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体解剖授业韩先满,刘星海,龙敏.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对策研究[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2,28(11):79-84.

　　数字化转型起源于工业领域，而我国工业数字化转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已经形成一批可供借鉴推广的经验。当前，我国教育信息化总体上已经完成了数字化转换和数字化升级，但还没有步入数字化转型阶段。近五年来，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紧随教育信息化步伐，实施数字化转换、数字化升级，探索数字化转型，取得了一些实践成果。文章借鉴我国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成功经验，结合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成果，对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内容及路径选择进行研究。文章认为：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的价值追求是以师生为中心，通过数字化转型带来教、学、管、评全方位的变革；其主要内容包括业务转型、技术转型和组织转型，重点是业务转型，关键是教育教学，核心要素是数字化教学资源、智能化教学环境、智慧化教学评价、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完备的业务软件，以及人的信息化素养和组织执行力；在路径选择方面，建议走“轻资产转型”路径，坚持问题导向，保证基础设施够用、机制保障到位。

　　韩先满，党委副书记，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教育信息化，邮箱：；

　　2022年2月8日，《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发布，对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作出工作部署，提出“强化需求牵引，深化融合、创新赋能、应用驱动，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加快推进教育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等工作内容。3月28日，教育部举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启动仪式，标志着数字教育发展战略正式起航。

　　我国的数字化转型首先从新基建开始，率先在工业领域开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新基建划分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大类。新基建的落地推广使工业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发生质的改变 [1] 。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个新事物，可供借鉴的成熟案例不多，苏州大学与华为共同建设“云中苏大”已经形成一些经验 [2] 。近5年来，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以《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为指引，遵循《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通过顶层设计，分步实施，大力推动学校数字化升级，探索数字化转型，取得了一些实践成果。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新概念，没有权威的定义。“转型”包含“范式”转变，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不断推动新的问题、新的方法产生和变化。而数字化转型则是由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对现有价值创造、社会互动、商业活动以及思维方式的巨大转变，会从根本上改变整个行业、组织和个体的行为。国内外学者虽未达成一致，但比较认可的数字化转型是“通过文化、劳动力和技术的转变，优化和转变机构运营、战略方向和价值主张的过程” [3] 。

　　信息化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工业数字化转型分为信息化（Information Digitization，1956—2003年）、业务数字化（Business Digitization，2003—2016年）和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2016年至今）三个阶段 [4] 。而我国教育信息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化时代（1989—2009年），与信息技术发展历程基本同步，最早是利用计算机的运算能力代替人工计算，然后是财务电算化、办公无纸化和管理信息化。随着互联网普及，逐步实现办公和服务网络化。第二阶段是数据化时代（2010—2019年），基本完成主要信息系统建设，逐步由“信息化”步入“数据化”时代。第三阶段是智能化时代（2020年至今），数据和智能技术将全面重塑高校治理模式，引领高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开始逐步推进数字化转型 [5]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过程经历了数字化转换（Digitization）、数字化升级（Digitalization)、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三个阶段。数字化转换主要是指存储介质的转变；数字化升级则是指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对现有业务进行数字化展现，并结合互联网技术，将业务从线下搬到线上进行处理；数字化转型则是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现代通信技术等成熟技术的基础上，改变原有业务模式，挖掘新技术环境下创造价值的方式 [6] 。

　　笔者借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曾对湖南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水平进行研究，主要研究72所高职院校的信息化发展水平 [7] 。按照数字化阶段划分，目前湖南省职业院校大多处于数字化转换阶段，部分院校处于数字化升级阶段，几乎没有学校进入数字化转型。这与湖南省经济发展水平难以支撑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有关，也与学校基础薄弱，信息化意识不够，对信息化投入不足有关。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的信息化发展历程印证了这一研究结论，2005年升格为高职院校时，连符合国家规定的计算机机房都没有，信息化基础几乎为零。从2012年开始，学校以“三通两平台”为主要内容开展教育信息化建设。2018年，《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发布，学校采取“出国进修触灵魂、项目建设增本领，全员竞赛创氛围”等措施，提升师生信息化素养，全面推动学校信息化。同时，借新校区建设之机，夯实信息化基础设施，实施以“学生成长可视、教师发展可视、办学水平可视、管理服务精准”为标志的智慧校园建设，聚焦数字资源建设、高效课堂构建、CR（远程操控+真场执行）实训探索，推动“评学生、评教师、评课程、改服务”的教、学、管、评变革，实现师生评价精准到人，课程评价精准到课，课堂评价下课即评，在数字化转型探索中取得了初步成效 [8] 。

