时期，西域历史、文化更加多样化，在西域这块土地上，一些蒙古语族和满一通古斯语族部族加入到多民族行列，如契丹、蒙古等。新疆南北疆各部族之间的交往初步加强，北部新疆地区出现了许多新的村镇。由于蒙古族在西域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先后形成了很多蒙古语属地名，使西域地名文化呈现更加多样化特色。

　　清朝时期新疆内忧和外患交替而至。清政府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至1758年，清政府彻底平定天山南北，新疆重归统一。1762年清朝设立伊犁将军，治设惠远城。从此，开始了有清一代在新疆移民屯垦、遣军驻边的历史。自1763年始，清政府陆续调遣满族官兵以及锡伯、蒙古、达斡尔等军民，在天山南北或在城镇、或在边境、或在要隘屯垦驻戍。伊犁将军又从南疆等地挑取善耕的维吾尔族农户到北疆伊犁地区择地屯垦。随着新疆社会的稳定，世代游牧生活在中亚哈萨克草原的哈萨克各玉兹牧民，不堪沙俄殖民主义者的压迫，纷纷携部举族迁移到伊犁地区，哈萨克族成为新疆民族之一。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经过千辛万苦返回祖国，被安置新疆。之后，许多汉族移民、回族商人、工匠等开始在天山南北定居。至此，随着近代新疆各民族聚居地的逐步稳定，传统意义上的西域地名文化也开始起变化，一部分民族化地名向另一些民族语属地名转化（实际上是被取代）。至1864年新疆农民起义以前，在新疆天山南北逐步形成了汉、维吾尔（新地名）、哈萨克、蒙古、满、锡伯、达斡尔等民族的地名，新疆地名的多民族文化特征更趋突出。

　　清代新疆的外患主要来自沙俄殖民主义。在清代，中国的边界已经基本确定，尤其是我国西部边界，沙俄殖民主义者利用种种手段前后掠夺了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割土之痛使几代中国人难以忘怀。这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都包括在自古相沿的西域范围之内。顺便提醒一下，我国西部边界被沙俄割土之前，已经形成了很多具有地区特点和民族特色的地名，其中不少以卡伦、台站的名称转化为地名。例如：“辉番”、“齐齐罕”、“春稽”、“格根”、“托里”等。直至现在，一些地名仍以音变的形式保留着（在现哈萨克斯坦境内）。

　　西域地名文化丰富多彩，它既表现了西域特殊的地域特点，又反映了自古以来西域多部族、多民族聚居生活的历史事实和文化特征。这是构筑西域地名文化意义的重要条件。西域地域之大，地理地貌构成复杂，地名语属语种繁多，到目前为止，很多地名的含义仍难以破解，亦有不少地名语属还难确定。但是，从地名学科的理论分析，西域地名的类分及构成比较清晰可辨，其中既有与内地地名的共性，又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地名构成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独特现象。

　　我们所说的西域地名的类分，就是指后人对地名的理论上的分类。从理论上看，地名的分类可细亦可粗，在此，为了节约篇幅，采取粗分类的方法。即分为历史地名、自然地理实体地名、文化地名、行政区划地名、居民点地名和经济地名。另外，在目前新疆地名构成中，农垦团场的各类地名亦占一定的比率，但由于农垦团场历史不长，其地名多系现代地名，文化蕴含不厚，故不予介绍。

　　历史地名是西域地名文化构成中文化含量最厚重、最具特色的地名文化。可以说，它们是西域历史的组成部分。西域地名的许多传说都来源于历史地名。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中，历史地名的多少，可以反映该国家、该地区、该民族的历史长短或文化厚重与否，以及对历史文化的重视与否。文化含量厚重的历史地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骄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随意抛弃或改变历史地名，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否定，对历史的漠视，也是一种愚昧的表现。

　　西域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在此活动的部落、部族和民族众多，历史活动纷繁。自汉代至清末，汉籍对西域历史记载由简至细、由局部到全面，其中记载的各代历史地名也是由少而多，在上面提到的部分历史地名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陆续形成的。尤其是目前新疆南北疆各市县名称，多数具有悠久的历史，都有一定的文化意义，是西域历史地名文化的代表，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文化遗产。不仅如此，在西域历史地名中，现存的以历史地名命名的各县市名称，表现为大中型地名，但在小型地名中，如乡镇级地名或乡镇本身名称中，还有许许多多是历史地名，其中许多与西域重大历史事件有关，是这些历史事件的“见证”。故我们不能忽视这一部分历史地名的文化历史价值。以上所说是目前传承、沿袭的历史上的地名。在西域历史地名中，还有许许多多在西域历史上曾经形成并长期使用，后在历史长河中消失的地名，这些地名都在各类古籍、文献中得以记载存世。几十年来，史学工作者在西域历史研究中，都对这些历史地名有不同程度的研究、考证，有了一定的头绪，多数确认了地理方位。虽然它们失去了现代地理方位的符号意义，但作为各代历史上地理方位的指称符号，其历史文化价值同样不可忽视，因为它们也是西域历史的组成部分，没有它们，西域历史将是不完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仍然具有将来作为地理方位符号的价值，要知道，文化含量是使地名能够世代延续的重要因素。

