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三件套今年8月,位於遼寧朝陽的牛河梁遺址博物館經過近半年的修繕,重新向公眾開放。近3500平方米的博物館依次展陳“序廳”“紅山古國”“文明發端”“人文始祖”等7個主題單元,展出牛河梁遺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
本文配圖除署名外均由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元寶山積石塚遺址考古發掘項目組提供。
9月下旬,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敖漢旗下窪鎮八旗村北1.5公裡處,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等的專家學者齊聚於此,近距離探訪元寶山積石塚。
為大家介紹相關情況的是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黨郁,她剛在“中華文明的璀璨星辰——‘紅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討會”上介紹了元寶山積石塚的發掘概況。
站在元寶山紅山文化積石塚遺址現場,跟著專家的介紹,可以發現其北部為一處大致呈南北向的延伸坡體,東北為二凳山,東西兩側分別為元寶山、四棱子山。南部坡下為東西向流經的教來河,隔河遠望,可見坤天皋山、開花山、九頭山等。遺址所處位置三面環山、一面向水,且背山面水,地理環境十分優越。
據黨郁介紹,對元寶山積石塚的考古發掘是一次搶救性發掘,於5月正式啟動。目前已明確該遺址是一處集墓葬建筑與祭祀建筑於一體的紅山文化遺存,也是目前所知內蒙古自治區唯一的一處南方北圓、南壇北塚的紅山文化晚期建筑遺存。最新的測年數據表明該遺存屬於紅山文化晚期,距今5100年至5000年。其中,M15出土的玉龍是紅山文化目前考古發掘出土的體量最大的一件玉龍。
目前可知,北部的圓形積石塚的外塚牆直徑23.5米,晚期積石堆直徑可達28米。塚牆整體保存殘高0.4米到2米,為層層內收的六至七層台階狀牆體。保存較好的北部牆體處擺放的黑彩帶高體筒形器原位保存,局部還可見擺放在內圈塚界牆上的矮體扁缽式的筒形器。外圈塚界牆由東西兩側向南延伸時形成直牆,在南部圍成方壇。
據介紹,元寶山積石塚紅山文化時期的遺存除了壇塚建筑本體外,還發現人骨遺存、墓葬、火燒坑、筒形器坑等。“玉器大多集中出土於墓葬上方、塚與壇相交的南塚牆內外區域,如塚牆牆體內、牆根下以及放置於墓葬上方的大石板的外圍。這些非出土於墓葬的玉器、火燒的動物骨骼、火燒小坑、石塊簡單圍成內埋筒形器片祭祀坑以及整個墊土層大量分布的碳屑顆粒等現象,反映了南部方壇濃厚的祭祀之風。”黨郁說。
從出土器物來看,除玉石器、無底筒形器外,還有少量彩陶折腹圈足盆、塔型器、彩陶器蓋等器物。其他也有打制石器、細石葉、蚌貝類及骨器等。
從南壇北塚到出土的遺物等,元寶山積石塚考古成果一經公布,便引發關注。在相關專家看來,一次性出土百余件紅山文化玉器,基本涵蓋了紅山文化玉器的大部分類型,其中還出土一件與凌家灘文化玉冠飾相似的器物,填補了內蒙古自治區紅山文化考古出土玉器研究的空白﹔出土的大量玉料、鑽芯、玉器殘件等為探討紅山文化玉器加工技術、玉料來源與使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同時,元寶山積石塚的發掘,顯示出與河套地區的石城建筑、藏玉於牆的文化源流。
“元寶山積石塚壇塚合一的建筑本體,塚內及壇內發現的紅山文化墓葬,出土的大量形制不一的無底筒形器、玉石器、彩陶器、蚌貝器物等,對深入了解紅山文化晚期的社會形態、組織管理、人地關系、玉器加工等都具有重要意義。”黨郁說。
紅山文化考古發現與研究,和百年中國考古學發展相伴始終。錦西沙鍋屯、赤峰紅山后等考古發掘,拉開了紅山文化考古的序幕,但紅山文化的正式命名在70年前。
1954年,尹達先生根據梁思永先生的建議,在其《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中正式提出“紅山文化”的定名,指出紅山文化是北方細石器文化和中原彩陶文化結合的產物,對於研究長城以北和以南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的相互關系問題具有極大的啟發和幫助。
“尹達先生命名‘紅山文化’,由此建立了中國北方長城地帶第一支考古學文化,成為中國考古學理論建構的重要一環。70年來,考古工作者深耕田野探研求索,陸續發現蜘蛛山、牛河梁、魏家窩鋪等一系列重要遺址,不斷揭示紅山文化豐富內涵,讓照亮中華文明的曙光璀璨綻放。”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在“紅山文化”命名70周年研討會上如是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介紹,紅山文化的發現與發掘分成幾個階段。其中,從1954年到1980年,紅山文化發現進一步增多,紅山文化的面貌進一步明確﹔在1981年到2017年間,發現並發掘了大量紅山文化聚落,包括居住址及埋葬祭祀遺址,紅山文化的發現與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引起了有關中華文明起源進程與機制的討論,其在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中的作用與地位日益得到重視。
