绯弹的亚里亚10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习指出，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一段时间以来，全国政协委员对中华文明溯源高度重视，委员和特邀专家学者们围绕追寻中华文明起源开展了数十次集中讨论，大家积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就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建言献策，发表真知灼见。

　　“广义的‘文明’与‘文化’同义，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又特指人类的精神文明。”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贺云翱说，西方学者根据地中海东岸的考古实践提出了关于文明的界定标准，也就是当下广为传播的文明三要素——文字、青铜器、城邦，但如果以这样的标准，中国甚至到了距今3400—3100多年间的商代殷墟甲骨文出现时才能称之为“文明”。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可以查到的关于文明的标准达上百种之多，但是这些理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文明，只能适用于部分文明。”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教育长罗宗毅看来，中国古代文明有自己的特质，应该从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中总结中国文明起源的特质，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创性贡献。

　　2002年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至今走过了21年历程。在这20余年里，参加探源工程的近400位学者，上下求索，不仅以考古资料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也展示了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考古发现，把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浓缩为三个方面，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三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介绍。

　　关于鉴定文明的标准，国内外存在不同的看法，这恰好反映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普遍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文明在世界上是多样的，不能以某一种器物形态作为看待文明及其起源的标准，应当把文明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用一个标准去确定一个确切的年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俞金尧认为。

　　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离不开文化遗产这个实物证据的支撑。为了揭开浙江良渚、陕西石峁、河南二里头、四川三星堆等重要遗址的神秘面纱，科技考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谓科技考古，就是以考古学研究的思路为指引，把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应用于考古发掘和研究之中。“现在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除了探讨人工遗迹和遗物，还需要了解遗址的年代、当时的自然环境、古人的体质特征、包括DNA研究和食性分析在内的古人的各种信息。这些方面的探讨属于多个不同的研究领域，需要各领域专门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来开展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人数较多的科技考古团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介绍。

　　然而，由于科技考古对人员和专用设备要求高，目前国内科技考古的普及率不高、研究程度参差不齐，其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袁靖建议，相关部门应组织制定田野考古中全面应用科技考古的工作手册（或导则），规定各类科技考古的取样方法，可根据遗址的特点提出一些最低的量化要求，在考古项目检查验收中要加强对科技考古进展的督导和考核比重；鼓励组建有地区特色的科技考古联合研究机构，鼓励各地的考古机构招收从事相关科技考古研究的人员，吸引更多的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投身科技考古，全方位地夯实对各地采集的各类样本开展相关研究的实力。

　　“全面提升科技考古研究综合实力，强化科技考古人才培养也很重要。要推动更多开设考古专业的高校做好科技考古的教学工作，全面、系统地对考古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科技考古的思路、方法和实践案例，扎实做好培养科技考古后续人才的工作。”袁靖说。

　　除了加大对重要历史文明遗址的发掘力度，在全国政协委员、民革山西省委会主委张复明看来，深化文明探源，还要把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要活化展览展示，加强重要遗址博物馆与考古公园建设，扩大公众考古参与度，加快文物数字化步伐，拓展考古研学旅游活动，在丰富鲜活的历史场景中更好地展示早期文明成果；要强化国际交流，增加遗址考古国际合作项目，发出中国声音，增强中国考古学国际话语权。”

　　“让历史文物‘说话’，有助于帮助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推动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大放异彩。”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表示，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要向世界讲述好中国历史文明故事。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认为，中华文明起始阶段的特质可分为社会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两个方面，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就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更好地认识现实的发展规律，实现由历史的自觉到现实的自觉之转化。“我们对中华文明源头阶段的精神特质的研究，对于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独特的精神标识，对于当代文化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坚定文化自信，要筑牢中华民族的‘根’与‘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王震中说。

　　如何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进一步厚植文化自信？委员们同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探源既要重视考古遗址勘探与研究，也要重视文献记载的整理研究。

　　“坚持交流互鉴，推进文明的比较研究，通过真实的中华文明研究成果普及中华文明的义利观。”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刘玉珠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马东平则呼吁，要加大探究黄河中上游等区域古文明的支持力度，让遗产地百姓共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成果。

　　在讨论中，委员们还建议，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