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大姐大文化旅游，是一种新兴的旅游产业模式，其核心即为文化。根据藏羌彝走廊地区丹巴县的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所获得的经验，能够证实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正是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对丹巴县文旅融合产业开发模式中优秀文化传统所体现的重要意义进行研究，并针对个案当中的规律进行普适层面的深入探讨，亦可实现丹巴区域文旅融合产业开发个案与当前藏区文旅融合发展平台之间，从特殊性到一般性的对话。

　　丹巴县的选美活动是基于民俗仪式的凝聚力实践之一，这一实践具有普适意义。在当前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整体社会背景下，年轻人口整体上表现出较明显的、由乡村向城市聚集的向心流动趋势，即乡村的年轻人普遍以接受教育、外出务工、城市定居等方式向城镇地区集中，乡村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老龄化趋势，乡村人口组成当中，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能力或劳动能力相对薄弱的老年人比例升高，一些劳动力输出主要省份的乡村甚至出现了明显的“空心化”现象。而外向流动人口的周期性回流，则是指在特定的时间段，或特定仪式活动举行时外向流动人口发生的集中回归。这种集中回归的发生机制，则应为民俗仪式的凝聚力。

　　民俗仪式的凝聚力，主要是指人群基于民俗文化仪式而产生族属认同感，并因共同的族属认同和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凝聚力。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地域的民俗仪式所折射出的共同文化，则是产生共同心理素质的基础，是源头活水，共同心理素质则是共同文化在思想意识领域的集中体现，是其核心的部分，所以，共同的民俗文化使人们形成共同的心理素质，而体现在文化上，便是一种认同感。有了认同感，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民族凝聚力，而民族凝聚力则是民族得以存在，并能不断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因各种原因外向流动的、以年轻人为主的人口群体通过对家乡民俗仪式的亲身参与和体验，强化了其族属意识，内化了其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认同感，进而被赋予更为强烈的动机参与其他时间节点、或下一周期的民俗仪式。在此意义上，根植于地域特色文化传统的民俗仪式，是乡村人口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这种凝聚力促成了本地外向流动人口基于文化传统的周期性回归，也就保留了乡村的活力，使之能够维持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将基于民俗仪式的集中回归定义为一种周期性的、短时的回归历程，那么，与之相对应，在丹巴县区域内，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回归，其规模和显著程度远小于前者，但其回归过程更为持久和稳定。这种回归主要表现为，在外接受教育的年轻人选择回到故乡工作或创业，或者长期在外工作的本地居民，因退休或其他原因终止工作，回到故乡定居。这种回归机制，较之基于民俗传统的周期性回归更为内化，其作用通常表现为潜移默化的，且对个体的作用更为个性化，可见的组织形式并非必要条件。这种回归，即是浸淫在一个文化语境母体中的个体，基于文化归属感所选择的回归，亦即“乡愁”。

　　“乡愁”这一概念被应用到我国乡村开发建设中，始于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会议上，习提出：

　　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⑤

　　习提出的这一观念不仅仅是对尊重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化，同时也蕴含了精神文明层面的“故乡认同”，亦可理解为民族文化语境、民族文化传统与自身族属身份三者之间的共情统一。

　　语言是文化的表达方式之一。母语则代表了一个个体所根植的文化土壤，及其所属的文化语境。在此意义上，母语既可理解为对故乡文化传统的一种指代，也是个体与其文化传统相连接的一个重要锚点。换言之，对于外向流动的个体，其“乡愁”的情感体验，是需要有母语作为媒介进行实践的。人们母语情感的这一功能，是文化在社会组织构建当中功能性的一般规律。故乡的民族文化认同以对母语的运用和基于语言的“我者”认知得以直观地、具象地表达出来，因而唤起了外向人口的“乡愁”情绪，从而促成了本地外向流动人口基于文化认同的长期稳定回归。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是加快旅游发展的精神动力；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是提升文化魅力的重要依托。”基于这一指导理论，结合对藏羌彝走廊地区的实地调研结果，包括丹巴县在内的多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正是立足于当地本土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所进行的一种发展实践。

　　2019年7月24日，习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上通过了包括《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在内的多项重要文件，并在文件当中指出：

　　要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对各类文物本体及环境实施严格保护和管控，合理保存传统文化生态，适度发展文化旅游、特生态产业。⑤

　　由此可见，当代社会，文旅融合产业已成为旅游业发展新的增长极，而文旅融合产业的基础须立足于地区优秀的特色民族文化传统。所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优秀的特色民族文化能够为地区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丰富而极具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与此同时，健康的、合理的文化旅游开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挖掘和强调民族文化传统，使优秀的特色民族文化受到关注，并赋予其更稳定持久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通过地区文化旅游开发，还能够拉动地区经济，提升人们生活水平，使地区特色民族文化资源方面的优势以更为直观、更具象的方式直接反馈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通过以文化资源促进的经济水平提升，强化人们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文化自豪感，进而成为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语境基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同样是地区文旅融合产业发展伴随的正面作用之一。文化传播需借助一定的渠道，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使游客得以沉浸式地体验民族特色文化，正是推介优秀民族文化的契机。

　　从丹巴县外向流动人口的回归模式不难推断，在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当中，文旅资源是基础，而具有本地文化归属感的人，则是文旅融合发展可持续的关键，同时具有本土文化语境生活背景和人才，则是故乡建设的主要力量。换言之，故乡的文化归属感及故乡认同，亦即“乡愁”之情，在精神层面上主导了外向流动人口的回归，从而实现了乡村地区文旅融合产业可持续发展。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是外向流动人口回归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也是“乡愁”的情绪之源。先有独一无二的故乡，才有乡愁。而在民俗传统与民族认同双重维度所维系的动力下回归的人才，也是振兴乡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所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持。这部分人一方面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另一方面，这一群体熟悉本土民族文化特质，更能够在先进发展理论的指导下，摸索出最适应本土实际情况的发展策略，从而具有针对性地、高效地践行全面小康发展方略，实现藏地乡村发展振兴及藏区社会的全面小康建设。

　　综上，无论从文旅产业的一般经验和理论角度，还是从丹巴县文旅产业开发实践之个案所体现出的实际现象角度，均能够得出如下结论：优秀的地域民族文化与地区文化旅游产业开发之间，无疑应当具有相互强化、相互促进的正向反馈作用。

　　在此意义上，这一结论具有普适性，能够推广适用于包括藏区在内的大多数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区域。文旅融合发展在当前社会语境下，既是适应藏区特殊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最优经济发展策略之一，也有利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促进社会稳定、有利于全面提升藏区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与此相应地，要开发文旅产业，就必须要继承、保护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推介优秀的地域特色民族文化，保护民族文化语境及作为文化重要载体的少数民族母语；而人们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族属意识以及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则构成了文化旅游开发所不能缺少的精神基础。

　　⑥习于2019年7月24日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文件《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内容。

　　[1]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中国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017.

　　[2]徐学书.“藏羌彝走廊”相关概念的提出及其范畴界定[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7).

　　[3]徐新建.民族身份的再激发——丹巴藏寨及其旅游影响[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