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曾孙女惊艳球赛刘松林，的长媳，谁敢把她投进监狱？那是在1986年11月25日，我第一次来到北京刘松林家中拜访。她知道我来自上海，便说起一桩令她难忘的往事——在“文革”中，1971年10月，她被关进了上海的监狱。我感到非常惊讶。我连声问她，您怎么会被关进上海监狱？谁吃了“豹子胆”，竟敢把您关进监狱？听她细细道来，我这才明白在那荒唐岁月发生的荒唐事……

　　我问她，当时关押在上海什么监狱？她说，不知道，因为当时她被押上汽车之后，双眼给用黑布蒙了起来，连东南西北都不知道。

　　我告诉她，由于多次前往上海各监狱采访，我对上海监狱的情况相当熟悉。她一听，非常高兴地说，如果我有机会出差上海，一定会拜托你寻找当年的关押之所。她很热情，那天一直谈到晚上11时。很巧，那天正值杨开慧的侄孙女孙燕来访，还谈及关于杨开慧的许多往事。

　　过了20多天，1986年12月16日，我刚出差广西桂林飞回上海。翌日晚上，从北京出差上海的刘松林，来到我家。那时候，不时兴“打的”，她在上海又没有专车，她竟然是在上海友人陪同下乘坐公共汽车来到我家!

　　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被关押在一幢楼房的三楼，窗上安装了铁栅，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

　　她的这一句话，使我猜出她那时候关押在上海何处。她所说的“窗上安装了铁栅”，表明是正规的上海监狱，不是临时关押的场所；她说的“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表明是上海郊区的监狱。当时上海各监狱差不多都集中在市区，能够“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我马上断定，她当时极可能被关押在位于漕河泾的上海少年管教所。那是一座老监狱，是从手中接收下来的，原本叫上海漕河泾监狱。后来改为上海市少年管教所。当时，漕河泾一带属上海郊区，即上海县，所以旁边有农田。

　　顾名思义，上海少年管教所是关押少年犯的，她怎么会被关押在那里？在“文革”中，一切都乱套。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曾经关押了许多老干部以及文艺界人士。那里关押过上海市“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我在采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时，他说他当时也被关押在那里，成了“少年犯”。贺绿汀回忆了一个细节：在关押期间，他到监狱理发室理发，发现地上有很多白发，表明那里关押的大都是老干部。

　　12月18日晚上，我乘坐公共汽车去看望刘松林。刘松林住在上海巨鹿路的空军招待所，15楼203室。时值严冬，屋里没有暖气，她戴着驼色绒线帽，穿着厚厚的咖啡色羽绒滑雪衫。她希望我能够陪她去上海少年管教所实地看一看，“求证”一下。我说，我可以帮助联系。

　　12月19日晚上，刘松林又乘坐公共汽车，第二次到我家。我告诉她，已经与上海少年管教所联系，明天去他们那里。刘松林很高兴。那天她在我的书房里，饶有兴趣地翻看我所收藏的（蓝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百篇报道的剪报以及诸多蓝苹剧照。

　　12月20日，考虑到要走访监狱，刘松林请空军招待所派了一辆越野车，驾驶员叫小王。上午，刘松林与小王来到我家，然后我陪她乘越野车来到漕河泾，来到高高的围墙以及电网包围之下的上海少年管教所。1985年那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电影《少年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当时，上海少年管教所里还关押着很多少年犯，所以进门要办理相关手续。

　　上海少年管教所所长张谷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张谷雷所长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工作多年，他根据刘松林所说的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带着我们来到2号楼，上了三楼。一到三楼，刘松林连声说：“很像，很像。”她沿着走廊信步往东走，走到尽头朝北的一间屋子，她自言自语地说：“像是这一间。”

　　这间囚室当时已经被改作队长办公室。刘松林来到窗口，窗上安装着铁栅，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就像做地下工作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就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 ，如今改成朝里了。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

　　她所说的老杨，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杨茂之。1990年夏日，笔者在北京采访了杨茂之。

　　众所周知，1950年11月25日，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当时毛岸英只有28岁，而与毛岸英新婚不过一年多的刘松林只有20岁。生怕刘松林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瞒了她3年，才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她。此后，把她当成女儿，劝她再婚，并为她物色对象。

