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爸俏妈电视剧卷。《海经》叙述海中和沿海边远山区以及四海之外的国家和地区。而《山经》是全书的精华，地学价值重要，堪称我国最早山岳地理书。

　　2）《尚书*禹贡》：《尚书》中的一篇，我国最古老的地理文献之一。约成书于战国时期，作者不详。全文1189字，分为，九州、导山、岛水、五服等四个部分。“九州”是以名山大川为标志的自然地理区域，具体分为：冀、徐、青、兖、荆、豫、扬、雍、梁等九州。“导山”列举山丘名称和地势，注意到我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多山的特点。“导水”记载了当时的河流大势。“五服”指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书中对古代黄河流域的记载较为详细，是我国古代综合性的地理名著，堪称我国古代地理著作的始祖，在我国地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历代地理学专著产生直接影响

　　3）《梦溪笔谈》：作者沈括，经过实地考察对地理现象做了比较深刻的观察和了解，之初华北平原是由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堆积形成的，雁荡山的奇观是由于雨水冲刷形成的，认识到了河水的冲蚀作用以及物候与气候的关系，指出地势的高低对物候出现时间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4）《徐霞客游记》：我国著名的旅游地理著作。作者徐霞客。全书目录分为10卷，卷分上、下，实为20卷，约40万字。该书分析我国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分布、类型成因，这是该书最重要最富有地学价值的内容，是我国也是世界最早研究石灰岩地貌的科学文献。徐霞客经过时代考察，确认金沙江是长江的正源，澄清《禹贡》以来“岷山导江”的错误观点。书中对于明代农业、手工业、交通、民族分布均有记载，为研究明朝的历史地理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5）《行水金鉴》：按照河流分类，按年代编排水利资料，从禹贡一直到康熙1722年，记载了长江、黄河、淮河等河流的源头变迁以及各河流的水利设施

　　1）《汉书*地理志》简称“汉志”，我国第一部以“地理”命名的著作，开创了正史地理志的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是东汉班固所著《汉书》中十志之一，共两卷，该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禹贡》和《职方》2篇，简述从传说中的皇帝开始至西汉的历代疆域沿革。第二部分为主体，即以郡国为单位，逐一记述西汉版图内103个郡国的政区建置。。第三部分辑录以《史记》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该志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我国历史记述疆域政区的先例，是研究我国疆域政区必读的文章。正史地理志是我国古代历史地理著作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部分。

　　2）《元和郡县图志》：唐代地理总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全国性地理总志，唐代李吉甫撰。原书40卷，今存34卷。原有图47幅，宋代的时候丢失，因此后来又称为《元和郡县志》。全书记载了疆域沿革、水利、经济和人口等方面为主。疆域沿革追述到周、秦、西汉，保存了可贵的史料。该书取材广泛，引用书籍和碑记100多种，体例也比较完善，对后世方志的编纂有很大影响。

　　3）《太平寰宇记》：北宋乐史撰，宋代我国第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原书200卷，今佚8卷。全书以道为纲，府县为纬，详细叙述宋初行政区划的变化，是继《元和郡县图志》之后又一部大型总志。该书取材广泛，许多今已失传已久的资料依靠《太平寰宇记》而保存下来。因而该书对唐、五代、宋初历史地理及社会经济有很高史料价值。

　　4）《元丰九域志》：宋王存等撰，北宋三部地理总志之一。该书明显反映了由图经演变为地志的历程，在我国地理志发展史上意义重大。该书记载调理井然，是研究宋代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的重要文献。

　　5）《舆地广记》：北宋三部地理总志之一，38卷，欧阳修撰，成书于北宋政和年间。该书与王象之的《舆地记胜》和祝穆的《方舆胜览》合称为“三舆”。该书1到4卷概述历代疆域的变迁，作为全书的纲要，卷5以后，记载各地的建置沿革。记述沿革详细，是宋代地理志中最明显的特色。

　　1）、《禹贡地域图》：西晋裴秀所制，提出制图六体—绘图标准六原则：分率、望准、道理、高下、方邪、迁直。比例尺、方位、距离、破面距离、高度、实际与平面距离间的折算，奠定了我国地图学的基础。

　　2）、南朝刘宋谢庄根据《禹贡地域图》编制了可以表示地形的木图，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体地图。

　　1）、《穆天子传》：又名《周王游记》，是我国第一部游记体地理著作。约成书于战国时期，作者不详。早在汉代该书已经失传。西晋时期被发掘，由西晋荀勖等人整理成书。全书今存6卷，共6000多字。它描绘了20多个域外部落邦国、西域风光、民俗、物产、人物传说、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先秦史料，是可贵的上古历史地理要籍。

　　2）、《佛图记》：东晋法显所著，记载了丝绸之路上30多个国家，13000多字，记述了西域、中亚、南亚、东南亚等资料。

　　3）、《大唐西域记》：唐代记叙西域历史地理的游记类著作，唐玄奘口述，辨机撰文，供12卷，十多万字。该书详细记载了玄奘西行17年亲身经历的100多个城邦、地区、国家、的山川、地形、城邑、关防、交通、风俗习惯、特产、经济文化等情况，全书以行程为经，地理为纬，从距离唐帝国较近的国家叙起，再渐及中亚印度各国。该书体例严谨，行文质朴、简洁流畅，属古代游记佳作，文学价值高。

