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爱情8上部免费？？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特性不仅表现在宏观的历史大势中，也体现在不同区域、不同阶段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文明海纳百川、源远流长，各区域文化经过不断传承、扬弃、发展，逐渐形成区域中心，进而走向多元一体。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接力”则是保持连续性的重要方式。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位于长江下游支流裕溪河（后河）的北岸，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代表。在距今5500至5300年左右，这里开创了玉石器制作的一代新风，成为全国最发达的玉石产业中心，并将接力棒传递给太湖流域良渚早期文化和大别山南麓薛家岗晚期文化，深刻影响了长江下游史前文化的发展方向，为中华文明久远绵延作出了显著贡献。

　　凌家滩遗址兴盛时期面积曾达到1.4平方公里，生活区、高等级墓葬区、公共活动区规划有序，两条先后挖成的人工环壕担起了围护作用。在高等级墓葬中，随葬了极其罕见、数量稀少的玉人、玉龙、玉鹰、玉龟和其他上千件玉器，以及大量象征权力和财富的玉钺、石钺等，出现了复杂的礼仪制度和社会分化。

　　没有文化底蕴，国家难以持久兴盛；没有交流互鉴，文化难以创新发展。深厚的传统渊源，吸纳多元因素，融合各方优势，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凌家滩的高度发达就是在各区域文化多元融合的基础上，经过了两三百年的积累、发展才形成的。早在约5700年前，可能来自南京一带的人群便已在裕溪河两岸繁衍生息，逐渐繁荣，并在5500年前形成了凌家滩中心聚落，规模急剧扩大。

　　在邻近地区较为发达的玉石产业带动下，玉石产业在凌家滩快速发展起来。这里接纳了从器物形态到制作技术的一整套工艺，特别是圆角弧刃大石钺和花斑石钺、带凹槽拼接技术的偶合式玉璜，成为凌家滩文化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东部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广泛影响长江下游，形成了“崧泽文化圈”，从大别山南麓到太湖之滨都出现了明显的文化互动，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凌家滩。此外，北部淮河中下游的大汶口中期文化，是淮系文化的突出代表，当时处于兴盛阶段并具有了明显的扩张趋势，其独特的陶器风格和精神内涵给凌家滩注入了新风，使用龟壳随葬等宗教、礼仪习俗，也影响到了凌家滩。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红山文化，在石铺祭坛、玉器形态和工艺上与凌家滩有诸多相似之处，因而不少学者都认为两地之间存在着社会上层远距离的交流网。最新考古工作发现的大中原地区出土的彩陶平底葫芦瓶，则显示凌家滩与黄河中下游也可能存在一定的互动。

　　一系列证据显示，五千多年前，各区域都涌现了大范围的相互借鉴，中华大地上出现了第一次文化大融合。凌家滩正是在风起云涌的史前文化变革潮流中，积极融合了多元的文化因素，抓住机遇脱颖而出，屹立潮头。

　　创新是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凌家滩的突出成就，在于适应了社会变化，以创新谋发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成果显示，五千多年前中国各地文化蓬勃发展，生产力明显进步，人口快速增加，社会分工日益深化：大中原区的庙底沟文化以彩陶独步天下，影响到半个中国；东北的红山文化石铺祭坛和巫玉文化盛行；太湖流域崧泽文化的渗碳黑陶、折转曲线造型的独特风格让长江下游文化趋同……凌家滩则因地制宜，适应了当时长江下游农业经济日趋发展、石器产品需求旺盛的现实，在社会分工不断深化、礼仪制度逐渐形成及对高端玉器产品需求旺盛的社会变革潮流中，以创新意识奏出时代强音。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化相比，凌家滩表现出了强烈鲜明的特征。

　　凌家滩最突出的特征是在玉石器制作上具有强烈的开创性，出现了一批日常生活中并不具有实用意义的特殊器物。人形冠状玉饰、刻图玉版和三角形玉片这些独一无二的器物，都无先例可循；玉人、玉龙、玉鹰、玉龟等象形器物虽在其他文化中偶有所见，但凌家滩的更具独特性；数量众多、周边刻有多个齿纹的玉璜，也是从凌家滩最早发端，逐渐沿长江通道传播开来。在继承了南京一带早期工艺的基础上，凌家滩的玉石器制作工艺出现了许多创新，不仅工艺更精湛，还独创了具有透雕效果的线锼、满足镶嵌需求的掏膛工艺、打破正常曲线的出廓形态、初具绞索特点的绞索纹等，具备了后世玉雕传统中的绝大部分工艺，代表了当时玉石器制作的最高水准。

