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中学校歌作者小记郑蜀炎，解放军报社原高级记者。1954年出生，1969年入伍，曾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现场短新闻”一等奖等，著有《与魔鬼掰手腕》《英雄少年时》等。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在几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延安是一处温暖而亲切的地标，是向往崇敬的革命圣地。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中央在延安战斗生活13年，领导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等一系列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培育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宝塔山、延河水蕴含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民族记忆、见证的时代风云，已经融入我们的精神血脉，历久弥新。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每一次回望延安，都是一次灵魂的洗礼、精神的升华、思想的淬炼、作风的检视。让我们回望那心灵的故乡，感悟民族精神的升腾凝聚，汲取坚定前行的力量。

　　夏日延安，铺展着蓬勃的斑斓和丰润的灿烂，两种浓烈的色彩撞击心头——黄土之漫漫、赤血之殷殷。

　　黄土，是千万年大自然嬗变风沙堆积隆起的黄土高原；血红，是一个民族在不屈的战斗中用鲜血浸染的旗帜。

　　历史从未远去，时代扑面而来。在中国人的认知框架里，宝塔山、延河水、枣园风……这些关于延安山河自然形态的描述，因其蕴藉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民族记忆、浓缩的时代风云，已经远远超出地理概念和风物视野。

　　“一担好山河，英雄造。”以地理为书，延安必是一部英雄传。那一峁一沟都仿佛凝固着华夏民族五千年的苍茫春秋，一水一涧都仿佛潺潺流淌着古老文明的脉息。在延安，你会被《诗经》的温度与柔情所浸润，会被“信天游”的深情和率性所击中……然而，其中最具时间质感的山河记忆，是苍茫如古埙般的凛冽语境——战争与军事。

　　史学家有论：中国初期的城市，不完全是经济和市场的产物，而属于政治军事的领域。延安即如是——地处黄土高原腹地、与游牧民族毗邻相望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成就了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互通交融，多元文明得以兴起繁盛；另一方面则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拉锯战的重要战场，碧血黄沙、横刀纵马的千年不绝。

　　延安城的出现，概以军事为缘起，因战争而形成的。秦国在尚未完成统一大业之时，将延安一带视为“地理之屏（障）”，并在今日的志丹、安塞、榆林等“天下之项背”要地，修筑起了横亘于山岭的“外墙”——古老的长城。

　　天下无人不知长城，但是，倘若没有交通线，再壮观的长城防线也只是摆设。于是，一条与长城相匹配的国防工程——“秦直道”出现了。这条“堑山堙谷”的军事通道长度绵延近千公里，骑兵从咸阳出发，3天可驰抵北方边地重镇九原（今包头）。而其重要路段，几乎穿越了延安全境。我们无法想象，2000多年前的筑道者，如何用两年半时间，就完成这一浩大工程。正是这条古代“高速路”的存在，中原军队依仗军事交通的奇迹，改变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战争格局。

　　“可怜无定河边骨”，延安就处于“无定河”流域的轴心区。览旧志，常以“襟带关陕”“五路襟喉”等描述概之。秦统一六国后，天下分为36郡，延安一带为“上郡”。秦始皇5次“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就有2次经过延安。秦将蒙恬于此发兵30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黄河之南）”。

　　汉武帝时期实施了以攻代守、奇袭猛攻的战略，大败匈奴。同时大举“徙民实边”，使延安“边城晏闭、牛马布野”。汉武帝18万骑兵前往延安所辖的黄帝陵，筑台祭祖，留下了18万大军祭黄帝的佳话。

　　隋唐时，这里更名为延州。当时，全国共置关143座，按其重要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延安境内有上关1座，中、下关5座。

　　北宋时，延安弓马战火频繁，宋廷尽遣能臣名将镇守。范仲淹任知州时，提出军事对垒持衡的战略，构筑屏障、改革军制、“逐收失地”，使得骄横的西夏兵“锋锷必败”敬畏而言：范大人“胸中自有数万甲兵”。