　　4）、《马可波罗游记》：共4卷，233章，真实记录元代中亚、南亚、西亚等地100多个国家的山川地理、人文风俗等。

　　1）、《读史方舆纪要》：明末清初，顾祖禹著。以明末政域划分考证诸郡的道路沿革等。注重经世致用。

　　谭其骧先生的论文集。现行版本由上、下两册及续编合成。内容涉及广泛，上册主要有对古籍中地理沿革的考证，对几种地理史籍的校补、评校，对古代若干少数民族的论述和考证，对近代几种关于历史地理的史籍和工具书的评述，以及作者与师长、友人的通信等。下册探讨了有关河流湖泊变迁，海岸线变迁，上海地区成陆年代以及大陆部分的海陆变迁等问题，并对古代制图学等问题进行了探索。续编则是作者的学术心得。此书是谭其骧的经典著作，在学术界产生过很大影响。

　　记述并考证历史时期疆域和政区等的沿袭与变革的领域，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前身。沿即沿袭，革即变革，沿革地理主要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制度、地方名称和方位、水道名称和流经的沿袭和变革。沿革地理在我国有古老的传统，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发展到清代乾嘉时成为一门显学，出现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名家，清末杨守敬则是传统沿革地理学的集大成者，其主编的《历代舆地图》代表了二千年来沿革地理的最后终结。

　　禹贡学会创办的刊物。1934年，顾颉刚、谭其骧在北平发起成立了禹贡学会，同时，于1934年3月创办《禹贡》半月刊。《禹贡》半月刊共出版了7卷82期，发表论文708篇，内容包括历史、自然、经济、城市、交通、人口、民族、民俗、边疆史地等各个领域，对后代有很大影响。至1937年“七七”事变停刊。

　　1934年2月顾颉刚和谭其骧在北平创办的学术团体。以《尚书》中的一篇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禹贡》命名，主要成员是燕京、北大、清华、辅仁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以研究地理沿革为主要内容，同时也强调要重视当前地理的研究，并创办《禹贡》半月刊发表研究成果，1937年抗战军兴，学校内迁，学会无形解散。禹贡学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当时学术界兴起了研究历史地理学的高潮，为今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三位奠基人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均出自禹贡学会。

　　谭其骧主编的以中国历代疆域政区为主的地图集。图集共分八册，上自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分为20个图组，分图304幅。它不仅包括了历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还包括边区少数民族政权所辖的地区，体现了中国是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收录了全部可考的县级以上地名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和界线，并将重要交通道路，历代河流湖泊变迁予以体现。图集在编纂过程中吸收了20世纪以来现代历史地理学、地理学、考古学、历史学、测绘制图学的研究成果，是“五四”以来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为以后历史地理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字季龙，浙江嘉兴人，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30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先生，1934年，他与顾颉刚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并创办《禹贡》半月刊。1950年起在复旦大学任教，建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并主持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民族迁移和文化区域作了大量研究，对黄河、长江水系、湖泊、海岸变迁均有精辟见解，其重要著作有《长水集》等。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0年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第一次在中国从理论上阐明沿革地理与历史地理的区别及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任务，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1952年，侯仁之在北京大学正式开设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专业。他对北京历史地理有深刻的研究，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并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是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历史地理》辑刊是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的一本全国性学术刊物。该刊于1981年创刊，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负责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连续出版，主要刊载历史地理及相关领域理论、方法以及实践等方面的学术论文。该刊自创刊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谭其骧先生和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邹逸麟、周振鹤、辛德勇先后担任主编，编委包括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主要学者，代表着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最高水准。

　　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几条西北—东南走向的沙堤。在长期波浪作用下，将近海的泥沙和介壳动物的遗骸堆积在长江口南岸的边缘，形成几条西北—东南向的沙堤。以后沙堤以东成陆，而这些沙堤高于两侧地面，于是当地人称之为冈身。冈身在今吴淞江北岸有五条，在今吴淞江南岸有四条，是体现长江口南岸海岸线变迁的重要地理标志。

　　贝壳堤是与海岸大致平行或交角很小的堤状地貌堆积体。由海生贝壳及其碎片和细砂、粉砂、泥炭、淤泥质粘土薄层组成，其形成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粉沙淤泥岸、相对海水侵蚀背景和丰富的贝壳物源，贝壳堤形成于高潮线附近，为古海岸在地貌上的可靠标志。我国著名的贝壳堤是天津贝壳堤，位于渤海湾西岸，共有四条，体现了渤海湾西部海岸线的变迁情况。贝壳堤对于研究古海岸线位置、推断海岸环境演变历史，有重要的科研价值。

