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车遭人开13枪本章作者感谢迈克尔•费尔班克斯和凯亚•米勒对本文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同时亦向研讨会其他与会者表示谢意。

　　态度、价值观和信念，有时笼统地称之为“文化”，它们在人类行为和进步的过程中，无疑起着作用。我在一些处于很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国家、州邦、地区、城市和公司工作过，对此有所体会。问题不在于文化是否起作用，而在于如何从更广泛的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一作用。已经有大量的文献从各种视角探讨文化与人类进步的联系。我在本章中所探讨的，则是这一广袤领域的一个局部，即可以称之为“经济文化”的那些因素在经济进步中的作用。经济文化，是指那些对个人、单位及其他机构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文化在经济进步中起作用，这是没有疑问的，可是怎样做到在兼顾其他有影响的因素的情况下，来诠释文化的作用，而且把文化的影响单独提出来，却相当不容易。人们在谈论文化在经济繁荣中的作用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一些被认为是可取的一般性文化属性，例如勤奋，主动性，重视教育，以及来自宏观经济学的因素，例如储蓄和投资的习惯。它们当然与繁荣有关联，但是这些一般性的属性当中，没有哪一项是明确无误地与经济进步相关。工作勤奋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勤奋工作所遵循的指针和方向。主动性是重要的，可是并非所有的主动性都是有成效的。教育是关键性的，但同样关键性的是看追求什么样的教育，以及将教育用于什么样的目的。储蓄固然好，但要看储蓄的钱是否得到有经济效益的配置。

　　实际上，同样的文化属性，在不同的社会中，甚至是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时期中，对于经济进步而言，可能具有很不相同的意义。以节俭为例，它在日本起了好作用，然而是到近年的持续衰退为止；如今它却构成了经济复苏的一个障碍。只要调查一下经济成功的一大批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日本、意大利、香港、新加坡、智利、哥斯达黎加等等的实例，就会看出，它们各自的有助于改善经济状况的文化因素有许多差别，错综而微妙，这进一步证明文化与繁荣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关系。

　　在本章中，我将探讨化与经济文化与经济进步之间的复杂联系。这里主要是以国家或者邦、州为地理单位来看繁荣的水我一般是谈各个国家的情形，然而，相关的经济单位往往也可能是更小一些。几乎在每一个国家中，各个邦、州或地区的经济繁荣程度是有明显差异的，其原因有时也可能归结到态度、价值观和信念。在思考一些跨地理单位的群体——例如各地的华人——的经济繁荣程度时，也可能应用许多同样的因素。

　　下面，我将首先概略谈谈人们近年来对当今全球经济中繁荣源泉的认识。接着，我将就这些源泉与有助于繁荣的各类信念、价值观和态度二者之间的联系，

　　提出一些初步的看法。在这方面，我们会遇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些无助于生产率文化为什么会出现、并持续存在？我将从近百年来流行的经济思想和状况的角度，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最后，我将谈谈在现代经济中，文化差异的存在有多大的余地，以及在市场全球化引起的经济趋同的情况下，文化的影响可能起什么样的变化。

　　一国的繁荣，或生活的水平，取决于它利用其人力资源、资本及自然资源所实现的生产率。生产率决定着可持续的工资及资本贏利率的水平，而后二者决定着一国人均国民收入的高低。因此，生产率是“竞争力”的基础。它取决于一国的企业所生产出的产品及服务的价值、r例如来自品质和独特性以及生产率的价值。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为迅速而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创造条件。

　　在现代全球经济中，生产率所依赖的，主要不是一国企业在哪些产业从事竞争，而是它们如何竞争，也就是说，它们是如何动作的，它们的战略如何。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几乎任何一个产业的企业都可以通过运用更成熟的战略，投资于现代技术，而提高其生产率。在各行各业，例如在农业、小包裹递送或半导体生产这样一些极不相同的领域，现代技术都为升级换代提供着重大的机会。同样，几乎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有采用更先进的战略的余地，其中包括区分不同的顾客对象，产品和服务作适当的差异化，按照顾客的特定需求安排有效的产品递送链。

