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界精华一直有写“亨得利”钟表的意愿与冲动，因为这个享誉全国乃至全球的品牌是由樟村人发起缔造的，至今仍是许多城市的历史性标签。这是樟村的高光记忆与巨大荣耀，但囿于其发展版图过于庞大，史料掌握难度很高，故屡屡放下。直至8月25日，著名的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郑哲敏先生仙逝，才让我痛下决心，觉得必须还原那段渐被人遗忘的辉煌记忆了，那怕可能有遗珠之憾。

　　郑哲敏是樟村郑家村的子嗣，其父郑章斐便是樟村的一个小山村走出去的“钟表大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典型的“出门人”后代。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樟村人因地少人众，为了生活，四处奔波，深耕于钟表眼镜业，集腋成裘，创出了“亨得利”品牌；也再次印证了樟村人勤耕勤读、重视知识的祖训与传统乡风。

　　“亨得利”这个耳熟能详的著名品牌，与樟村这样一个偏于四明山一隅的小乡镇高度关联，似乎难以置信。但事实是这个品牌的背后确实蕴涵着世世代代樟村人的辛勤付出与巨大贡献，樟村遍布全国的“出门人”，很多都是沿着这个品牌引导的路径走出去，才开枝散叶的。

　　近代开埠后，毗邻宁波的上海迅速崛起，吸引了包括樟村在内的大批宁波人前往谋生创业。至清末，鄞县一地“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旅沪甬人达40多万（董启俊《宁波旅沪同乡会》，《宁波文史资料》第5辑，第8页）。

　　据考，1903年，由樟村蜜岩村人应启霖（史传王光祖岳父）、章水长沙潭村（此村现已淹没于皎口水库中）学徒庄鸿皋、舟山的王光祖三人一起，在宁波东门街创办“二妙春”钟表店，经营钟表、眼镜、唱机维修业务，规模不大，属小店面。宣统三年(1911年)前后，在杭州、南京两地开设了分号，并派人常驻上海组织货源。民国4年(1915年)在上海五马路开店，取名“亨得利”；民国17年迁至南京路广西路口，挂出“亨得利钟表总行”的招牌，与“亨达利”竞争，并大做广告，生意日盛。短短几年，在上海静安寺、霞飞路和香港开设3家支店，还与全国各地建立联营合资的企业达60家。该店经营者洞察到顾客有三忧:一忧钟表质量不佳;二忧修理技术不好;三忧维修不便，便创立连锁保单制度：凡持“亨得利”钟表保单，可在全国各地分号内免费修理（这一服务承诺，产生了大量的钟表、眼镜后续维修人员需求，故诞生了大批亲带亲、邻带邻以维修学徒为业的樟村“出门人”）；而“以卖带修、以修促销”的经营方式和理念，博得了广大顾客的信赖。

　　但“亨得利”三字，却引出了一场官司。1864年，法国人霍普在上海现延安东路开办了霍普兄弟公司，专门经营欧美侨民所需的日用品.后迁至现南京路改名“亨达利”，并改专营钟表眼镜等商品。“亨得利”在上海开业后，生意极兴，发展极快，因而引起法国人的嫉妒，便以侵犯“亨达利”的店名权为由，向上海民国法院起诉。这场官司几经反复，最后“亨得利”胜诉。不久，“亨得利”在农商部登记注册，“亨得利”店名始被政府承认。“亨得利”店名引起的诉讼风波，虽频添了很多周折，但也由此极大地提升了“亨得利”的声誉度， 生意发展更进入了快车道，先后相继在北京、天津、南京、沈阳、郑州等大城市开设“亨得利”钟表眼镜商店。各地“亨得利”主要货源均由上海总行调拨，总行管理委员会订有一整套较健全的管理制度，全国各地的分号都受总行的严格控制。

　　随着业务网络的扩展，大批由学徒成长起来的樟村“出门人”，被当作亲信不断被派往全国各个城市，主持分号，“亨得利”钟表、眼镜店“樟村版图”因此越来越大，几乎覆盖了全国当时的所有地级市。