　　地势平坦宽阔的海岸。有“沙岸”之称，系由巨厚而松散的沉积物组成，这种海岸的岸线平直、单调，岸上地势平坦，有些地方多沙洲、浅滩，潮间带宽阔，缺乏天然良港和岛屿。平原海岸的岸线很不稳定，当入海河流有大量泥沙供给时，海岸线迅速淤长；而河流泥沙供给中断时，平原海岸质地软的淤泥粉砂极易被海水破坏，使海岸崩塌后退。我国的海岸地貌大体上可以杭州湾为界，杭州湾以北除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外，大部分为平原海岸。

　　震泽，古时亦称“具区”，即今太湖。五六千年前，太湖地区仍为湖陆相间的低洼平原。随着新构造运动的作用，太湖周围地区不断下沉，而沿海地区泥沙的堆积，又使太湖平原逐渐向碟形洼地发展，最终形成了水面辽阔的大型湖泊，即先秦地理著作中所记载的震泽。

　　为分泄河流洪水，用人工开挖的河道。开挖减河的目的在于减杀水势，防止洪水漫溢或决口，减河可以直接入海、入湖或在下游重新汇入干流。减河以海河水系为代表，海河水系由于众流汇于天津入海，每当夏秋汛期洪水集中时，易酿成水灾，故从唐代开始，即开了不少减河以泄洪水。如无棣河、明代的四女寺减河、清代的马厂减河、建国后的独流减河等等，使得海河形成了统一入海的海河水系和分流入海的分流水系并存的格局。

　　黄河流域著名河流。俗称大清河。济水在古时独流入海，与江水（长江）、河水（黄河）、淮水（淮河）并称华夏“四渎”，山东省济南、济宁、济阳，都从济水得名。现代黄河下游的河道就是原来济水的河道。

　　史书上记载位于今山东省的著名湖泊。源于巨野泽，又称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鹿县东北。944年，黄河在滑州决口，巨野泽南部淤高而向北扩展，梁山成为湖中孤山，形成梁山泊，以后不断扩大。金代湖面内缩，元代河水决入，梁山泊又成泽国。后黄河夺淮入海，梁山泊来水减少，到康熙时淤成平陆。

　　东汉明帝时王景治理黄河的事件。公元69—70年，明帝命王景修治黄河，对黄河下游河道进行全面的整治。王景根据王莽时决口后几十年冲决成的大河溜势，随地势高低，通过疏浚壅塞，开凿高阜，截弯取直，修筑堤防和水门等措施，开辟了一条新的河道。王景治河使得河道流路顺直，有利于泥沙的冲刷，并创造水门控制法，利用水门调节水沙，延缓了泥沙的堆积，是黄河下游在此后800年河道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代著名水利专家。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起用先前总理河道都御使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并兼治运河。潘季驯在治河中推行“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河方针，使黄河下游被固定为单一河道，即今地图上的废黄河。潘季驯治河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使得水灾减少，有利于漕运，并保障了农业生产。

　　明代潘季驯治河的措施之一。明嘉靖以后，徐州至淮阴段黄河水患严重，潘季驯在治理时，在本河段内大筑遥堤、缕堤、减水坝等拦洪、泄洪工程，又于下游增修高家堰，抬高洪泽湖水位，以洪泽湖清水来冲刷黄河河口段的积沙，即所谓“蓄清刷黄”，此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黄河一次重要的决口。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决口，使得黄河发生了一次大改道。洪水先冲向西北淹及封丘、祥符各县，又向东漫流于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地，分成三股，皆向东北流至张秋镇，会合后穿山东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由利津牡蛎口入海。至此，黄河结束了700多年由淮河南流入海的历史，又北流由渤海湾入海。

　　长江中游冲积平原上的一段河道。上起枝江，下迄城陵矶，全长420公里。藕池口以上称上荆江，以下称下荆江。下荆江河道蜿蜒曲折，有“九曲回肠”之称。荆江以北是古云梦大泽范围，以南是洞庭湖，地势低洼，长江带来的泥沙在此大量沉积。东晋时代开始筑堤防水，围垦云梦大泽，至明代形成北岸荆江大堤。由于泥沙不断沉积，河床已高出两岸平原，形成了“地上河”。

　　荆江单一河床形成后，由于下游壅水和洞庭湖的顶托而形成的河曲。明中叶时，监利东南典型的河曲弯道已发育形成。以后又有自下游向上游推移的明显趋势。清一代下荆江河床曲流活动全面发展，监利境内河床有八曲之多，清后期以来，由于藕池、松滋分流形成，大量水流进入洞庭湖，顶托作用不断加强，河曲活动更趋频繁。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下荆江河曲即经几次重大演变后，大致形成今日形势。

　　清中叶以来，南方丘陵和低山地区出现的一次大规模的山地垦殖运动。由于人口膨胀，人口压力极大，人地矛盾突出，致使许多地区的无地、少地农民向山区进发，进行山地垦殖。乾嘉垦殖运动促进了山区开发，使得人口压力暂时缓解，但同时也造成了森林的破坏与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