　　在墓葬中大量随葬玉钺、石钺等玉石器，也是凌家滩独树一帜的新创。玉钺、石钺从生产工具中脱颖而出，在凌家滩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高，成为某种权力的象征。这不仅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分化的体现，也反映出一种社会新风俗，并形成了一套初显规范的礼仪制度。在最新发现的燎祭坑中，甚至出土了至少60余件大小石钺，勾勒出5500年前众人汇聚一处、燔祭上天、共图发展的壮观景象。

　　凌家滩的玉石器生产形成了“玉石并重”的文化特点，但因处在玉器使用的变革初期，也显示出一定的不稳定性和局限性。在玉器配套使用方面还没有形成较规范的传统，反映出凌家滩既有强烈的创新和活力，又处于摸索和逐渐规范的阶段，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无论如何，凌家滩文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开创之功，为其后长江下游玉石产业的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在玉石器之外，凌家滩聚落与周边其他聚落已有巨大的层级差异，大型祭坛的出现和墓葬等级的分化，说明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反映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既表现为文化的长久、持续演化，也表现为不同区域文化承前启后的接力，即通过对早期文化的传承、接力、改造，以达到更高程度，从而实现蝶变和新生。

　　以玉石产业和复杂礼仪为特征的凌家滩文化，虽然未在本地进一步发展，但由后来太湖流域的良渚早期文化和大别山南麓的薛家岗晚期文化接过接力棒，在长江下游形成了更大的产业浪潮和社会巨变，推进了中华文明发展进程。

　　凌家滩持续兴盛两百多年，在距今5300年左右“突然凋零”，但纵观整个长江下游的玉石产业发展历史，可以观察到以长江为轴在东南、西南两个方向，后续出现的两支发达文化——良渚早期文化和薛家岗晚期文化，与它存在着血脉相连的接力关系。

　　良渚文化的前身崧泽文化，玉石产业并不发达，特别是作为饰品或礼仪的玉器数量和种类都不多。但良渚文化早期，在天目山东麓、杭州湾西侧的一处面积不大、三面山峦环抱的“C”型平原区，骤然出现了十分发达的玉石器产业，在多种器物形态和制作工艺上，如小玉璧、亚腰形玉管、风字形钺，以及透雕、线锼、减地、阴线刻划等工艺，都充分体现出凌家滩对良渚文化的影响。在接力的同时，良渚文化还创造出以玉琮、玉璧和大量配饰为特征的礼仪用器，以及器物之间配套使用的复杂制度；繁复神秘的“人神兽面纹”更是良渚文化的创新和精神领域的核心表达，“出道即巅峰”，成为各种玉器的标配，在很短时间内流行于整个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石器制造虽然也十分突出，但相比玉器而言仍略逊一筹。因此在良渚文化早期，玉器受到了更多重视，礼仪内涵更丰富，形成了“以玉为尊，以石为辅”的特点。

　　大别山南麓的薛家岗文化，早期玉石器产业同样不发达，而晚期则突飞猛进，各种玉质小饰品与凌家滩如出一辙，透雕、线锼工艺也有了较大发展，但与凌家滩和良渚文化的玉器相比仍有差距。薛家岗文化晚期更为突出的是石器，形成了“以石为主，以玉为辅”的特点，在石器制造方面表现出高超的水准，以多孔石刀为代表的石器制作工艺，在孔的位置分布和测量上都精确度很高，误差一般仅一两毫米甚至零误差，呈现很好的规范性。

　　从凌家滩的“玉石并重”，到良渚文化“以玉为尊，以石为辅”、薛家岗文化晚期“以石为主，以玉为辅”，这种“玉石分野”的文化接力，让不同区域各自寻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方向，是对早期文化“有所损益”的结果，从而在更大范围内逐渐实现了文化的融合，共同为长江下游的史前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玉器及用玉制度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文化内涵之一，数千年间传承不息。周代礼节中，以玉作为凭信之物，形成了用于朝聘、安邦国的璧、琮、圭、璋、琥、璜“六瑞”。虽然间隔久远，但追索渊源，凌家滩文化仍是后世玉器文化重要的起点之一。它以尊玉、大量使用玉器为核心的理念，在接力过程中逐渐得到了充分发展；多种器型和工艺创新，为玉器文化的形成注入了新的内涵，玉璜、小系璧等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并成为重要礼器；以多件玉璜组合而成的组佩形式和龙、虎形象，也成为商周时期代表性器物和组合样式；刻纹玉版的复杂形态内涵及三角形玉片上的“社树”图案，在汉代得到了复兴……这些都体现出区域文化虽然有其兴衰过程，但最终通过接力传承的方式，融入到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中。

　　创新，是凌家滩文化兴起的重要支撑；而接力，是长江下游不同群体之间有效互动、持续发展的重要形式。创新和接力，正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绵不断、传承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创新启迪、文明互鉴和接力奔跑的方式，中华文明获得了生生不息的发展和磅礴浩瀚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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