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小说完本文化中的传统与多元在台湾曾有过怎样的互动？中华文化在台湾今天被边缘化了吗？这样的现象是否难以扭转？

　　台北书院山长、文化学人林谷芳近期在台北市闹中取静的临沂街“隐庐”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他对于中华文化在台湾现况的观察与思考。

　　中新社记者：当下台湾非常强调多元文化。您曾多次提到中华文化30年来呈现出逐步被边缘化的现象，为何这么说？

　　林谷芳：我还是保持这样的观点。第一个原因，是中华文化在教育内容上被边缘化，减少了(台湾)新生代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社会的变迁又那么快，这对他们影响巨大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在文化活动上被边缘化，当你不谈本土、不谈多元，文化活动或出版基本就拿不到经费补助。

　　前者代表体制力量的影响，后者代表民间的力量被架空。教育上，台湾高中以下的课纲牵涉重大，历史教育受冲击最严重，从课时上对中国史给予限缩、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片段化，学子不易建构整体的中华文化观念。语文教育方面，中国过去的“文史哲一家”是以“史”为核心的，(台湾)过去语文课本有很多内容是以“史”为核心的文章，它是一种价值教育，这方面也不像以前那么受重视。

　　台湾民间活力强，但举办文化活动仍需要一定的官方补助。没有补助，民间这方面的主体力量被稀释，也就无法从某种角度去平衡体制上那种中华文化教育边缘化的趋势。

　　中新社记者：在目前政治氛围下，这种中华文化影响力消退的现象是否难以扭转？

　　林谷芳：朋友曾问我，为何你处处讲中华文化。根柢与我的情怀当然深深有关，但也跟现在的环境有关联。

　　总体来说，我没有像许多喜欢中华文化的人那么悲观。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文化在台湾人的生活上或价值观上，已是“日用而不知”，它沁入其中、你不自觉而已。例如，家庭关系中的儒家伦理温润而自然，许多人依循道家谦冲自然的价值观在生活，艺术家尤其喜欢用老庄的哲思谈自己的艺术。台湾志工现象蓬勃，弥补了社会急速发展中制度未及照顾的一些缺漏，也使大家更能以“平等心”看待彼此，就受到大乘佛学“慈悲观”的影响。儒释道三家在台湾，到如今，仍明显影响着每一个人的生命。

　　再比如，遇到事情时，台湾人拜妈祖、拜关公，他不会想到拜的是中国大陆来的神。台湾宫庙那么多、信仰那么深，对大家的行为或价值观影响是很深的。

　　那么，消退的部分是哪里？一个是文化诠释，官方避免以中华文化来诠释台湾的种种，而民间因为没有人提醒，也就不晓得自己“很中华文化”。另一个，台湾在以中华文化面对当代上，也就较少有意识地去看待自己可能扮演的角色，发挥的效应就没能像过去那么明显。

　　但只要有人谈、让年轻人接触，他会恍然大悟，“原来我这些东西都是中华文化”。这也是为什么活动那么重要，它关系到年轻人接触中华文化的机会够不够多。

　　我想，一灯照隅，把一隅之灯给点亮，让人有机会来接触，另一个灯也就亮。灯灯相燃，最后就会有结果。

　　就像台湾歌仔戏有一段时间都在演新创的戏，但是不久又发觉，如果不演历史剧、不承载厚度，就无以成为大的、显眼的作品。所以，还是要回到中国的历史去演，比如，说不完的三国、演不完的水浒，然后东周列国志、杨家将等等。

　　总之，中华文化在台湾，其实根很深。即便现在官方不谈它，那也只是在官方“由显而隐”而已，今天就是要让这个“隐”的命脉不至于稀微，环境改变时，它自然会放出火花来。

　　中新社记者：台湾社会还有一个说法，台湾文化受到荷兰、明郑、清朝、日本影响，是一个复合体。对于这样的观点，您怎么观察？

　　林谷芳：台湾的历史的确比较多元复杂一些，进程比较曲折。但是每个阶段后来遗留的影响有多少，在台湾的一些论述里常常避而不谈，或者是只做主观的陈述。举例来讲，荷兰在台湾统治过一段时期，但是除非去(新北淡水)红毛城，否则很难在台湾看到荷兰的痕迹。它对台湾文化没什么影响，更多是历史上掠夺者的角色。