　　因此，政府挑选有制胜能力的产业而给予优惠的做法，是有缺陷的。在新的“生产率范式”中，谈不上哪个产业好哪个产业不好，而是要看企业能否采取最好的方法，集合最优秀的人才，利用最好的技术，来尽可能不断提高生产率水平。一国经济是不是农业经济，或服务业经济，或制造业经济，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该国是否有能力围绕着生产率决定国民生活水平这一前提，把自己组织得有效率。

　　在生产率范式中，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传统区别亦将失去其意义。一国经济是否繁荣，是本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该国所作所为的反映。本国企业若釆用落后的办法生产低质产品，就会拖该国生产率的后腿，而外资企业若带进新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就会促进该国生产率和职工工资的提高。地方产业和外贸产业二者之间的传统区分，以及只关注后一类产业的倾向，也是成问题的。地方产业关系到公民的生活费用以及外贸产业的交易成本。像日本的情况那样，忽视地方产业，会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

　　作为经济繁荣的基础的生产率范式，对于以往的财富源泉的理念而言，是一大转变。100年前，甚至是50年前，人们曾广泛认为，一国繁荣与否，来源于该国是否拥有土地、矿产等方面的自然资源以及充足的劳动力后备，从而比那些资源较少的国家占有比较优势。然而，在现代全球经济中，企业可以廉价地和有效地从任何地方获取资源，这就使资源本身的价值不那么高了。资源的实际价值在下降，过去百年来一些基本商品的实际价格逐渐降低，就证明了这一点。同样，廉价劳动力无处不有，劳动力的拥有也不再自然而然地构成一项优势。随着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费用迅速下降，靠近市场或贸易线路的有利地理位置这一点的重要性现今也不如从前了。位于香港或智利的企业尽管距离欧美市场遥远，也仍然可以成为美国或者欧洲的重要贸易伙伴。

　　作为财富的基础，比较优势已让位于竞争优势，而竞争优势表现为能以优越的生产率，调集资源创造出有价值的产品和服竞争优势的基础在于知识、投资、睿智和创新，一国的企业只要能开发出更成熟的竞争优势源泉，就可以有更髙的生产率，这样的国家就能提高其生活水平。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在决定一家企业是否比别的企业有更高竞争力和生产率方面，本地因素碰得日益重要和日益起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贸易、资本和信息流动迅速，企业靠外地的投入而建立的优势会被抵消。如果说一国的企业是从德国买机器设备，它的竞争者也可以同样买。如果说企业是从国外吸取资本，它的竞争者也可以这样做。如果说企业是从澳大利亚进口原料，它的竞争者也能照样进口。这种种举措可能都是必要的，然而它们实质上已构不成现今全球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剩下的竞争优势的源泉则日益具有本地性，其中包括是否拥有特殊的供应商或顾客/客户关系，能否在本地顾客/客户和合伙人的启发下对市场需求获得独到的真知灼见，或者能否利用附近的供应商而取得生产上的灵活性。

　　一国企业竞争优势的许多外部源泉如今被经济全球化抵消了，因此，一个国家想要提高自己的经济的地位并为自己的公民创造经济繁荣，就不能不用心培植潜在的内部优势源泉。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于在宏观经济上、政治上和法制上建立一个良好的环境。宏观经济条件固然是必要的，可是要确保经济繁荣，仅靠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实际上，人们较少斟酌微观经济政策。而微观经济政策若不完善，国家就会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的惩罚。

　　繁荣归根到底有赖于改善竞争的微观经济基础。生产率的微观经济基础，在于两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公司运作和战略的成熟，以及微观经济的工商环境质量。在一国运营的公司必须达到较高生产率，否则经济就不可能实现较高的生产率。而公司竞争所能达到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公司所在国家的工商环境质量的影响。工商环境对于公司所能实行的战略以及企业运作的效率，起着很大的作用。例如，倘若规章制度方面繁文缛节、拖拖拉拉，后勤不可靠，或者企业不能及时得到所需要的生产设备零部件的供应或高质量的服务，那么企业就无法做到有效率的运行。