1981年是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以孫守道、郭大順先生為代表的遼寧省考古工作者於這一年調查並試掘了牛河梁遺址,1983年開始正式考古發掘。女神廟、女神像、“五塚一壇”引發關注,玉雕龍和斜口筒形玉器等代表性玉器相繼出土。
相關專家表示,正是由於牛河梁遺址的突破性發現,中國考古學家蘇秉琦提出了探索遼西古文化、古城、古國這一重大課題,使得紅山文化成為研究西遼河上游地區文明化進程及中華文明起源特征的重要內容。
“2018年至今,隨著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續推進和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的深入,有關紅山文化內涵與特征的認識進一步深入,紅山文化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的源頭性地位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陳星燦說。
從地理位置看,紅山文化以大小凌河和西遼河流域為中心分布,其遺址廣泛分布在遼寧省西部、內蒙古自治區東南部和河北省北部。據相關專家介紹,紅山文化是中國北方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發端於距今6500年前后,上接遼西興隆窪文化、趙寶溝文化,以其玉器傳統、禮制建筑聞名中外。
1981年12月,孫守道、郭大順向中國考古學會杭州年會提交論文《論遼河流域的原始文明與龍的起源》,確認了20世紀70年代在赤峰、阜新、朝陽地區發現的玉龍、玉龜、玉鳥等玉器應均為紅山文化玉器,這是對紅山文化考古新發現研究的開始。此后,一系列與紅山文化相關的研討會議相繼召開。
時間來到2008年,國家文物局和遼寧省人民政府正式啟動牛河梁國家考古遺址公園項目建設,並於2012年竣工,作為其中重要組成部分的牛河梁遺址博物館也正式對外開放,將第一、二地點的重要遺跡進行了原址保護與展覽。今年8月,經過數月改造修繕,牛河梁遺址博物館以全新的形象和面貌,重新面向社會大眾開放。此次改造,主要開展了第二地點周邊安全綜合治理工程、博物館綜合館維修改造工程等項目,並在文物保護、游客服務、展陳方式等方面進行了提升。
也是在2012年,內蒙古赤峰紅山后遺址、魏家窩鋪遺址與遼寧省牛河梁遺址共同被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進一步提升了紅山文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兩地也以此為契機聯合推進紅山文化申遺工作,同時還加強了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工作,確保珍貴的文化遺產得到妥善保存和傳承。
一直致力於申遺工作的赤峰博物院院長陶建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申遺是文物保護目標的一個過程、一個節點,“文化遺產保護是世世代代要做的事,這是最重要的”。
202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聯合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文博機構和高校院所開展的“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項目被國家文物局納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項目從聚落特征反映的社會變遷、禮制的形成、資源分布、生業形態、手工業生產發展等方面深入探討紅山文化社會的發展與演變,以期了解紅山文化發展的動力機制和區域特征,認識多元一體中華文明中的“紅山元素”,豐富並完善中華文明起源的理論體系。
通過一系列的研究、展覽與闡釋,學術界普遍認可,紅山文化晚期社會發展進入鼎盛期,主要表現在6個方面:一是遺址分布密集,人口迅猛增加,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手工業生產專業化加劇,以建筑、玉雕、陶塑為代表的高等級技術能力集中出現﹔二是等級制度確立,聚落內部出現高等級社區,社會分層更加明顯,以玉為載體的禮制形態最終確立﹔三是公共信仰和祭祀禮儀系統成熟,祖先崇拜、天地崇拜、龍圖騰崇拜成為紅山文化先民的共同信仰﹔四是社會管理體系表現為神權和王權的統一﹔五是以種植粟、黍為主導的成熟的旱作農業體系和發達的漁獵經濟傳統助推了社會發展﹔六是科學和藝術成就超越以往,以天文學知識的科學積累和玉雕技術的空前發展最具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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