　　可见，在教育部实施数字发展战略之际，对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进行系统思考并提出对策建议，适逢其时，对全国高职院校数字化转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新基建驱动下的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带来企业生产管理方式的变化：一是平台成为生产管理的载体。新基建侧重数字平台建设，强调平台化管理。数字平台是新基建的重要载体，整个平台以智能技术为支撑，新型基础设施经过平台的整合管理，实现数据采集平台化、管理服务平台化及应用服务平台化。二是融合成为生产管理的桥梁。过去一段时期，落后信息技术和滞后信息基础设施制约着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新基建连接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使用数字技术赋能现实生产，通过与现实生产活动的深度融合，发挥其在数据收集、传输、处理、设施设备互联等方面的优势 [1] 。降低能耗、提高生产效率并生产具备竞争优势的产品，创造客户价值，以客户为中心提供数字化服务，是工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追求。

　　高校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一种技术转型，还是一种文化和业务转型，重点是通过彻底重构客户体验，采用全新的方式交付价值，创造收入并提高效率。一些发展较好的学校，已经积累了较多的基础数据，不少学校还建设网上办事大厅，用“一网通办”的办法方便师生。但通过仔细分析，会发现“一网通办”还是停留在数字化升级阶段，仅仅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复制的是线下办理过程，并没有重构业务，更没有创造新的机制，也没有提供新的产品。数字化转型不是单纯的“业务数据化”，而是“数据业务化”，要发挥数据的优势，发掘其中的价值。数字化转型不是由技术引发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或为师生提供一种新的教与学方法，技术只是服务于这种变革的支撑 [4] 。以师生为中心的解决方案，即通过数字化转型带来教、学、管、评全方位的变革，是学校数字化转型的价值追求。

　　数字经济可以改变价值创造方式，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创造新的价值增长点，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企业数字化能力的加强不仅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推动技术创新 [9] 。麦肯锡咨询公司（McKinsey）在全球范围调研了800多家传统企业，结果显示，企业的业务、技术以及组织转型中存在种种陷阱和障碍，为此提出改进策略：重点放在业务转型、技术转型和组织转型3个领域；关注敏捷工作方式、敏捷数字工作室、工业互联网基础架构、技术生态系统、工业互联网学院、转型办公室6个核心因素；落实在数字化业绩增长、数字化产品设计、数字化采购、数字化供应链、数字化生产制造、前中后台流程自动化、工业物联网架构、转型办公室、工业互联网学院9个价值链环节 [10] 。3个领域、6个要素、9个价值实现是工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内容。

　　借鉴工业数字化的经验，学校数字化转型同样应当包括业务转型、技术转型和组织转型。重点是业务转型，关键是教育教学。如果说数字化转换阶段是把传统的纸质教学资源数字化，实现资源转型，数字化升级阶段是运用数字化资源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那么数字化转型阶段的主要内容应当是教、学、管、评的全面转型。

　　教的产品不再是供方（学校）主导，而是需方（学生）主导，也就是人才培养方案不再是工厂化的统一模板，而是个性化的差别方案。知识传授的数字资源不仅仅局限纸质资源电子化，还应当满足学、管、评要求的智能化。技能传承的资源不仅仅是仿真化，还应当围绕“三高三难”（设备价值高，一人一工位难；工种危险性高，现场实训难；空间复杂度高，实训教学难），采用5G、北斗、数字孪生等新技术提供解决方案。