　　秦汉时指陕北、宁夏和鄂尔多斯高原一带。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

　　十六国时匈奴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国都城。位于毛乌素沙地内部的无定河流域，因其城墙为白色，俗称白城子，因系赫连勃勃所建，故又称为赫连城。统万城始建于公元413年，由汉奢延城改筑而成，当时的自然环境是“临广泽而带清流”，唐宋时为夏州城，但环境开始恶化，9世纪时已出现“飞沙为堆，高及城堞”之状，10世纪开始沙漠化，北宋初年，宋太宗毁夏州城。统万城是匈奴族留下的 唯一一座都城遗址，它的兴衰反映了当地人地关系的变化和生态环境的变迁。

　　古西域国名。遗址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若羌县境，罗布泊西，是汉晋时期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汉在楼兰驻兵屯田，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特别是灌溉技术带入楼兰。自玉门关至楼兰，沿途设置烽燧亭障。魏晋及前凉时期，楼兰城成为西域长史治所。随着气候变干，楼兰一带河流水量开始减少，播种困难，干旱迫使楼兰走向衰亡。后因孔雀河改道，楼兰被迫废弃。

　　匈奴官名。西汉时匈奴右日逐王置，常居焉耆、危须、尉黎（均在今新疆焉耆周围一带）间，以领西域诸国，向其征收赋税。以“僮仆”为官名，盖视西域各国为匈奴之僮仆。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遂罢，汉政府在西域设西域都护。

　　汉以来对玉门关 、阳关以西地区的总称。“西域”一词在中国历史上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西域指今甘肃敦煌以西，葱岭（今帕米尔）以东的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指通过狭义的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中亚的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北和非洲北部在内。

　　吐谷浑，原为鲜卑慕容部一支。该部原居今辽宁一带，西晋末时，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至枹罕，东晋十六国时期控制了青海、甘肃等地，与南北朝各国都有友好关系。后以吐谷浑为国号建立了国家，建都伏俟城，其官制，服饰，器用都仿效中原王朝。隋文帝与之联姻，隋炀帝时派兵大败吐谷浑，在其地设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唐朝时被征服，加封青海王，7世纪初，被吐蕃吞并，五代时期开始受辽国统治。

　　俚族首领。南北朝时期高凉郡俚人，后嫁于当时的高凉太守冯宝。洗夫人辅佐冯宝平息了今广东省境内的原住民与中原人士的冲突，引海南岛各族部落归附南梁，梁开始在此设立崖州。隋朝时，岭南数郡共举冼太夫人为主，尊为“圣母”，后冼夫人率领岭南民众归附，隋朝加封谯国夫人，开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去世后追谥“诚敬夫人”。冼夫人对海南岛重新归附中原王朝做出了贡献。

　　唐末回鹘的一支。西迁至新疆东部，以高昌（今吐鲁番）为都城，又称高昌回鹘。其疆域西面开拓至龟兹（今新疆库车）以西阿克苏、乌什一带，与喀喇汗国接壤，西北界天山，北包有准噶尔盆地，南隔塔里木盆地与于阗为邻，东至敦煌西，与西夏分界，东南以阿尔金山与黄头回纥接壤。12世纪20年代臣服于西辽，13世纪初臣服于蒙古。

　　回鹘西迁至中亚所建立的王国。又称黑汗王朝，是中国境内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突厥语民族建立的王朝。它是一个松散的多民族部落联合，实行双汗制，大汗直接统治东部，建都八拉沙衮；副汗治怛罗斯和疏勒。其盛时版图东至今新疆，与西州回鹘以荒山、沙漠为界，东北隔准噶尔盆地为西州回鹘，北至巴尔喀什湖，西北至锡尔河、阿姆河下游，西南抵阿姆河，南至葱岭。大约自1041年起喀喇汗国一分为二，1132年东西两汗臣服于西辽王朝。1211年，东喀喇汗王朝被西辽所灭，次年西喀喇汗王朝为花剌子模所灭。

　　元朝首创的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制度。在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置按等级分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和土府、土州、土县的各级土司进行统治。授予少数民族部族首领为土司，土司的职位可以世袭，但袭官需获朝廷批准。土司上属省管辖，只对中央政府负担规定的贡赋和征伐任务，在其辖区内保持原有的统治机构和权利。明清两代在部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但不彻底，新中国成立后，土司制度才彻底废除。土司制度变松散的统治为严格的控制，有利于巩固统一。

　　唐代设在西域天山以北的地方军政机构。唐高宗灭西突厥，在其故地设昆陵、濛池二都护府，武则天时，将以上两都护府改置为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其治所在庭州，管理区域东起伊吾，西至咸海一带，北抵额尔齐斯河到巴尔喀什湖一线，南至天山。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吐蕃攻占庭州，北庭都护府遂废。北庭都护府的设置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地区的控制，对维护国家的统一，巩固西北边防，发展中西交通有重要意义。

　　清政府与蒙古各部贵族进行的会盟。康熙时，为了加强北部边防和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于康熙三十年在多伦诺尔与蒙古各部贵族进行会盟。主要内容为：规定喀尔喀蒙古需遵守清廷的法令；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等具疏请罪，以结束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废除喀尔喀蒙古三部旧有名号，留汗号，依次授予汗、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依49旗例编族，分左中右三路，设盟，实行盟旗制度。多伦会盟确立了清朝对漠北蒙古的正式管辖，对于巩固多民族统一有积极作用。