　　要弄懂微观经济层次上的工商环境的性质，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地区因素对生产率的影响包罗万象，错综复杂。在《各国竞争优势》一书中，我把地区对竞争的影响概括为四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生产要素（投入）条件；企业战略和竞争的地区背景；当地的需求条件；各相关的和后援的产业的实力。它们构成微观经济的工商环境，一国的企业即是在这种环境中从事竞争，并从这种环境中吸取竞争优势的源泉。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要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这一系列的相互依存的微观经济能力和动力，以支持更先进形式的竞争。

　　生产要素条件是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而能够吸取的各种投人因素的性质和规模。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道路、机场及其他交通运输和通信联络的基础设施，以及自然资源。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一个系列，从基本的要素（例如廉价的劳动力和基本的道路），直到高级的要素（例如多模式的交通运输系统，高速的资讯通联设施，有髙等学位的专业人才，等等）。就这些投入因素而言，质量和专业化要比数量重要得多。例如，如果一国的基础设施适用于该国从事竞争的领域，那么生产率就会提高。同样，重要的是要拥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他们掌握了必要的技能，能够生产各类专门的产品，掌握更先进和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流程，这要比拥有未受训练的后备劳动力更加有价值得多。总之，成功的经济发展需要在一国的投入因素的质量和专业化程度方面实现持续的改善。

　　当地的需求的质量，是一国微观经济竞争力的第二个关键的决定因素。顾客/客户要求严格，能有力地促进生产率提高。当地顾客/客户施压于一家企业、一个产业以及当地产业竞争的性质，会促使它们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价值，从而提高生产率，这些产品在出口市场上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大。顾客/客户的要求能迫使当地企业懂得怎样去改善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使之更新换代，从而让顾客/客户直接受益，虽付出更高价格但获得更大的价值。反之，若当地的需求疲软无力，企业只不过是仿造别地研制出的产品，那么生产率和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就会受损失。

　　顾客要求高，其重要性从意大利的制鞋业可见一斑。意大利妇女在买一双鞋之前，会先试二三十双鞋，仔细查看皮革质量、做工、鞋跟的式样和高低大小，穿起来是否舒服，合不合时尚，如此等等。这就等于在当地开了一座实验室，能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制鞋商，就能有信心，既然，自己的鞋能在意大利畅销，那么出口到世界各地大概也错不了。

　　企业战略和竞争的背景，是指当地的竞争的类型与强度所要遵循的规定、动力和准则。欠发达的经济通常在本地没有竞争^要向发达经济前进，就必须在本地发展强劲有力的竞争，从尽量降低成本和减少仿造，到提高生产流程的效率，最后达到创新和差异化。本地企业之间的健康的竞争，是迅速提高生产率的根本。如果一个企业不能在国内竞争，它在国外市场也竞争不了。如果在国内没有激烈的竞争，企业就永远不会锻炼得身手灵巧并不断创新。国家可以运用各种手段促进本地的健康竞争，制定反垄断的法律，实行鼓励兴业精神及扶植新企业的政策，就是这一类的措施。

　　一国微观经济方面的工商环境的最后一个决定因素，是本地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的规模和质量。中等的和高等的发达水平均有赖于企业簇群的形成。簇群就是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同一产业相互竞争的企业及其众多相关产业和后援机构所形成的网络。硅谷、华尔街和好莱坞都是强大簇群的例子。事实上，在世界各地，运}L乎每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以及几乎在每一种产业，都有与硅谷和好莱坞相似的情形。簇群其实早已有之，只是如今显得日益重要。相互竞争的企业、供应商、相关产业和后援机构集中于一地的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并长久存在，是因为它有助于促进生产率，比那些需要从远方吸取生产要素和新思想的企业动作得更好，而且有助于更好的改进和创新。