　　有两个分支需要特别表述，因为“亨得利”的后续影响至今仍以另一种方式成为城市印记或在另一个频道上将被我们牢记。

　　一支是沈阳。1920年初夏，上海总行派遣周锡纯（樟村天象岩村人）去沈阳，在大西门里开设了奉天亨得利钟表眼镜行，专门经营钟表眼镜，附设钟表修理、验目配镜业务。当时营业规模小，只有两间平房门市，7名店员，资本总额5000元。1930年“亨得利”先后设立5个连锁网点，声誉开始驰名各地。1931年初，张学良将军准备向蒙古一些知名文化人士馈赠一批手表，派人跑了很多家，都不满意。“亨得利”老板闻讯后，派协理携带100只金表送往帅府，张学良看后十分满意，马上吩咐下人如数交款。

　　1948年“亨得利”开始恢复营业，到1988年已经成为沈阳市的著名企业。如今步入这家老店，早已是现代的装饰与风格。各式进口、国产眼镜达200余种；进口验表仪、电脑验光机应有尽有，店内还设有现代化的镜片加工厂。尤为可贵的是，“亨得利”一直保留了最初创建时的旧址，使得这个百年老店在新时代仍闪现着悠远、深厚的百年时光光芒，成为沈阳的一处城市历史地标。

　　另一支是济南。1918年初，上海“亨得利”总店筹资6900银元，选派樟村郑家村人郑章斐（郑哲敏院士之父）来到济南设立分号。 郑章斐来到济南后，经过实地考察，把济南首家“亨得利”钟表店选在了商埠的凤翔街口，并于同年3月16日开张营业。

　　开张之后的济南“亨得利”，由于市场行情看好，财源广进，且货源充足、品种齐全，分别于1920年在院西大街设立了“亨得利”东店，1923年在普利门设立了“纽约表行”，1924年在经二路纬四路设立了“大西洋钟表眼镜行”。

　　1932年，又在经二路纬四路西北角租赁的土地上，建起了三层营业楼房，并于1934年5月启用，据说启用当月的营业额高达两万余元，此后每月都保持在6000元以上，成为全国同类商家中的佼佼者。

　　济南“亨得利”名为钟表行，其实经营范围不仅仅限于钟表，同时还经营眼镜、乐器、银器、唱机、唱片、高级钢笔、望远镜等，并兼有钟表维修。史载，当年经营最红火的时候，由于资金充足，因而货物齐全，库存充盈，仅是手表库存量就在3000只以上，多的时候能达到六七千只，而且都是进口的瑞士手表。

　　“9·18”事变之后，善于洞察时局的郑章斐于1936年关闭了纽约表行，并派人到四川筹建成都“亨得利”，以消日后发展之虞。

　　抗战全面爆发后，郑章斐迅速将济南各店的店员大部遣散，而后又将库存钟表分别存入亨得利地下仓库和交通银行仓库，同时委派其内弟崔锡瑞（樟村崔岙人）作为留守，代理主持济南的所有店务，他本人则于1937年11月离开了济南，到汉口另谋发展。

　　济南沦陷之初，市场冷清，经济萧条，日伪下令强迫各家商店尽快开门营业。当时济南“亨得利”，鉴于其库存在交通银行的存货被抢，郑章斐去汉口时又带走了很多存货，因而货源不足，品种也不全,经营难以为继。

