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ffff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我们宝贵的文化财富,其中蕴含的丰富古代管理思想,由古及今,一脉相承,对于中国现代管理的发展影响颇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下,走在中国特色道路上的中国现代管理,其未来发展一定离不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发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管理思维,改良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的管理思路,摒除其中遗留的糟泊,中国现代管理才能走出属于中国特色的管理道路。本文将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开始,分析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管理造成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就传统文化中值得发扬的宝贵管理思想进行论述。

　　无论哪一个民族与国家,都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根,是人们的道德准则与价值取向的总和,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自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开始,管理就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思潮的涌入,西方管理学的理念与模式对我国管理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中国特有的国情下,西方式管理的长期使用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诸多问题。因而发掘中国特色的管理理念与模式尤为重要。我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从修身齐家,到治国,乃至平天下,其中不少优秀的哲学思考与管理实践,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深刻的影响了后世的管理活动,直到现代仍被社会奉为圭臬。探寻中国特色的管理道路,就应该在中国特色的实际情况上,吸收传统文化的思想力量,转化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主要的管理思想,有许多来源于诸子学说。儒道墨法兵民等诸多思想流派,都提出过一些经典的管理思想。

　　儒家作为中国几千年传统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绵延至今,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潜移默化的造成了影响。“中庸之道”来源于孔子“君子中庸”的理论,其思想体现的是一种整体的和谐。整体的和谐才能发挥整体的力量,更好的达成目标。此外,“民贵君轻”同样是一个源自儒家的管理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亚圣孟子所提出,是其仁政思想的核心。这种强调人民比君主更为重要,一直为后世君王推崇,衍生出了诸如“得民心者得天下”,“君舟民水”这些人本思想,体现着“以人为本”的观念。除了“民贵君轻”的仁政。仁政与德治都是儒家的治国理念。通过继承周公“敬德、明德、修德”的思想,儒家延伸出了以“礼”,以“德”教化人民,使人民向善的思想,推崇六德“仁义礼智信忠”,强调“以德服人”、“为政以德”,《唐律》中云“德礼为政教之本”,这种“德治”思想一直影响后世。孔子“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的思想体现了“举贤用能”的管理理念,要求管理者做到知人善任,唯才是举,这在后世被多次强调,诸葛亮《出师表》中就提到了“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道家治国思想最为著名的就是“无为而治”,“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妄为,这种思想讲究“以无为致有为”,遵循客观规律,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历代统治者常常“内用黄老”,足以体现其思想的重要性。而“清净可为天下正”则要求创造一个安宁的环境,提倡清净自治的道理。此外,道家推崇的“以柔克刚”在管理中也有运用。

　　法家思想在我国的管理活动中一直颇受推崇。“依法而治”以法制为核心思想,“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种通过法律来约束人们行为的管理思想,经久不衰。此外,“赏罚分明”,“贤能并举”也是重要的法家管理思想。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具有对“人”的高度重视,这与儒家数千年来强调的“民本思想”是分不开的,除了儒家以外,“间乎天地之间,莫过于人”,无论是兵家、墨家还是法家,都强调“民本”、“民心”、“民意”的重要性,特别关注人民的需求。而从现代管理学理论来看,世界上一切科学技术的进步,一切物质财富的创造,一切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切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都离不开人的努力、人的劳动与人的管理,并且都是为了造福人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本原理就是以人为主体的管理思想。这是管理理论发展百年来的主要特点。现代管理学理论中强调的“现代管理的核心是使人走向完美”、“管理是为人服务的”,与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内核几百年一致,“民为邦本”,“为政在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现代管理来说无比重要,只有以人为核心,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力,才能发挥管理服务于人的特点,发挥管理协调组织以达成目标的作用。