　　跟其他的竞争力范式相比，在生产率范式中，政府的作用有所不同，而且比较间接。政府的责任首先是在宏观经济、政治和法制方面创造一个稳定的和可预见的环境，从而使企业能够在长期经营的战略上，作出为提高生产率所必需的抉择。此外，政府必须确保企业能得到高质量的生产要素，例如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源以及可靠有效的基础设施；制订能促使企业提高生产率的竞争规则和鼓励措施；为企业鑛群的形成提供方便和鼓励；制订并实施一套积极的、有特色的和长期的经济升级规划，以动员政府、企业、各种机构和公民个人等各方面的潜力。政府以及高等院校、标准计量单位等等机构和各产业群体应共同努力，保证工商环境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

　　在生产率范式中，促进企业簇群的形成和升级，是政府和私#企业双方均应努力承担的一项日益重要的任务。这与从前的做法大不相同。过去，是政府选择重点发展的产业，实行对它们有利的产业政策。那种产业政策只照顾本国的公司，政府通过保护主义的政策对企业竞争实行干预，还采用产业倡导和价格补贴等手段。决策高度集中于全国层次，颇像中央计划体制。

　　企业簇群的理念则与此不同。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所有的企业簇群都能为国家的繁荣作贡献；本国公司和外资公司都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跨产业的相互联系和相辅相成是竞争优势必不可少的源泉，应予鼓励。从前的产业政策是力图扭曲竞争，使之对本国有利；鼓励簇群的政策则是力图加强竞争，因为它促进竞争的各方面的形成，并消除生产率和提高生产力的努力所受到的种种限制。簇群方针在决策方面也是比较分散的，鼓励邦、州和地、县各层次发挥积极性。

　　经济进步是一个连续升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国工商环境的种种要素均逐步演变，以支持日益成熟和有效的竞争方式。从工商环境的角度来看，必备的条件是随着一国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人的运动而有所变化。在早期发展阶段，企业竞争主要靠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基本的要求是争取摆脱那种状态。脱离贫困以后，国家就必须使自己企业的生产要素、运作机制和生产技能升级，以便能进行较成熟的竞争，从而提高生产率。这就要求使人力资本升级，改善基础设施，对贸易和外商投资开放，保护知识产权，提高规章制度标准以迫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加强环境保护，并扩大地区的整合。

　　一国要达到中等发展水平，就必须日益注重改善人力资源的质量，提高国内需求的水平，奠定科技基础，保障本地的竞争，并建立先进的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政府应与私营企业、高等院校及其他机构协力建立强大的企业簇群。要再达到先进的经济水平，就必须发展在世界技术前沿领域创新的能力，企业在此基础上可以创造出新颖独特的商品和服务，而这样就能保障公民的高工资。这方面的步骤包括增加基础科研的投资，扩大科技人才队伍，增大企业获取风险资本的机会。

　　在讨论竞争力的微观经济基础时，我们看到某些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有助于繁荣和促进繁荣。最关键的是人们对于繁荣的基础所普遍持有的信念。个人和企业对自己取胜之道的见解，强有力地影响到他们的态度和经济行为。能支持成功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信念，大概就是相信繁荣是取决于生产率，而不是依靠资源控制、经济规模、政府优惠或军事力量；相信生产率范式对社会有益。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人们就会想方设法谋取租金和谋取垄断地位，这样的病态心理现今仍在影响着许多发展中国家。

　　另一个有助于繁荣的基本信念，是相信财富的潜力是无限制的，因为财富立足于思想和睿智，它们不因资源不足而陷于停顿。许多人只要能提高生产率就可以扩大财富。这一信念促使社会中各行各业都采取提高生产率的步骤，从而扩大财富总额。相反，有些人认为财富是固定的，就那么多，努力不努力都一样，因此人人勾心斗角，只想从现有财富总额中多占一份，这样一来，几乎必定导致生产率下降。这种认为一方之所得即另一方之所失的零和世界观，是全球皆可见的农民文化的核心。

　　生产率范式引出了整整一系列有助益的态度和价值观：创新是好的，竞争是好的，责任制是好的，严格的规章制度标准是好的，能力和技术方面的投资必不可少，雇员是资产，企业簇群成员的地位是一项竞争优势，与供应商和顾客/客户的合作是有益的，联系和网络是必需的，教育和技能是工作有成效的必备条件，只有生产率提高才能升工资，等等。与这形成对照的，则是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态度和价值观，例如：垄断是好的，权力决定报酬，僵硬的等级制是保持控制的必要条件，生意上的合伙关系取决于封闭的家族关系，等等。

