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球星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来理想社会蓝图，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个人都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作为中国古人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天下大同是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的世界。尽管二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别，但是，和大同社会都是对社会发展未来状况的设计和描绘，存在一些共同特征。

　　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美好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华传统文化将“民”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尽管“民本”思想本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和知识精英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为维持他们的利益和统治地位而发展出来的，但是他们对民众的重视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或一致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被中国人民所认可。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尽管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带有感性、直观等色彩，但其与唯物辩证法呈现出高度一致性，这种契合关系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必要条件，也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重要原因是两者存在高度的契合性。2023年6月2日，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系统诠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的内在机理，对于在五千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原始公社解体以后，人类社会进入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成了最基本的社会现象，整个社会充满着各种罪恶、苦难和仇恨。面对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公和底层人民的深重苦难，社会上不断有人发出抗议和批判的声音，并且憧憬能代替这种不合理现实的美好未来。在欧洲，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通过《理想国》阐发了他对理想社会的期盼。中世纪，奥古斯丁用“上帝之城”宣扬他的理想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后，无产者迫切希望改造现存社会并建立理想的新社会，这就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的理想蓝图确实包含了大量的天才思想，但也存在重大缺陷。面对时代提出的“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的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不倦的理论求索和实践体验，特别是通过对工人生活和斗争的考察与总结，实现了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进而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矛盾的过程中，创立了观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唯物史观，解开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千古之谜。他们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即未来社会是美好的社会，在那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阶级和国家消亡，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中华民族是具有崇高理想的民族，在历史上产生过许许多多的关于理想社会的蓝图，对社会发展的未来状况作出过各式各样的具体而生动的描述。这些蓝图或描述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人们的利益和诉求。最早，古代先贤们在《诗经》中展开了对大同社会的描述。《诗经》中有一首题为《硕鼠》的民歌，表达了奴隶们对奴隶主的无比憎恨，同时流露出了对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理想社会——“乐土”的向往。春秋战国时期是大同思想的初步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社会战乱的残酷现实使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言人纷纷著书立说，发表救世主张，精心论证和设计各自的理想国方案。其中儒家的大同思想最完美、最经典，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以后历代关于理想社会的发展轨迹。在中国古代，除了儒家描绘的大同社会外，文人士大夫面对无法改变的黑暗社会现实，常常创作、塑造与之对立的美好世界，以此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面对晋宋易代的战乱局面和农民逃亡的苦痛，写下了不朽的名作《桃花源记》。总之，中国的“大同思想”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渴望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实，建立平等幸福的理想王国的愿望。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来理想社会蓝图，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每个人都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作为中国古人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天下大同是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没有差异、没有战争的世界。尽管二者之间存在根本差别，但是，和大同社会都是对社会发展未来状况的设计和描绘，存在一些共同特征。比如，都主张天下为公、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实现人人平等，消除地区之间的人为阻隔，达到天下一家。这些共性使得的主张传入中国后，很快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和处理问题的立足点。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唯心史观占据统治地位，将社会历史看成诸如“绝对精神”“自我意识”“上帝创世”之类的精神发展史，看不到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无法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分析和解决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完成“两个转变”的过程中，逐渐树立人民立场，《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他们人民立场的最终确立。在人民立场的指引下，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成果的生成正本清源，解决了历史由谁创造、依靠谁推动以及最终走向等问题。在历史创造者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民群众既是人类历史的“剧中人”，每时每刻都在参与历史，又是人类历史的“剧作者”，时时刻刻都在创造历史。在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依靠绝大多数人。恩格斯曾经指出：“只有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拯救英国要靠他们。”在历史发展的最终走向层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他们认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本”思想。夏商之际还未摆脱神祇信奉，“殷人的统治是一种神权的统治”。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孟子等儒家思想家为代表的先秦诸子百家将民众、人的重要性在思想上拔到了极高的历史地位。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是那个时代的警世名言。汉唐时期，“民本”思想在统治者为政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比如，贾谊提出：“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在唐太宗和魏征的君臣对中，把君民关系比喻为民水君舟。明末清初，“民本”思想趋于完善。王夫之和黄宗羲进一步强调了“民”的重要性，把“君”从主体地位转到了客体地位。这是对封建制度中以“以君为主”为底色的“民本”思想的批判和超越。可以发现，“民本”始终贯穿于古代的政治思想之中。“民本”思想在政治上的实施对于维护王权、稳定政治局面、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美好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华传统文化以“民”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尽管“民本”思想本质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和知识精英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为维持他们的利益和统治地位而发展出来的，但是他们对民众的重视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或一致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能被中国人民所认可。

　　思维方式表征的是人们理解与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机械唯物主义用孤立、片面、静止的眼光看问题，其思维方式具有形而上学性。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虽然用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但是由于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导致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着、倒立着的，是一种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创立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写道：“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在马克思看来，唯物辩证法作为思维方式具有一种内在的否定性，强调从暂时性方面看待问题，主张在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中理解世界、把握万物。唯物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辩证理解人的主观创造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关系、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实践与人类文明进步关系的方法论指导。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大量辩证思维方法，尽管其文本表述和逻辑呈现还不太规范与系统，但充满深邃的理性思辨和灵动的哲学智慧。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方法在《周易》《道德经》等经典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周易》讲“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其中蕴涵着“生生不息”的发展变化的观点与阴阳、刚柔相推相交的辩证思维。老子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常以“有”“无”等两两相对的范畴思考天道变易之理，表达对道的理解，阐释世间万物的变化、运动与联系。“有无相生”“福祸相依”等论断强调的是对立面的依存与统一，表明对立不是绝对的，对立面的依存是永恒的，对立面能够相互转化，相反者相成。这种辩证思维方法积淀和熔铸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尽管中华传统文化的辩证思维带有感性、直观等色彩，但其与唯物辩证法呈现出高度一致性，这种契合关系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结合，除了社会层面的原因，还有文化心理原因。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目标的相通性、价值立场的一致性以及在辩证思维方面的相似性为他们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内在可能性。理清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相互契合的内在机理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