　　明朝前期在东北地区设立的地方军政机构。全称：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永乐七年（1409年）置，治所在黑龙江下游东岸特林，辖区东至海，东北包括库页岛，西至斡难河，南接图们江，北抵外兴安岭。永乐十一年（1413年）于宣宗宣德八年（1433年）曾两次在特林修建永宁寺，并立有两碑。奴儿干都司于宣德九年（1434年）正式废弃，其所属卫所依然保留。奴儿干都司的设立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东北地区的控制。

　　划分行政区划的原则。是指根据山脉、河流等自然地理特征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能够使行政区划与经济、文化区划一致，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但这些行政区域也可能利用山川险要，形成割据，不便于中央管理，如四川地区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割据现象。因此山川形便只是行政区划的原则之一，还要与犬牙相错的原则结合使用。

　　划分行政区域的原则之一。是指为削弱地方经济力量和文化认同感，防止地方割据而有意打破山川地形特征，划分行政区域的方法。这种区划多数导致相邻行政区域的边界犬牙交错，参差不齐，故名犬牙相错。利用犬牙相错划分的行政区域往往地跨多个自然区域，内部自然条件、经济特点、文化风俗差别较大，如陕西省地跨秦岭南北，安徽省地跨淮河、长江。此方法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不利于地区协调发展，故应与山川形便的原则结合使用。

　　汉朝边疆地区新设的郡。与中原地区的郡县都有明显不同，是为了更好的协调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而设置的，它的管辖区域都是少数民族原来居住的地区，以原有的民族或部落地域为郡的范围，并保持原住民的各项政治、社会习俗。汉朝“初郡政策”的内容在民族政策上具有开创性，是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较为科学、有效的统治措施，促进了当地发展。

　　东晋南北朝时所设立的特殊的州郡。即指两州、郡合治一地，一人兼任两刺史或太守。双头州郡只存在于东晋南北朝时期，起于东晋，盛行于南朝，北朝又沿袭其制。双头州郡可分为三类：实土郡——实土郡；实土州、郡——侨州、郡；侨州、郡——侨州、郡。隋统一全国后，撤消侨州郡县，双头州郡也随之消失。双头州郡的出现是东晋南北朝时地方行政区划混乱，州郡县三级制趋于崩溃的表现。

　　东晋南朝时期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纷纷流徙，大部分渡淮南迁。迁往南方的移民多是以原中原世家大族为核心形成的流民集团，当地政府为招抚流民，安置世家大姓，保持其原有显赫的郡望，即就地按原来的籍贯的州郡县名设置政区，给予不税不役的待遇，因其仍沿用其旧壤州、郡、县之名，故在名前加“侨”，称侨州、侨郡、侨县以示区分。侨州郡县主要分布在南北交通道路和地广人稀之处。隋统一全国后，废除侨州郡县。

　　东晋南朝为解决侨置问题而推行的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由于侨民大量增加，而国家赋税无所得，在管理上、经济上均十分不便，从晋成帝时开始推行“土断”。所谓土断，就是以土（居住地）作为断定户籍的依据，使之著籍，取消侨人原来的临时户籍（白籍），改由居住地编制统一的黄籍，也就取消了侨人免除调役的优待。并通过省并、割实、改属、借侨名新立郡县等措施，调整了地方行政机构。土断共进行了10次，比较著名的有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和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土断缓和了行政区划上的混乱现象，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唐宋时期的地方行政区划制度。为防止地方割据，唐前期和宋代，按制府州直属中央管辖，刺史无兵权，州县属均由中央吏部铨选。然而面对这样庞大的府州，中央实际上是无法直接统治的，但又不愿意在府州上再加一级行政机构，怕地方扩大权限与中央抗衡，于是设计了一种监司机构，每一机构专司一项事务，直属中央，务司其职，互相牵制，于是就产生了道路制度。道路制是中央集权强化的体现。

　　也称方镇，唐朝后期设立的军镇。唐玄宗时，在边境设置十节度使，通称“藩镇”，初期只掌管地区的军政，后权力扩大，兼管民政、财政。安史之乱后，内地也遍设藩镇，并逐渐成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河朔型藩镇成为地方割据势力，而中原型藩镇、边疆型藩镇和东南型藩镇，依旧服从中央政府。藩镇割据，使得唐朝国力日趋衰落。

　　唐代开始设立的地方军政长官。唐初沿袭北朝以来制度，在军事重地置总管，后改为都督，管辖几个州的军事。高宗时，为加强防务，给边境诸州都督带使持节，以增其权力，称节度使。开元时有沿边八节度，天宝时有沿边九节度使和一经略使。开元末节度使权渐重，除军事外，已兼及民政、财政和监察，故造成尾大不掉之势，爆发安史之乱。至德以后，内地也遍设节度使，节度使兼辖区内所驻地的本州刺史，其辖区称镇、藩镇、方镇或道，从而形成了道（方镇）、州（府）、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宋代后，节度使权利不断被削弱，元代时废除。