　　在任何国家中，群体与群体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在信念和态度上都会有所不同。大家还会看到，在一国的经济文化中，既有促进生产率的一面，又有损害生产率的一面，一国的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这两方面的拉锯战所形成的。分量特别重的，是政府领导人和企业界精英的信念和态度。强有力的政府可以硬性推行一种有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至少推行一段时间，然而这必须被企业界利益集团所接受，否则，经济进步就会是缓慢的和可能逆转的。要实现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做到使那些有助于生产率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伸展到工人中间，伸展到教会、院校等等机构，最终伸展到整个文明社会。否则，有助于生产率的政策若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就会得不到足够的政治支持。

　　我通过调研发现，从许多方面来看，要加强国家竞争力，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如何改变经济文化。有助于竞争力的政策和行为是什么，现在已较好地为人所知，可是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让人们真正接受它们。因此，在经济发展中，一项重大的任务在于教育，让人们理解现代经济，看清自己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并了解社会中其他群体的行为对他们的利害关系，因为许多公民，甚至还有他们的领导人，缺乏这些认识。正由于缺乏这样的认识，一些特殊利益集团便得以阻碍一些广泛有利于国家繁荣的变革。

　　对于繁荣的决定因素以及能促进经济进步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人们已经有越来越大的共识。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仍然见到一些不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为什么它们能在某些社会中持续存在？难道那些个人和群体是明知故犯，存心与自己的经济利益背道而驰？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复杂的，无论从理论上或实践上来看，都很值得探讨。显然，人与人之间以及社会与社会之间，利益是可能不相吻合的。同时，人们可能只看见近期利益，因而作出的抉择和行为违背其长远利益。在这里，请让我谈几点较一般的看法。首先，在一国流的经济思想或范式，对经济文化有强烈的影响。百年来，对于经济繁荣出现过众多的各不相同的理论，例如中央计划经济，进口替代论，生产要素积累论，等等。在一些社会中，这样一些主张通过教育系统、知识分子和政府领导人的倡导以及无数的其他途径，巳深深扎根。与此同时，一般的人乃至一些政治领导人对国际经济的状况及其运作，常常是无知的。无知造就出真空，从而让那些老的想法保持不变。

　　人们对于怎样才能富裕繁荣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他们的行为。信念会反映在态度和价值观之中。而不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之所以出现，主要不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习性，而是由于无知，或者是因为他们不幸受到了有缺陷的理论的引导。而人们接受有缺陷的理论，有时纯粹是出于意识形态，但有时则是为便于利用这种理论来维持他们所希望的那种政治控制。例如，军政权往往喜欢实行进口替代和自给自足的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有利于他们加强自己的权力以及对公民的控制。有些国家由于种种缘故得以避免有缺陷的理论，因而在经济繁荣方面受益。

　　第二，经济文化看来还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以往和现今的微观经济背景。的确，个人的行动可能有损于社会的集体利益或国家利益。可是根据我的了解，个人很少会明知故犯，违背自己或集体的利益。因此，文化属俾很难脱离总的工商环境和社会体制的影响。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行动的方式，与该社会经济制度所给予的信号和诱因，有很大关系。

　　举例来说吧。常常有人抱怨说，发展中国家的工人职业道德差。可是既然勤奋工作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得不到提升，人们还能怎样呢？看待一国国民的职业道德，离不开该国总的经济的激励制度。同样，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在行为上往往表现出机会主义，不是从长远着眼安排计划。可是，在政府政策多变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中，这种短期行为也许倒是合理的。公司谋取分外的经济收益，也往往是政治体制促成的。

　　可见，归结为文化的国民特性往往是有其经济根源的。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及高储蓄率就是明显的例子。终身雇用制远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规范，它是在那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为控制工潮而实行起来的。按照人们普遍的看法，高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人总记得战时及战后的艰难岁月，再加上退休年龄较早，退休金制度欠完备，住房花费昂贵，他们不得不尽力攒钱。