　　中华民族对于“和”的追求向来贯穿历史,“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之道”中体现的“贵和持中”的思想,将和谐这种不偏不倚的主张烙印进中华民族的血脉。而现代管理学理论中的适度原理,与这种“和谐思想”颇为相似,良好的管理要求管理者在处理组织内部各种矛盾、协调各种关系时要把握好适度的问题。适的原因在于组织面对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管理实践的艺术性特征,度的把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管理者的直觉。管理活动中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选择。比如,在业务活动范围的选择上专业化与多角化的对立。专业化经营可以使企业拥有稳定的业务方向和顾客队伍,从而有利于企业完善管理,改进技术;多角化经营则可以使企业有广阔的市场,从而承受着较小的经营风险。又比如,在组织结构的安排上,有管理幅度宽窄之分。较宽的管理幅度可以减少管理层次,从而可以加快信息的传递速度,提高组织高层决策的及时性,还可避免上级对下级工作的过多干预,从而有利于发挥下级在工作中的主动性;较窄的管理幅度可以减少每个层次的管理者需要处理的信息数,从而有利于有价值的信息被及时识别和利用,还可以使管理者有较多的时间去指导下属,从而有利于下属工作能力的提高。再比如,在管理权力的分配上,有集权与分权的矛盾。集权可以保证组织总休政策的统一以及决策执行的迅速。分权则可增强组织的适应能力,提高较低层次管理者的积极性。在这些相互对立的选择中,前者的优点恰好是后者的局限之所在,而后者的贡献恰好构成了前者的劣势。因此,组织在业务活动范围的选择上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在管理幅度的选择上,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在权力的分配上,既不能完全集中,也不能绝对分散,必须在两个极端之间找到最恰当的点,进行适度管理,实现适度组合。通过适度原理,才能在管理这门艺术中找到平衡的美感,才能实现人本与效率的最大化。

　　中华民族早在先秦就有法治的思想,这种思想逐渐演变为一整套法制体系为后世继承并发展,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就是人人都得守法。而德治思想,也是源远流长,早在先秦,德政就被儒家提出。而对于责任原理的诠释,在现代管理学理论中则有这样的描述:人无完人,但人总是向上的。对每个人的工作表现及绩效给予公正、及时的奖惩,有助于提高人的积极性,挖掘每个人的潜力,从而不断提高管理成效,引导每个人的行为朝着组织需要的方向变化。对每个人进行公正的奖惩,要求以准确的考核为前提。如果不细致或不准确,奖惩就难以做到恰如其分。因此,首先要明确工作绩效的考核标准。有成绩有贡献的人员,要及时予以肯定和奖励,使他们的积极行为维持下去。奖励有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两者都是必需的。如果长期埋没人们的工作成果,就会挫伤积极性,过时的奖赏便失去其作用和意义。及时、公正的惩罚也是必不可缺的,惩罚是利用令人不喜欢的东西或取消某些为人所喜爱的东西,改变人们的工作行为。惩罚可能引致挫折感,从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工作热情,但惩罚的真正意义在于“杀一儆百”,通过惩罚少数人来教育多数人,从而强化管理的权威。惩罚也可以及时制止这些人的不良行为,以免给企业造成更大损失。为了做到严格奖惩,要建立健全组织的奖惩制度。使奖惩工作尽可能地规范化、制度化,是实现奖惩公正、及时的可靠保证。继承先人法治德治的思想,在管理中才能达到管理的最大效能,实现共同的目标。

　　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古,其香如故,其中包涵的管理思想,不仅是现代管理思想的一个源头,更是中国管理取之不尽的宝藏。虽然其中不可避免地含有大量为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观念,其中也有一些诸如道家“绝圣弃智”的消极观念﹑儒家愚民政策、等级制度以及法家的“严刑峻法”等思想糟粕。但其中饱含的管理经验,是时间抹不去的圭臬。而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批判性的吸收,正是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应当做到的。在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的同时,博采众长,才能将中国管理的潜力与魄力发挥出来,将中国管理的实力与威力展现出来!(李天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