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品然在国际社会，文化领域始终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涉及民心向背、国族身份、政治合法性等问题。历史上，彻底消灭一个国家无非两种方法，第一种是肉体上的消灭，第二种是文化上的同化。二战后至冷战前，国际冲突主要表现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冷战后国际冲突则主要表现为一国的内部冲突，且导火索往往是思潮、宗教、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斗争。

　　2014年4月，习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中，政治安全是根本，经济安全是基础，文化安全同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共同成为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文化不只具有修养性情、陶冶情操、滋养精神的功能，也具有安全属性。在国际社会，文化领域看似阳春白雪，但也有刀光剑影。正如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所说：“文化成了一种舞台，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彼此交锋。文化决非什么心平气和、彬彬有礼、息事宁人的所在；毋宁把文化看作战场，里面有多种力量崭露头角，针锋相对。”英文的“safety”和“security”两个单词都可与汉语的“安全”一词相对应。但是，文化安全中的“安全”一词则用“security”，其一方面指安全的状态，即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另一方面指维护与塑造国家安全状态的能力。如果自身能力不强，对安全、风险状态评估得再客观、再准确，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

　　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领域，文化安全的前提是保护传统价值，这些价值通过社会领域的精神、道德、历史、宗教等来体现。文化安全意味着民族文化身份不受有可能破坏其根基的内外部因素所威胁。有学者认为，国家文化安全主要包括：语言安全、风俗道德安全、价值观安全、生活方式安全。本文认为，文化安全是指一国的民族精神、理想信念、主流价值体系等观念形态的“文化特征”“文化主权”处于相对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其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文化安全是国家身份认同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文化安全概念的提出源于全球化，即存在文化传播和文明互鉴的可能，也存在文化入侵和文化霸权等外来威胁的可能。在国家安全领域，文化既可以是国家安全的工具，也可以是国家安全的目的。在外交层面，文化对外交政策的作用取决于文化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安全的贡献。文化安全还同文化身份关系密切，气候变化、移民、全球化等会对国家的文化身份构成威胁，进而被感知为“文化不安全”。全球化一方面催生集体行动以解决共同问题，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各种冲突、竞争和矛盾，导致民粹主义、新殖民主义、宗教、反智主义等的兴起。文化安全也是随之出现的一个议题。

　　不同主体对文化安全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侧重。发展中国家关注西方文化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解构，突出国家层面的文化安全；美欧等西方国家强调移民群体和非移民之间的文化冲突，以及化解“白人至上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冲突；联合国人权机构等国际组织则更强调的文化安全，如统治下的伊斯兰女童、土耳其的库尔德人等。

　　唯有对内坚持文化自信，对外推动文明互鉴，才能在开放的背景下不断提升自身免疫力

　　在很多国家，政府将文化安全作为优先政策，以防范外来文化的“负面”影响。在法国，“文化例外”政策是构建法兰西民族文化认同，维护法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前提和保障。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个词汇被用来谈论现代化如何威胁和改变原住民的生活方式，文化安全往往同土著人与白人的互动有关。在加拿大，文化被定义为一套政治价值观，而不是社会所认同的由艺术和知识所体现的现实：“我们的原则和价值观——我们的文化，根植于对宽容的承诺、民主、平等和人权等”。在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看来，维护主流的政治价值观是确保文化安全的关键要素。加拿大政府所谓的文化安全，具有更多政治含义，即外来文化对加拿大主权和文化权力造成的威胁。非洲在实现“非洲性”与“世界性”融合的同时，强调保护传统习俗、文化遗产（包括遗迹和部落艺术品等）免受自然侵蚀、经济发展和等威胁。各种文化安全定义的共同点在于，保留文化特性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等挑战面前免受威胁和伤害。

　　虽然文化安全很重要，但是文化安全具有相对性。在全球化时代，不存在“绝对安全”或“绝对纯净”的文化。所以，不计成本地寻求绝对的文化安全，是不理性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一国文化在受到其他文化影响的同时，会对其产生投射和反作用。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国家来说，保持独特的文化身份确实是一大难题。然而，也不能因此故步自封、自我封闭，唯有对内坚持文化自信，对外推动文明互鉴，才能在开放的背景下不断提升自身免疫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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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园区产业和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社会系统，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是一件繁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构建现代化总体性国家安全体系任重道远，需要政学各界通力合作、坚持不懈、不断探索。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应以独立、自主、安全的高质量发展为指引，积极推动全面、开放、协同、包容、可持续的引领性创新。

　　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续写了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伟大辉煌，擘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必将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当然是“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但是人口规模巨大这一典型特征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带来优势，充分认识并利用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可以缓解艰巨性和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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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发展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导向，这样就能很好地衔接起“共同”和“富裕”的关系。

　　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进行一些政策上的重大调整，使得我们的整个发展模式、增长机制和分配机制更加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目标。

　　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理想社会形态，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也符合中国从贫穷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逻辑。实现共同富裕要致力于三个方面：一是上不封顶，二是要保底，三是要扩中。

　　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等方面的关键作用。

　　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满足全体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让每个人都能如愿地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让每个人都能体面地享受生活和追求幸福。

　　文化的积淀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能自立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之间的“基因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