　　因此，源于文化的行为，与经济体制所促成或强化的行为，是很难分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包括“太平盛世”和“艰难岁月”的经历，都给经济文化留下深刻的印记。文化有赖于境遇，有些穷国的人移居另一种经济体制的地方后取得了成功，就是证明。这样的事例很多，移居美国的一些萨尔瓦多人事业有成，即是其中一例。

　　第三，社会政策的取舍可以对经济文化产生强烈的影响，因为这方面的政策影响到经济背景。社会保障网方面的政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方面的政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工作态度、储蓄行为以及自己投资于教育的意愿，还间接影响到一国经济政策的其他方方面面。实际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彼此紧密相交织着的。

　　所以，经济文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或间接由经济所形成的。也有例外，其中包括一些观根本不是源于经济利益或个人的利害得失，而是源于纯粹社会或道义上的抉择。社会/道义上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例子，有对待老年人的社会态度、人际交往的准则和宗教信仰上的教义等等，它们会间接地影响到经济文化。它们对一国社会政策的轻重取舍也起很大的作用。然而，即使是社会/道义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也可能带有以往经济境遇和经济学识的印记。对于有利于或者不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宗教和哲学都很可能有重大影响。

　　综合以上几点看法来考虑，我们就不要轻易地因为文化上的问题而贬低一国经济，譬如说：“某某国家工人懒惰，公司腐败，经济就是不行。”可是，倘若那个社会学习了不同的经济信念，实行了不同的经济体制，情况又会如何？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人们都可以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因此，若用地理环境、气候、宗教等等某一方面的因素来断定一国的贫富，那同样也是危险的。

　　总之，经济文化是执著的，不易改变，但又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一成不变。尤其是那些妨碍生产率提高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一旦它们不再受到流行的信念的支持，或是它们所造成的现实迫使公民和企业感到非变不可时，它们就有可能改变。当然，在放弃已有观念之前，总会出现无知、怀疑或者惰性。然而最近十来年的实际情况表明，一旦时机成熟，一些国家是可以让经济文化迅速转变的。有理由预测，潜在的转变步伐正在加快，下文中将谈到这一点。

　　从历史上看，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提供了经济文化广泛变化的余地。如上文中所说，世界上有过很不一样的多种经济模式，有的国家追求某种模式达数十年之久。这些不同的模式给经济行为人打下了印记，它们之所以持续那么久，正是反映了当时的世界形势。在20世纪头七八十年，国际经济远不如现今这样全球化，所以各国经济受到的国际竞争压力也较小。许多国家实行保护主义政策，更加剧了各国经济的相互隔离6有些国家即使生产力低下，得不到改善，也依然可以在数十年之间我行我素。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扭曲了贸易格局，在经济繁荣程度方面发出了较虚假的信息。发展中国家盛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反过来又使一些穷国感到它们只好向欧洲和美国出售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而没有努力更新自己的经济。冷战形成的全球政治进一步阻碍了一些国家着手于它们所需要的经济变革。大量的外援流入一些发展中国家，支撑了那些无能的领导人，却模糊了他们的经济政策的灾难性。

　　不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长时期存在，还因为许多知识受限制，穷国改善经济的能力受限制。一些公民往往处于被隔绝状态，接触不到别的行为准则。技术变化的步骤相当慢，技术落后或采用新技术迟缓所付出的代价，还不是像今天这样触目，于是不好的政策便得以持续下去。经济知识和管理知识的扩散相对缓慢，对国外的投资也比现在少得多。企业知识的国际传播费用髙昂，也不如现今有效。经济成就的跨国衡量和评比还是罕见的。关于繁荣程度、经济政策和企业管理的那些有缺陷的老观念得以存在，在某些场合还受到积极鼓励。在许多不同的经济模式并存的情况下，人们选择什么态度，一国能有多大成就，都可能受到文化因素的重大影响。