　　在西域地名构成中，历史地名（包括沿袭至今的和已经消失的）的数量占多数，所以我们可以说，西域地名的文化含量比较厚重，在中华民族地名文化中，西域地名文化因厚重的历史地名而独具特色。

　　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包括山川河湖、戈壁沙漠等名称。上面已述，西域地理特点是多山，多戈壁沙漠，地域面积广大，并且草原广阔，河流众多。这为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的形成提供了基础。西域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多数也有悠久的历史，如：“阿尔泰山”、“伊犁河”、“乌孙山”、“昆仑山”、“塔里木”、“赛里木湖”、“叶尔羌河”、“塔里木河”、“帕米尔”等。并且，许多也具备准历史地名的性质。在历史上，西域自然地理实体地名变异情况也较明显，尤其是河流湖泊名称的变化比较大。如伊犁河一名，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据《前汉书·陈汤传》，最初称“伊列”;至唐代称伊丽河或帝帝河；元代则称亦列河（见《西游录》）;至清代称为“伊犁河”。林则徐说：“伊犁之名，盖取《唐书》伊丽水而名之也（故又曰伊江）。”从此可以看出，“伊犁”系自古之称，只是稍有音变或音译不同而已。在目前新疆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中，许多仍未确定其语属语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地名均属少数民族语属地名。

　　文化地名在西域地名中占有一定比重，它包括文体地名、科技地名、教育地名、医疗卫生地名和名胜古迹等地名。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文体、科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地名，基本上系现代形成的地名，文化含量不高，过于时代化，不在探讨之列。而名胜、景点、古迹等地名，均具有历史性特征和文化意义。这些名称，随着历史的发展，多数具有了地名性质。

　　行政区划地名、居民点地名和经济地名，从其命名的历史讲，都没有长久的历史，一般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命名的。但是，命名这些地名，并非随意化，或随意地起新名，或废弃原有之称而改新名，而是基本取历史上沿袭的名称，只要它们不存在歧义就保持原貌。因此，目前新疆南北疆各市县级或乡镇级地名，多数都是具有厚重文化意义的历史地名，都具有地区特色和民族特色。经济地名是新中国成立后才陆续命名的，但是，命名时也是多采用了历史上存在的名称，只有少数是时代化的新名称。因为，无论是行政区划点，还是居民点、经济地点，都是历史上形成的人类聚居点，它们自古便有各自的名称，对这些名称，各族群众既熟悉又有深厚的感情，因此，随意改变它们，容易伤害民族感情，从理论上讲，这也是随意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做法，实不可取。

　　地名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另外又体现在其构成上。观察地名文化发现，地名的构成和形成有一定的规律，这种规律性告诉我们，地名是民族、地域文化的体现。由于西域几千年来一直是多民族游牧、耕种、活动之地，从其各类地名的构成上看，其特征更是西域所独具。从西域地名的语属上分析，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单纯语属型地名，二是复合语型地名。单纯语属型是指单一民族语称谓的地名。在目前新疆的地名中，分别有维吾尔语地名、汉语地名、哈萨克语地名、柯尔克孜语地名、蒙古语地名、锡伯语地名、塔吉克语地名、满语地名、达斡尔语地名等。另外还有不少语属很难确定的民族语型地名。维吾尔语地名遍布全疆各地，但以南部新疆为多。北疆地区维吾尔语地名形成时间都不是很长，而南部新疆维吾尔语历史地名都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新疆的汉语地名汉代就已形成，清代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产生的更多。哈萨克语地名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范围之内，其形成历史一般在一百多年或者更近。柯尔克孜语地名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范围，形成历史也不是很长。蒙古语地名分布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区，其中的历史地名是元代以来逐步形成的。锡伯语地名分布于察布查尔地区，其历史地名已有200多年历史。塔吉克语地名分布于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地区。满语地名分布于全疆各地，均系清代形成。达斡尔语地名分布于塔城地区。

　　复合语型地名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语言构成的地名。它是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象征。它一方面反映了各民族文化在特殊环境、特殊情况下的相互结合，另一方面又深刻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相互兼容性和互补性，说明了西域自古以来多民族杂居的历史事实。西域复合型地名包括如下十几种形式：维汉合璧地名、哈汉合璧地名、维哈合璧地名、维柯合璧地名、蒙汉合璧地名、哈蒙合璧地名、锡汉合璧地名、维锡合璧地名、哈锡合璧地名、柯汉合璧地名、汉满合璧地名、哈达合璧地名、蒙维合璧地名以及哈蒙汉、维蒙汉、锡蒙哈等三种以上语言合璧的地名。合璧的语言顺序又各不相同。

　　西域地名的又一有趣的文化现象是，从地名的语意上分类，可以看出地名命名或形成依据的不同情况，就是说地名的命名或形成与当地当时的环境、条件、人文因素等密切相关。总起来讲，西域地名的形成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以地理、水系形状命名，即地名基本说明地理（如山脉、地貌、谷地等）和水系（如河流、湖泊等）的状貌；第二种情况，以部族名、人名、动植物名等命名；第三种情况，以自然资源和地理实体的颜色等命名；第四种情况，与历史事件、军事活动、生产活动、交通运输等有关的地名；第五种情况，水系名变地名、地名变山川名等多种地名文化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