　　明代以“扼险设防”为国策，全国设“九边重镇”，延安便属其中之一“镇”……

　　山雄有脊，房固赖梁，而历史靠人创造。我们所熟悉的许多历史人物，其名其行皆可寻之于延安，千百年来同其苍翠、共其芬芳。

　　今日的宝塔山，相传是范仲淹任知州时，在当时名为嘉岭的山上修建瞭望塔、烽火塔、望寇台等军事设施，后因景得名。战国名将吴起率万千背弓之士横朔镇关，据守延安20余年，骁勇大战76场无往不胜，他安营扎寨之镇被后世敬称为“吴起镇”。以《梦溪笔谈》闻名的科学家沈括，同时还是军事家，他以知州兼安抚使之职镇守延安2年多，亲写过“天威卷地过黄河，万里羌人尽汉歌”的军旅诗词，并指挥了与西夏军队的多次战役。不过，沈括对延安最大的地理贡献，就是“发现、命名、定义”了石油，并认为“此物必大行于世”……

　　读有文之史，寻有形之史。古老的黄土地，承纳着历史深刻的启示和永恒的美。走进延安博物馆，让人感受到浓郁的浑朴坦然、阳刚天成的气息。灰色红色的陶罐陶器，以粗砺的印纹和图案，把岁月弯曲在灵动的弧度里；简陋的石斧、狞厉的虎噬蜥蜴青铜器，深藏着一种摄魂的力量，让你在默然无语间怦然心动。

　　面对这样的历史、这样的山河、这样的人物，清末民初，一位叫史密斯的传教士在延安生活了十几年，写了一本叫《辛亥革命前后的延安》的书。这个并不著名的人写下很著名的一个判断：“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永恒过去的地方（延安），中华文明进程中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与这个地方密切相关。有些甚至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对这个地方的了解越多，敬畏也与日俱增。”

　　1935年10月，在地球上留下一条万里征途“红飘带”的中央红军，到达延安吴起镇，宣告中央红军艰苦卓绝的长征结束。

　　“大好河山耐实践，不倦鞍马证心期。”这是被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在抵达吴起镇时感赋之诗。当时仅有11户人家的小镇，成为中国革命“不倦鞍马”万里征途的“落脚点”。

　　恰如一个成语“以壮行色”——以壮丽的理想开启壮丽的行程，延安时期，我们党在这块偏僻的黄土地上，开启着史诗般壮丽的行程。党中央在延安13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是革命史也是思想史，是军事史也是文化史。产生于此的伟大延安精神，其意义和影响已非一般的时空概念所能概述。

　　“传薪仰一灯”。这熠熠灯光就来自延安窑洞的油灯——《选集》一至四卷，延安时期的文章就占70%以上。雄文篇篇，枢轴之范，这些发源于延安的光辉思想，超越了历史烽烟，铸就为中国人永远的经典。

　　斯诺的《西行漫记》最后一部分的题目是《红色的天际》。据说，此题源于作者对时局的研判——红色曙光尚未照亮大地，刚刚浮现于天际。

　　那时世界版图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弥漫着风雨暗晦、刀兵狼烟——中国战场，日本侵略者屠城掠地，瓜分豆剖的危局已现；国际战场，面对德国法西斯闪电攻势，“日不落帝国”的新首相丘吉尔忧虑自己的就职“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葬礼”……

　　在延安这个相对偏僻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决定和改变历史走向的，是担负起民族重任的中国人。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同志在延安窑洞前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淡定自若地讲述着《论持久战》，向世界预告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景和意义——“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

　　文以载道，武亦载道。“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以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作为克敌制胜的法宝，延安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高地，中国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

　　当时的延安，同样也是与侵略者狭路相逢、白刃喋血的战场。史载：日本侵略军在1938年至1939年间，向延安密集的进攻多达23次，并进行了数十次的空袭轰炸；1939年6月，日军展开大兵团作战，纠集上万重兵强渡黄河，威逼延安……

　　反观相邻战场，只顾催粮索饷，避战理由堂而皇之：自古未闻有饥寒交迫之兵而能杀敌制胜者。

　　但中国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偏偏就是这样的兵，就是这样的“杀敌制胜者”。都说战争打的是钢铁，打的是后勤，可延安不仅极度缺钢少铁，就连生存的衣食也被严密封锁。

　　“太阳东起又西落，闹革命要经得起几回合。”一曲信天游，几多壮士血。面对这“几回合”，边区军民没有抱怨只有创造，勇于流血也不吝流汗。他们按照朱德总司令“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的命令，开展了“有创造精神”的大生产运动，谱写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