　　学习途径不再局限于教室、来源于学校和教师，而是跨学校、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泛在学习。泛在学习的形式不仅仅是MOOC等无人化的自主学习，应当是综合运用知识图谱、人工智能、5G等新技术了解要学什么，做到想学什么有什么。在学习过程中，师生时时处处能“见面”。线上线下学习都是有人互动、有人辅导、有伴同学、有数反馈的高效课堂。

　　管的方式不再是传统的点名签到、推门听课，而是智能化环境的无感管控，即使校外学习，也能管控到位。评的维度不仅是过程学习和终结考核，而是全方位、全过程、多视角、多主体的，既包括知识掌握、技能传承，也包括素质养成、文化积淀等。管理以评价为参考，评价以数据为依据，评价对象包括课堂、课程、学生和教师。

　　技术转型和组织转型在学校数字化转型中十分重要，但比起业务转型来说处于从属位置。技术转型是业务转型的支撑，有时也起到引领作用；组织转型是业务转型的保障，通过提升组织适应性，可以加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学校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是数字化教学资源、智能化教学环境、智慧化教学评价、先进硬件基础设施和完备的业务软件。当然，人的信息化素养和组织执行力毫无疑问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学校数字化转型的价值体现在于：学生成长历程可见可视，便于学生自主订制学习计划，提升就业创业和职业迁移能力；教师能力提升有据可依，便于提供丰富适用的教学产品，满足对学生个性化培养的需要；学校办学适应能力与时俱进，便于学校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让社会感知学校存在的价值，树立职业教育良好形象；管理服务高效、精细，便于提高师生获得感和满意度，使师生感受到数字化转型有用有效。

　　浙江正泰集团数字化转型案例带来的启示：数字化转型为组织带来新的行动者、结构、实践、价值和理念，对现有组织、生态系统、行业或者场域中已经存在的游戏规则带来改变、威胁、替代、补充等。数字化转型分为管理要素数字化（2013—2015年）、生产过程智能化（2015—2018年）、组织架构平台化（2019—2021年）3个阶段。正泰集团以“轻资产转型”道路切入，不大张旗鼓地去搬动旗下十几家产业公司的65套信息化系统（包括ERP、CRM、用友等），让原有系统在企业中维持原有的运行状态，只是将管理型数据从各公司的信息化系统中剥离出来，进行采集和分析；在数据层面做整合，让原本分散的数据集中到一个界面上，打破信息孤岛，使得管理层无论身处何处都可以查看各公司的运行数据，提升管理的效率与精准性，同时销售人员能更好地获取订单，财务人员能更好地处理风控 [11]。“轻资产转型”是正泰集团的成功经验，也使其成为数字化转型标杆，值得借鉴。

　　教育部推动数字化转型，必定会吸引众多IT企业关注，为学校提供所谓的“系统化解决方案”，也就是提供一套“先进”的系统软件，具备“无所不能”的功能。不论这些企业是否有过服务教育行业的经历，也不论这些企业是否为头部IT企业，从过去经验和教训看，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对已经使用的系统软件、业务平台、应用中间件等进行功能完善或开发利用，切忌采用推倒重来的办法进行建设。职业教育业务十分复杂，没有能够覆盖不同学校业务的通用系统。举一个教学业务最为常见的例子，如教学班级如何组织，这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对于职业教育来说不太一样。铁路院校组建订单班，会从同一专业、同一年级的不同行政班级抽人组建，以便开展不同铁路或地铁公司文化教育；汽车院校项目班则复杂一些，品牌汽车企业的项目班会从不同专业、同一年级的不同行政班级选人组建，学生注册专业维持原有专业不变，但课程体系已经与原来专业大相径庭；创新创业班则更加复杂，学生不仅来源于不同专业，也可能来源于不同年级，为了同一个创新创业项目而组建在一起。无论哪种组班方式，按我国的学籍管理规则，学生始终都保持在原年级、原专业进行学习。另外，我国对于学校的人员、经费、资产采取垂直管理的办法，人员招录、工资核定、社保缴费、经费管理、资产管理、党员管理等，都需要使用垂直系统，这不是大一统平台所能解决的。