　　然而，在今天，我们面对的经济环境已大不一样了。人们不再自满自足，不再容忍慢吞吞的发展，而且迫切地争取符合全球经济的要求。与生产率范式不相符的那些发展理论已失去信誉，无法应付公开竞争，无法应付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高速进步。对于什么是经济繁荣的基础，什么是适当的政策抉择，人们的意见分歧正在缩小。在什么是有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这一问题上，知识正在迅速传播。公民们已经比较容易看见别人的成功的经济行为。由此可见，在如何做到经济繁荣这一问题上，全球各地的意见正日渐趋同。

　　生产率范式方面的见解日益趋同，使那些耒能实际遵循这一范式的国家受到强大的压力。经济政策和行为日益受到跨国的衡量和比较。政策不健全的国家受到金融市场的惩罚；不能提供有利的工商环境的国家面临着外商投资枯竭；缺乏良好职业道德的员工就会失业。政治领导人即使不对本国公民负责，也日益被迫向更广泛的经济力量负责。技术的快速进步也使得那些不接受国际惯例的人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从而加重了他们承受到的上述种种压力。

　　结果是，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接受生产率文化，尽管成就高低不等。以中美洲为例。那里多数的国家几百年都曾坚持民族主义的、内向的政策，如今却已投身于开放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例如协调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协调关税准则等等。中美洲各国都在逐步采纳竞争和生产率范式。全球化的力量已促使这些小国把狭隘民族主义利益放到一边，大踏步改变它们以往长期的一些做法。

　　与此同时，对于经济行为是否有利于生产率，全球化是奖惩分明的；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能推动生产率提高，就会引来空前大量的资本、投资、技术和经济机会。国家愿意接受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就会使它能够以惊人的速率进步。获得知识和技术的机会将空前增多。现代技术使得商品能有效率地远程输送，贸易可以在气候不同的地区之间有效率地进行。从前当人们的眼界局限于比较优势时，一些国家的发展受到自然资源限制。而当生产率、主动性和学识成为繁荣的决定因素时，发展中国家增加财富的机会就空前增多。

　　新经济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实际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济文化已不再是一个如何选择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各国是否愿意改变那些阻碍生产率的老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而自愿地接受有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或是最终被迫转变？问题已在于一国的经济文化何时变和变得快慢如何，而不在于是否愿意变。尽管在旧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人往往抵制这种转变，可是较年轻的二三十岁的一代管理人员往往受过新经济文化训练，其中不少人在国际商学院校学习过。因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商界精英的内部也存在着要求变革的力量。

　　现代经济正施加巨大的压力，迫使各国接受生产率范式所要求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在这种形势之下，文化是否依然与过去经济体制不同的时候一样，在经济领域起着同等的作用？在历史文献中，往往可以看到有关文化属性影响社会及其经济发展道路的大量论述，这是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各社会的文化属性曾长期存在，对社会经济形态确有颇大影响。然而，经济观念的趋同以及全球市场的压力可以说是已经缩小了文化属性影响社会经济道路的选择的余地。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情形，从许多方面来说，就是一种国际性的经济文化的核心内容正在出现，它跨越各种传统文化的界限，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共有。对经济起作用的一批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将成为共同性的，而显然不利于生产率的文化因素将会在全球经济的压力之下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的机会的促进之下，逐渐消失。在经济繁荣方面，文化的重要作用将依然存在，但这很可能是一种更加正面的作用。各个社会仍会有一些独特的需要、技能、价值观和工作模式，这些将构成经济文化的一些各自不同的方面6这些有利于生产率的文化特色，例如哥斯达黎加对生态的热心，美国对于方便的迷恋，日本对于游戏和卡通的爱好，会成为别人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造成国际专业化的新格局，因为各国人民会曰益发挥他们的文化给予他们的独特优势，生产相关的产品和提供相关的服务。

　　可见，虽然围绕着生产率范式的全球趋同与日倶进，但文化上的差别肯定仍将存在。全球化不会像某些人担心的那样消灭文化。但是文化上的差别将不再使人们受隔绝而陷于经济劣势，相反，它们将能促进重要的专业化优势，从而使各国人民在全球经济中增进繁荣。在全球经济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不难从任何地方获取，在这种情况下，能提供独特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差别应当是更值得庆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