　　辽代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即宫帷制。斡鲁朵是皇帝皇后的宫殿、行帐所在，辽代共有12宫，1府。这种以皇帝或皇太后私奴所建立的州县，属该皇帝的某宫（斡鲁朵）所辖，实际就是皇帝的头下军州。由宫卫统辖的州县大多集中在上、中、东三京道即契丹腹地，有利于保卫契丹统治核心集团。

　　明代卫所的一种。边区军户多而民户少，或以军户为主，卫所土地自成一区，称实土卫所。如五行都司中陕西、山西、四川行都司系实土卫所。辽东都司只领卫所，不领府州县，全系实土卫所。万全都司大多为实土，大宁都司原系实土，永乐初内迁后，遂无实土。留守司均无实土。有实土的都司卫所，既管军务，又管民事，实际上成为一种地方行政区划。

　　清代地名。泛指当时直隶省(今河北省)所管辖的多伦诺尔厅、独石口厅、张家口厅等三个直隶厅之地，均位于长城以北的农牧交错地带。三厅皆在雍正年间设立，雍正二年（1724）置张家口厅，十年置多伦诺尔厅，十二年置独石口厅，三厅同属于直隶省管辖的口北道。

　　西晋永嘉年间中原官民为避战乱而向江南地区大规模的移民，史称永嘉南渡。永嘉是西晋怀帝司马炽的年号，311年，匈奴兵破洛阳，俘虏怀帝，史称永嘉之乱。当时南方社会相对较安定，中原人民为避战乱，纷纷越淮渡江，相率南下，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北方人口南迁高潮。永嘉南渡客观上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的经济开发。

　　在山上搭棚居住的流民。明代大批失去土地和逃避繁重赋役的农民，背井离乡，流徙他处。自宣德至成化年间，从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各省流亡的农民迁徙至豫、鄂交界的荆、襄山区的大约有一二百万人，主要从事林、矿、纸、炭、木耳、种植等生业，因“筑棚而居”，史称“棚民”。明政府为控制这些人口，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设置郧阳府。

　　清代向东北移民的事件。康熙时，在辽东设柳条边，封禁东北，严禁汉人自由迁入垦殖。但由于人多地少、灾荒等原因，大量汉族人迫于生计，纷纷在封禁的背景下用各种方式出关，或从长城口，或从天津、登州泛海潜入辽东半岛以至松花江流域，晋、冀、鲁、豫四省均有，尤以冀、鲁两省为多，俗称“闯关东”。1878年（光绪四年），清政府取消移民东北的禁令，向东北移民形成高潮。大量移民迁入，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开发。

　　明，清至民国初年，由长城内的山西，陕西北部、河北及邻近地区的居民因经商或谋生而向长城外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活动。多由古北口、张家口、独石口、喜峰口进入草原，称为“跑口外”。大量移民迁入，促进了蒙古地区的开发，但也对当地农牧业生态环境有所破坏。

　　又称客家民系。客家人是历史时期北方汉族移民迁入赣粤闽交界地区，以其人数的优势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原住居民，又吸收了原住居民固有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载体。形成了一种有别于相邻各民系语言的方言系统，过着具有山区特点的农耕生活。

　　秦国由水路运粮支援晋国的事件。惠公在位期间，晋国连年大旱，故向秦国借粮。公元前647年，秦国沿渭水、黄河、汾水水道，将大量粮食由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南）运至晋都绛（今山西翼城东），以赈灾荒，史称“泛舟之役”。这是先秦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水运活动。

　　秦朝修建的军事交通工程。秦始皇为抵御匈奴，命蒙恬率领10万工人修建，秦始皇三十五年开始修筑，历时两年半。直道自咸阳北面淳化为起点，北由子午岭上，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至今包头市西南秦九原郡治所，全部用黄土夯实，汉时仍被利用，今尚有断续遗迹可寻。

　　连接云南与内地的最古老的官道。又称滇僰古道，僰道。秦统一后，为了有效地控制在夜郎、滇等地设立的郡县而在此筑路，从蜀南下经僰道（今四川宜宾）、朱提（今云南昭通）到滇池。由于道路宽仅五尺，故史称“五尺道”。五尺道的开通改善了当地交通状况，便利了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原王朝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

　　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位于古代荥阳成皋一带（今河南省郑州荥阳）。魏惠王迁都大梁后开始兴建，是战国时代中原地区沟通河淮的最重要的人工运河，沟通了河淮之间的济、汝、颍、涡、睢、泗等河，形成了以鸿沟为干渠的水运交通网。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是黄淮间中原地区主要水运交通线路之一。

　　驰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道”，始于秦朝。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第二年（前220年），就下令修筑以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著名的驰道有9条，有过黄河通山西的临晋道，出函谷关通河南、河北、山东的东方道，出秦岭通四川的栈道，出今淳化通九原的直道等。秦驰道在平坦之处，道宽五十步，隔三丈栽一棵树，道两旁用金属锥夯筑厚实，路中间为专供皇帝出巡车行的部分。驰道的修建，是秦汉时期规模宏大的筑路工程，对于陆路交通的发达，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