　　提高质量、提升形象是教育部对职业教育提出的要求，也是社会的呼声。人才培养始终是学校的核心问题，也是落实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要求。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是使学生通过接受高质量教育，实现人生出彩。高质量教育是最适合的教育，是真正的因材施教。这就要求在人才培养方案上、在教育教学产品供给上、在人才培养效果评价上都要进行变革。可以设想，未来的职业教育不再是学校根据统一模板开课程，而是根据学生的差别化需要开展人才培养。选课不是学校有多少课程供学生选择，而是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要学校来提供。一校一策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数字化转型的最大成功。

　　基础设施包括硬件和软件。我国区域发展差距较大，不能采用统一的标准去要求，各院校应当结合本校实际开展建设。有条件的学校建设标准可以高一些、新技术运用多一些、智能化程度高一些，条件不具备的可以分批进行，通过资源转换、购买服务等办法缓解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例如，可以将学校后勤服务收入置换为信息化基础设施投入；把学校建筑物表面光伏发电收入用于信息化建设投入等。在多措并举筹资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注意数据资产的积累，数据掌握在自己手中，才有可能发挥支撑学校发展的作用。

　　2020年发布的《职业院校数字校园规范》第9章规定了职业院校数字校园体制机制方面的要求，包括教育信息化领导力、信息化组织机构、信息化政策与规范、信息化人力资源、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机制、运维管理体系、安全保障体系等 [12] 。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强有力的组织和机制保障是推动学校数字化转型的根本。

　　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工业数字化转型已经取得了骄人业绩，一批智慧工厂、柔性车间在各行各业涌现。教育数字化转型有其特殊性，但更加大有可为。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在实践中摸索，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方向是正确的，路径是可行的，但离要达到的目标还有较大距离。还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探索：一是学生成长评价的作用还有待深度挖掘，需要绘出专业所对应岗位能力图谱，让成长目标精确清晰，便于学生找准成长差距；二是课程开发和课堂教学还未进入转型阶段，充其量进入数字化升级阶段；三是解决实践教学“三高三难”问题还需继续加大力度，顶岗实习期间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还未涉猎；四是评价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反哺作用还未有效发挥，培养与评价存在两张皮现象。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在教育部的顶层设计和推动之下前景可期。各高职院校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生力军，与我国经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过去30年创造了辉煌业绩，理应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大潮，坚持立德树人核心，突出人才培养中心任务，找准定位，大胆探索，把数字化转型作为高水平职业教育的重要一环，通过数字化转型解决遗留问题，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高水平职业教育之路。

　　[1]周嘉,马世龙.从赋能到使能：新基建驱动下的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2(3):20-30.

　　[2]杨一心,张惠展.云中大学，探索高校数字化转型之道与术[J].中国教育网络，2020(9):41-42.

　　[3]李敏辉,李铭,曾冰然,等.后疫情时代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困境与路径[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35-44.

　　[4]陈堂,陈光,陈鹏羽.中国数字化转型：发展历程、运行机制与展望[J].中国科技论坛,2022(1):139-140.

　　[6]王玉平.高校数字化转型不能迷失于数字化[J].中国教育网络,2021(9):76-77.

　　[7]韩先满.职业院校教育信息化水平评价研究——基于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应用的实践[J].信息系统工程,2020(8):162-164.

　　[9]赵剑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范式与关键举措[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1):94-103.

　　[11]应瑛,张晓杭,孔小磊,等.制度视角下的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一个纵向案例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2(1):8-20,106.

　　治理论坛 张兴华 朱伊奇：职业教育数字化赋能提质研究 2023-01-11

　　特稿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韩锡斌等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现状、问题与对策》 2023-01-04

　　《中国教育信息化》创刊于1995年8月，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管，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主办，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学术期刊。期刊内容力求全面深入地记录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建设进展、研究与应用成果和行业发展状况，开展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状况调研和教育信息化国际比较研究，服务于国家教育宏观决策；力求全面准确地把握教育信息化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标准规范，及时追踪ICT前沿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与教育的融合，深度挖掘教育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的体制、机制创新，服务于我国教育信息化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