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小飞龙免费版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约瑟夫 奈教授创立了软实力概念，并积20多年之功搭建起一系列基于软实力的理论。有趣的是，奈教授本意是要解决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问题，他的概念却在中国激起了更大的兴趣。国人发挥特有的议题泛化能力，将一切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都归入软实力，俨然以更“软”的方式淹没了软实力。奈的著作《软实力》从纯学理的角度看难称上乘佳作，但它创造的新概念及其激发的话语争论却使其当之无愧地列入当代经典。中信出版社即将推出马娟娟女士的新译本，不仅订正了老译本尚存之瑕疵，还增加了奈教授中文版序，有助于我们沉淀8年热议之成果，撇去浮沫，回到原始论题，重新思考实力的软硬问题。

　　国人之所以容易将软权力概念泛化，归根结底是由于美国人所说的“软”还不够软，满足不了中国文化对“软”的理解。作为一个美国人，奈教授当然逃脱不了山姆大叔思维方式。对于习惯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式逻辑的美国人，只要不使用大棒和胡萝卜，自然是认为足够“软”了。可是殊不知这个软实力里，依然潜藏着硬的鱼刺。

　　首先，软实力是一种被建构的实力，其存在的基础是硬实力。硬实力大多是可以直接对比衡量的，比如一国的军事实力可通过战争来检验，经济实力可由统计数字表现出来，强弱一眼即判。软实力，比如奈教授所说的制度和价值观，则不可能有数学般的精准度量。制度和价值观的强弱不完全由审美或道德标准来判断，生存竞争是其证明自己的终极原理。

　　赢得希波战争使希腊民主制度获得了巨大的软权力，马其顿的征服却使民主这个词被遗忘一千多年。古罗马的成功崛起使共和制度及共和主义价值观盛行一时，然而自罗马衰落直到16世纪英国革命之前，共和主义丧失了魅力。软权力概念之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也是一个辅证。在冷战结束之前，美苏两种制度与价值观的竞争结局尚在未定之天，两种模式，两大阵营均享有着一定程度的软实力。东方有翻越柏林墙的逃难者，西方也有城市造反运动。固然事后我们可以看到苏东模式存在着诸多致命的缺陷，但至少我们不能否认美西模式在世界上的优越形象只是在冷战之后才得以建构起来。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话语权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那么，话语权是硬还是软？奈教授将硬实力界定为“命令胁迫诱导”，把软实力界定为“议程设置吸引同化”。细心推敲，可发现在软硬实力之间，奈教授粗心地丢掉了话语权。如果没有话语权作为中介，就无法看到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潜藏的建构关系，也就无法把握两种实力之间逻辑的递进，更无法看到软实力靠什么发挥作用。意识形态宣传、思想学术建构、大众媒体传播，是软实力的基础。葛兰西、伯林、乔姆斯基等西方学者都曾剖析权力和金钱在影响价值和思想方面的巨大力量。花钱做广告固然无法将臭豆腐变成鲜豆腐，但足以给臭豆腐戴上美食的光环，当然，不会吃出人命是底线(中国软实力的软肋恰在此)。由此可见，软实力并不是独立的力量，它既需要硬实力的支撑，也需要话语权构建。人为地将国家实力一分为二，不如将其看作是一个由硬及软的光谱表。而软实力，只是以硬实力为根、话语权为茎的“软之花”。

　　正因为美国的软权力并不是真的“软”，它与硬实力始终难以截然分清。一方面，软实力常被硬实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价值观外交，貌似推行软价值，采用的却是干预内政、经济制裁、军备禁售等硬手段；“颜色革命”表面是软实力的结果，实质却与经济、军事等硬手段密不可分。美国也很诚实，从不单独讲软实力，只讲“巧实力”按奈教授的解释，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巧妙结合”。另一方面，作为结果，软实力会带来硬冲突。价值观的传播会遭遇圣战和民族主义抵抗，文化产品会激发狂怒的反美浪潮。工具性的软实力逃脱不了硬实力的窠臼。

　　软实力概念在中国的追捧和泛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学者为它附加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和期待。或是从软权力角度论证国内改革的必要性，或是强调市民社会的重要性，或是希望改善中国人、中国企业、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或是希望破解长期刻板老化的对外宣传格调，或是希望拓宽传统外交体制、吸纳学界智慧。当然，中国学界也试图从学理上给软实力概念加载中国文化的价值。“软”在中国文化中独具价值，以柔克刚、上善若水、不射之射、无招胜有招、不战而屈人之兵等等，均表现了中国人对以软制胜的偏爱。而当今世界真正需要的软实力，自然不是中国武侠小说式的浪漫幻想，也不是美国十字军式的普世情怀，而是文化活力，社会的创造力，道德的感召力，缔造和平、繁荣与公正的世界秩序的领导力和对不同文明、不同思想的包容力。这些软权力，中美都有，但都不全有。国家应该追求这样的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