　　唐后期扬州和益州经济地位突出的表现。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长江流域地位上升，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已南移至长江流域，即首尾的成都和扬州，其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即所谓“扬一益二”，扬州、成都成为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 “扬一益二”是安史之乱以后中晚唐时期的情形，反映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与经济重心的南移。

　　元代女纺织技术家。棉纺织业作为新兴的行业，在元代大有发展，在江南棉纺织业的发展中，黄道婆做出重大的贡献。黄道婆将从崖州黎族妇女那里学来的先进棉纺技术与内地原有的纺织技艺结合起来，并有所发明创新，如创制轧棉籽的搅车、三锭脚踏纺车、弹棉椎弓；在染织方面，还能错纱、配色、织出各种美丽图案，适应和推动了当时棉纺织业的发展。

　　西汉赵过推行的一种适应北方旱作地区的耕作方法。汉武帝末，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抗旱斗争的经验，推行代田法。代田法把一亩地分成三圳和三垄，年年互换位置，以休养地力。下种时把谷物种在圳里，幼苗长出后，把垄上的土推到圳里，这样作物入土深，抗风耐旱。代田法配合便巧的农具，实行精细的田间管理，每亩产量增加了一斛至三斛。

　　西汉汜胜之在关中地区总结和推广的耕作方法。亦称区田法。成帝时，汜胜之总结出一种新的耕作方法，即区种法，这是一种园艺式的耕作技术，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区种法的出现说明西汉农业技术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古代所指的五种谷物。“五谷”，古代有多种不同说法，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指稻、黍、稷、麦、菽；另一种指麻、黍、稷、麦、菽。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有稻无麻，后者有麻无稻。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稻的主要产地在南方，而北方种稻有限，所以“五谷”中最初无稻。

　　出产于中南半岛的高产、早熟、耐旱的稻种。占城稻以其原产地位于今越南中南部的占城为名，又称早禾或占禾，属于早籼稻。占城稻于北宋时引入我国，并迅速在江南地区推广，根据我国古书记载，占城稻有很多特点，一是“耐旱”；二是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三是生长期短，自种至收仅五十余日。占城稻的传入，使水稻生长周期大大缩短，促使双季稻复种和稻麦轮作制的发展，使水稻产量大大增加，促进了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

　　古代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种水利田。唐末五代兴起，宋时大盛，明清延续。圩田即在水乡河床较高，田面较低的地方，沿河渠岸和田边筑堤，内以围田，外以隔水，每圩方圆几十里。晏堤建水闸，旱则开闸引水灌溉，涝则闭闸拒水。圩田使南方的土地资源得到充分开发，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珠江三角洲农业开发的主要形式。珠江三角洲围堤农业起源很早，由于珠江三角洲径流弱，潮汐强，河网交错，农业开发首先要围堤，否则无法开垦。在筑堤时，有的沿着河流两岸，顺着河道水流的趋向修建单向较大堤防，有的圈筑成封闭的小围。围堤将一定的土地辟为农田，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农业的发展。

　　中国古代重要关隘。函谷关是山东入关中的重要通道。函谷关最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由秦国所建，位于今河南省灵宝市西，东有崤关，西有潼关，有路如槽，深险如函，故名函谷。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将秦关移到新安县东北，是为汉代函谷关。函谷关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汉武帝时始置的通西域的重要关隘。因从西域输入玉石时取道于此而得名，故址在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汉代玉门关是当时通往西域各地的交通门户，唐代时重建，玉门关是汉唐西北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关隘，军事征战和商旅往返不断，宋以后中国同西方的陆路交通逐渐衰落，玉门关也随之衰落。

　　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交通的重要关隘。又称榆关，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隅，燕山与渤海之间。山海关始建于明代洪武十四年（1381年），因位于山海之间而得名。山海关地理位置险要，是中原地区与东北地区的交通咽喉，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山海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关内”、“关外”、“闯关东”等称谓，均指山海关而言。

　　明代长城西端终点。位于今甘肃省嘉峪关市西南，初建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弘治十四年（1501年）重修。明代嘉峪关是通往西北的一个重要关口，关外少数民族多取此道进贡，是明军与西北民族征战的一个重要关隘。嘉峪关以地势险要，巍峨壮观著称于世，被称为“天下第一雄关”。

　　金朝为防御蒙古的入侵在大兴安岭区域所建造的壕堑。金界壕又称金长城，为防御蒙古的入侵，金在北部边境修筑界壕，金界壕从公元1123年开始修建，直到1198年前后才最终成形，是金代北部边疆上的一条防线。界壕由外壕、主墙、内壕、副墙组成，多兴筑在较为平缓的草原地带，或山麓的缓坡和平地上，因此界壕很容易被风沙掩埋，防御作用有限。

　　明代北边的九个军区。明代自永乐边卫内迁以后，三面近塞，宣德以来，蒙古南进入漠南地区。为防御蒙古，明朝在不得不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九边”是明朝防御蒙古势力的重要战线。