　　至1944年，延安已经近乎奇迹地拥有着80余家工厂，可以生产从兵器弹药到火柴肥皂、从医疗药品到通讯器材等必需之物。当然，生存之战绝不仅仅是为生存。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文献里，“解放区的财政和金融贸易”“缩小剪刀差”“出入口平衡”……这些显然已经远远超越那片黄土地、超越战火纷飞岁月的话题与韬略，皆已进入前辈的视野和思考。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那些千年前雄峙于延安的高墙坚堡，已经被岁月隐埋于黄土塬峁间。但是，黄土地上巍然屹立起一道新的不可战胜的铜墙铁壁。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勿从，不盈而从之。”《孙子兵法》不愧为兵学之典，其中的描述完全适用于延安的丘陵沟壑地形。

　　在一般的军事教科书上，这种山谷相夹的“隘形”之地，并非大兵团作战理想之地。然而，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在同志的指挥下，出神入化地利用这种特殊地形地貌，千里转战，腾挪辗转，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的“三战三捷”和沙家店战役等一系列胜利，记载下教科书式的精彩战例，讲述着“用兵如神”的战争艺术、军事奇迹。

　　1945年4月23日，杨家岭。同志在中共七大的开幕词中说：“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

　　“思来又想去，还是延水甜。”丁玲重返延安时，用一首新信天游表达对延安的眷念。

　　仅就地理水系而言，无论是长度、流量还是流域，延河作为一条黄河支脉，算不得泱泱之水，亦不闻欸乃船歌。可是，延河流淌的故事与记忆，延水浪涛激卷的光荣与梦想，绝非一条河流本身的地理概念所能描述。

　　在延安创造了“小米加步枪”军事奇迹的中国人，在滔滔延河浪里所掀涌的民族精神，所点燃的时代激情，同样构成了文化史上的奇迹。

　　文化是一张地图。那就让我们沿着山长水阔的延河两岸，去探寻红色文化的涓流爝火，去瞩目那闪耀信念之光的高擎之炬。

　　在战火纷飞、缺衣少食的艰苦生存条件下，延河畔生机勃勃地开办了30余所各类学校，谓之“窑洞大学”。看着“土”，实则“洋”——其学科广而博地包括了自然科学、文艺、法律、医科、无线电通信、外语，还有民族学院、女子大学等。随着这些学校的创办，延安扫盲运动、普及图书馆活动、学文化热潮蓬勃兴起……

　　“天下事、少年心。”著名的抗大虽然有“最高红色学府”之称，但办学条件极为简陋艰苦，恰如同志对其前身红军大学的风趣评价：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着当今最先进的科学。然而，西装革履也好、褐衣短衫也罢，可谓“天下雄俊，知其风旨，莫不延颈企踵”。从1936年至1945年，全国数万青年以“天下事”为己任，在这里学会了“两法”——辩证法和战争法，很快成长为我党我军的领导骨干。

　　“万众瞩目清凉山”——清凉山不算高，为何万众瞩目？是因为新华通讯总社、新华广播电台、解放日报社、新华书店、中央印刷厂等机构在这里驻扎了10年时间。清凉山上有隋代石窟、唐宋古寺，皆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今，此山被称为“红色新闻山”，无疑为文化名山再添新景观。

　　著名报人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发表了10余万字的长篇通讯《延安一月》。周恩来誉之为“中国记者写下的《西行漫记》”。赵超构的采访面甚广，既有、朱德等领导人，也有丁玲、范文澜、艾思奇等文化人，同时还访问了延安大学、鲁艺等文教机构。

　　他以中立者的角度，也以记者独特的眼光，通过亲历见闻特别关注着延安的文化运动、文化创作、文化教育。“吟咏所发，志惟深远”，得出结论是——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马克思把时间作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并说明：时间就是价值。延安在历史的演进中，在岁月的变迁里，精神与传统的价值，“声满天地，若出金石”。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有一张小炕桌，年头久远且斑驳粗拙，但它却让我久久伫立、心潮澎湃——一代伟人的千古名篇《沁园春·雪》，就是在炕桌上挥洒而出。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历史永远在这样告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