　　为此，他们便将“亨得利”东号和大西洋表店的所有存货，都集中到了“亨得利”老号，勉强开业经营，以对付局面。

　　抗战胜利之后，通货膨胀，物价暴涨，“亨得利”的经营每况愈下，1946年，崔锡瑞只好再次关闭了“亨得利”东号。

　　1949年9月末，济南解放没几天，军队派飞机对济南城区进行了狂轰滥炸，“亨得利”老号不幸中弹，房屋倒塌，货物被毁，还死伤员工二十多人，损失极为惨重。

　　至此，“亨得利”在济南的四家表行，只有“大西洋”钟表眼镜行勉强维持经营。

　　1949年之后，济南亨得利就沿用“大西洋”的字号继续营业，直到1956年的公私合营。

　　郑哲敏兄弟几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郑章斐始终秉持祖训，教育子女勤勉好学，修身养性，这位“钟表大王”，不仅创造了樟村人的经商奇迹，还为国家培养了9个栋梁之才（有“一门三贤士，九子皆才俊”之说），父子两辈，都值得樟村后人深刻怀念、铭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樟村成立章水金属表带厂（现为宁波华光公司），产品需要寻找销售渠道，遍布全国的“亨得利”钟表眼镜店成为最佳选择。岁月的流逝，已经让各地的“亨得利”品牌归属千姿百态、 莫衷一是，但仍由大量老一代以及后一代樟村人把持。亲历者崔忆祖曾对我感叹说，那时，不需要任何介绍信，你只要讲着一口石硬的樟村话闯进去，必定会受到热情的接待，并快速达成合作协议。

　　亲不亲，家乡人，热不热，故乡情，对于樟村的情感，早已形成天然的血脉，虽久不近乡，仍一直会流淌于那些“出门人”的生命里，似在时刻等待家乡的呼唤。

　　但樟村人经营的钟表眼镜店，并不止“亨得利”一个字号，至解放初，各色名号在内地、香港、东南亚，不下于50家。最具代表的如“宁波市荣誉市民”，“精诚睿志兴实业，慷慨无私惠家乡”的樟村闻家人闻儒根创建的香港永联行贸易有限公司。

　　樟村闻家在钟表眼镜界是一支比较有代表性的家族。旧时，闻家人素有亦农亦商的家风，农时耕作，闲时在宁波、舟山等地乡镇穿街走巷，贩卖洋布，以贴家用。但世道混乱，终难克时艰，于是家族发动，决定让孩子们去上海学徒。

　　生于1922年的樟村大元里人崔钦宝是闻家外孙，在16岁高小毕业后，家里再也无力供他读书，便去了上海大明眼镜公司学生意；19岁先后到香港、澳门开办宁广眼镜店；22岁到新加坡发展，逐渐将“宁广眼镜”发展成新加坡最大的眼镜批发、眼镜配套设备、眼科仪器销售的专业公司。二战后，他代理了多个国际著名的品牌，如Bausch Lomb（由他第一个翻译为博士伦）、AO、浪琴等。他是新加坡眼镜业公会的发起人，并历任多届会长。

　　百岁新加坡侨胞崔钦宝现定居在宁波，这是我能采访到的最近且健在的樟村游子闯荡钟表眼镜世界的见证人。崔钦宝之所以去新加坡，是因为新加坡宁广眼镜私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崔珏琛（曾历任新加坡宁波同乡会会长、新加坡上海公会会长、新加坡三江会馆副会长）是他舅舅。最初有点投亲靠友的意味，但后面的成功，全靠自己超群的商业智慧和艰苦努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2021年9月1日上午，坐在我对面的这位老人虽因听力不佳，反应略显迟钝，但眼神中仍透出阅尽世事的炼达与坚韧。谈线岁高小毕业时，本可以到保积寺继续读书的，遗憾之情溢于言表。事实是他到新加坡后刻苦自学，天天阅读英文报纸，直至能够用英语与外商自由交流，并把6个孩子都培养成了硕士、博士，且能准确地指出在大学任教的女儿的英语用词缺陷，让我在旁听着汗颜不止。

　　陪同采访的是他侄子闻建良。闻建良是我高中同学，1981年考取江西冶金学院工业自动化专业，但他并没有走常规路，毕业后便去了新加坡，参与眼镜家族企业经营，当时让我们惊讶不已。但此次参观了他的宁波明星科技公司，我终于明白，他在以另一种方式，传承着先辈未竟的事业。

　　整个陈列室，齐整地摆放着他公司研制、生产的自动验光、检测、全自动镜片加工与眼科等设备。他自豪地一一介绍说，这些设备国内领先，可替代世界一流进口设备，而且价格仅为进口同类产品的1/3。

　　各地的“亨得利”建国后经过公私合营、改革开放等阶段，品归属已稀有樟村痕迹，正源之争也时有发生。但樟村人对它的创立与成长的历史性功绩不容抹杀，对钟表眼镜业的发展壮大的卓越贡献更应该被后人铭记。

　　（此文纪念郑哲敏院士以及一批像他父亲一样为樟村建立了荣光的乡贤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