　　西起山海关，东迄辽宁宽甸县鸭绿江边的一段明长城的总称。明代为了加强防备蒙古兀良哈部和女真各部的侵扰，沿边修筑了一条长达880余里的辽东边墙。 辽东边墙按其地理位置和修筑年代，可以分为三部分：辽河流域边墙；辽西边墙；辽东东部边墙。辽东边墙是明代防御兀良哈蒙古和女真各部的军事工程，是保卫京师北京的重要屏障。

　　清康熙年间于东北地区兴建的地方壕沟。清廷以东北为“龙兴之地”的禁区，为防止满族退化，保持满族传统习俗，保证旗人有足够土地，严禁汉人自由迁入垦殖，故在封禁地区修浚边壕，沿壕植柳，谓之柳条边。柳条边分老边（盛京边墙）和新边，后随着俄国入侵东北，加上关内人口暴增，关外土地极待开发等因素，清政府取消了东北移民禁令，柳条边予以撤除。

　　反映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主要精神文化的各种要素的叠加区。所谓各种文化要素，它包括代表这个时代主流思想的文学、史学、哲学、学术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受这种文化影响的区域居民的教育状况和文学素养，各类文化人才和文化成果等。上述各种文化要素的密集、叠加分布的地区，就是文化重心区。

　　秦汉以来以函谷关为界的东西地区在人才分布上的特色。函谷关以东的地区，民风好文，多出文士相才；函谷关以西的地区，民风好武，多出武将。“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是一种独特的人群现象，反映了不同区域风俗背景下所形成的人才地理分布，有着悠久的民俗传承。

　　秦汉以来四川盆地东西的巴郡和蜀郡在人才分布上的特色。成都平原的蜀郡在西汉时是文化发达地区，多出文士相才，而巴郡东部“人多劲勇，少文学，有将帅材”，故《华阳国志》记载有“巴有将，蜀有相”之称。此现象反映了历史时期各地区由于自然环境、人文背景不同，人才和风俗特色各异。

　　明代人文地理学家。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临海城关人。一生喜游历，漫游名山大川，到过除福建以外的14个省，每到一地，都详细记述山川、气候、地貌、道路及农林特产、风俗、文化、古迹等自然和人文要素。他善于将地理现象和人文现象结合研究，如将浙江地区划分为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等等。著有《五岳游草》、《广游记》、《广志绎》等，今被辑成《王士性地理书三种》。

　　唐代地理学家。字敦诗，沧州南皮人。曾任各级官员，博学好古，在地理学和地图学上有很大成就。其代表作为《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皇华四达记》等，他绘制的地图取材丰富，并用裴秀的制图六体为理论指导，特别是采用朱墨两种颜色来区分历史地名和当代地名，“古郡国题以墨，今州县题以朱，今古殊文”，开创以两种颜色标注地名的先河。此法一直为后世的历史沿革地图所沿用。

　　记载南诏史事的史书。唐樊绰著，又名《云南志》、《云南记》等，共10卷。全书对唐代云南交通、山川、六诏历史沿革、政治制度、民族分布、主要城镇、物产、风俗习惯、南诏周边民族等内容做了十分详细的记载。原书已佚于明代以后，清乾隆年间开四库馆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此书所叙多系作者亲历，史料价值较高，是研究唐代西南地区的一部重要区域历史地理和边疆历史地理的著作。

　　宋代王应麟所著的地理学著作。《通鉴地理通释》虽冠“通鉴”之名，实则泛考古今地理，依次为历代州域总叙、历代都邑考、十道山川考、周形势考、名臣议论考、七国形势考、三国形势考、晋宋齐梁陈形势考、河南四镇考、东西魏周齐相攻地名考、唐三州七关十一州考、石晋十六州考，叙述历代疆域政区沿革及攻防形势，该书编撰体例对后世影响亦较为大。

　　清末历史地理学家。字惺吾，号邻苏。湖北宜都人。以长于考证著名于世，是一位集舆地、金石、书法、泉币、藏书以及碑版目录学之大成于一身的大学者。他一生著述颇丰，他的代表作有《历代舆地图》、《水经注疏》、《水经注图》等，均为中国沿革地理学史上的里程碑著作，他也成为了传统沿革地理学的集大成者。

　　清代杨守敬主编的历史地图。《历代舆地图》绘制了自春秋至明代的历代疆域政区，并辅以山川形势，历代正史地理志中的县级以上地名基本全收，并绘制了一级政区的界线，是历来历史地图中最详备的一种。在地名考订方面，吸收了以往沿革地理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对《地理志》中的讹误进行纠正，或一朝或一国为一组，共44组，图首冠以《历代舆地沿革险要图》，分订34册，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朱墨套印，古今对照，代表了二千年来沿革地理的最后终结。

　　清代杨守敬所著的地理著作。《水经注疏》是杨守敬与门人熊会贞历时数十年写成。其体例、大小纲领皆由杨守敬拟定。《水经注疏》吸取历代《水经注》的研究成果，考证精详，疏之有据，博采群籍，相互参证，对前人之失多所指正。杨守敬《水经注疏》问世后，深受舆地学者的推崇。《水经注疏》中国沿革地理学的里程碑著作，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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