　　外人在台统治，发生影响的是日本。一个是视野，日本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当时台湾的知识分子也透过日本看西方。第二个是生活态度上，严谨以及清洁的观念影响台湾至今。第三个，有关制度建构，如蒋渭水等知识分子就通过日本实际了解西方制度的架构和运作。

　　但是，日本人当时把台湾人当成“二等国民”，所以50年的殖民统治并没有动摇台湾人的认同，台湾人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是被日本人瞧不起的“清国奴”。

　　无论是明郑或清代，乃至现在，中华文化作为台湾人的文化基底是毋庸置疑的，其他部分只是作为色彩性的存在。

　　中新社记者：在台湾，文化中传统与多元的关系，您认为如何互动才是比较好的状态？

　　林谷芳：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末，台湾有过一个较好的互动范式，可以说是中华文化面对当代、面对西方的一个非常好的实践。那时，无论持保守或开放的观点，都是在中华文化基点上面对世界、找自己的出路。

　　近日，我刚在《中国时报》专栏刊发《一个“有情怀，具气象”时代的远去》，谈到台湾新象艺术创办人、作曲家许博允的辞世。他走了，媒体报道不多。但我说，其实他代表了此前一个时代的某种氛围，在当时，所谓“本土”跟“国际”之间没有强烈的划分，“寻根、找自己中华文化的传统”跟“面对国际”是并行的。譬如这个时期成名的表演团体，你看优人神鼓、云门舞集都是既传统又国际的。

　　许博允成立新象，引进了许多国际节目、介绍艺术大家，为台湾打开视野，成为一个时代艺术发展的动力。他举办“新象国际艺术节”，开幕第一个节目一定是“传统音乐之夜”，民间说唱艺人陈达总是被安排在节目单首位。原本在屏东恒春红白事上演唱的一个民间艺人，许博允却将他列于世界名家之中，苍凉嗓音、即兴填词以及“过门”上月琴，基本已成绝响。“传统”跟“国际”，对这一代人来讲，并不成为一个对立的观念，而是互相滋补。

　　这样的人辞世，合该有更多惋惜、慨叹乃至报道评论，事实却如船过水无痕般，激起的涟漪比想象中要小许多。

　　这标示着一个“有情怀，具气象”时代的远去，台湾往后愈趋狭仄自满，恐怕也更为难免。

　　中新社记者：今年4月以来，《联合报》“联合副刊”以一版五六千字的篇幅逐月刊发您论述中华文化的文章，人间性、汉字、儒释道等主题引起关注与讨论。为何写这个系列文章？

　　林谷芳：无论政治分合如何，中华文明的特质仍渗透在我们的所思所行当中，了解中华文化，其实就是了解自己。

　　虽然是老掉牙的课题，但它既是基底，我们又处在这变动的时代，总得有人继续谈它。因此，就有了《江流千古意——契入中国文化的十六个关键词》的书写。原来，中国人谈中国文化，其精微处固为族外人所不及，但也常常落于主观，中国又是个大文化体，谈它更容易以偏概全，如果能透过这些关键词的掌握，也就更好整体有机地来了解中国文化。而在书写时，也不忘透过历史脉络、功能角色来与其他文化体作文化比较。如此，族内、族外视角的得兼，一方面既能让中国文化的特质彰显，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与外界对话的基础。也才好接于传统，对应当代。

　　报纸所刊，是我书稿的缩写，选择散文式的书写，是希望能有更多人读它，但散文笔调的背后，则是一定客观严谨的数据支撑，以及入于其中的情怀领略。在文化情怀与论述证据上得兼，是我对它的期许。(完)

　　林谷芳，台北书院山长，是知名的禅者、音乐家、文化评论人，曾任台湾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有《禅/两刃相交》《禅门三径》《千峰映月》《茶禅》《十年去来──一个台湾文化人眼中的大陆》等多部作品传世。其代表作《谛观有情──中国音乐里的人文世界》以平易准确的语言，系统诠释传统中国音乐精髓。数十年间，他往返两岸600多次、站在文化交流第一线年以来所主持的台北书院成为海内外文化人来台参访的文化地标之一，是中华文化促进会“2016年中华文化人物”名衔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