　　空军副司令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向推荐了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说杨茂之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而且为人忠厚正派。

　　其实，刘松林在苏联留学时，曾在一次留苏学生的集会上，见过杨茂之，只是当时连一句线年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空军战斗英雄张积慧等一起前往苏联的。杨茂之在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

　　经牵线月结为伉俪。那时，刘松林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在工程兵科研部搞技术情报俄文翻译。

　　在刘松林和杨茂之举行婚礼的时候，托人交给刘松林三百元人民币购买礼品。另外，还把自己刚刚创作的词《咏梅》，抄录了一份，送给他们，作为纪念。

　　1963年10月，刘松林生下长子，她和杨茂之商量，取名“小英”，以纪念为国牺牲的毛岸英。

　　刘松林说，她对于上海并不陌生，她出生在上海。老杨被捕之后，她不知老杨是否跟她关在同一个监狱中。

　　刘松林说，她不时从窗口望下去，窗外除了有农田，还有晒被子的地方。她常常倚在窗边，细细观看那些被子，极力想从中辨认出哪一床是杨茂之的——因为老杨的被子是她亲手缝的。

　　没几天，那窗便被看守用纸头严严实实地糊了起来，从此她再也看不到窗外的任何景色……

　　“文革”中刘松林在上海究竟是怎样被投进监狱的呢？刘松林对笔者说起她在“文革”中的经历……

　　“文革”刚刚拉开大幕，刘松林便受到猛烈的冲击。谁发难呢?那便是“文革”的“旗手”、正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露峥嵘”的。

　　那是在1966年7月26日，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到北京大学，在全校师生大会上“点火”。照理，这“点火”，也就是点“文革”之火罢了。可是，越讲越激动，把进驻北大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批判了一通之后，忽地把家里的事也夹杂在一起进行“揭发”：“再看看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领导核心中有一个张少华，是中文系五年级学生。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她自己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我们根本不承认！……”

　　张少华和毛岸青是在1959年结婚的。她确确实实是的二儿媳妇，而却声称“根本不承认”！的一番话，马上就被作为“中央首长讲话”印成传单，撒向全国。

　　张少华和张文秋闻讯，连夜转移，以避派人追斗。她们在北京东躲西藏，过着艰难的日子。

　　杨茂之在和刘松林结婚后，从空军学院调往空军部队，在北京附近的沙河机场当团长。后来，又调往山东高密。“文革”时，老杨已是空军飞行副师长。可是，老杨竟被看成“不可靠的人”，被“停飞”，停止党内外一切职务，停职检查。从此他被剥夺了驾驶战鹰冲上碧空的权利。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刘松林在北京进不了中南海，处境也很不好，她只得带着孩子离开北京，前往江苏盐城，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可是，仍不放过他们。终于，在1971年10月，刘松林和老杨双双被捕，被投入狱中。他们成了“反革命”，成了“政治犯”。

　　杨茂之告诉笔者：他自从“停飞”以后，心情很苦闷。后来又得了肝炎。1970年，他在上海住院治疗，一住便好久。突然，有一天几个军人闯进医院，把他逮捕。押上汽车，他的两旁坐着两个看守，与刘松林被捕时是同一模式。

　　汽车开了好一阵子，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迄今他还未查清楚)，他被押进一间黑房子。

　　房子里没有一扇窗，地上很潮湿，铺着稻草。几天之后，才算给了张小木床，晃晃荡荡的。屋里点着耀眼的电灯。离他一米处，一直坐着一个看守。门上有观察孔，门外的看守也随时监视着屋里的一举一动。他的裤带、鞋带都被抽掉了，生怕他自杀。原本吃空勤灶的他，如今吃犯人的伙食。

　　没多久，进来了两个军人，打开牢门，一边一个挟着他出去。他双手提着没有裤带的裤子，脚下拖着没有鞋带的棉鞋。一出门，刺眼的太阳光，使他目眩眼花。他被拖着走向一排平房。走近了，他见到门上写着绿色的三个字：“提审室”。

　　进屋之后，老杨见到在一张桌子后边，坐着好几个人。其中一个女的，五十多岁，穿便衣。还有三个男的，穿军装。他很快认出其中一个男的，脸色铁青，坐在正中──那是王洪文！

　　屋子很深，两个军人在离桌子几米远处，让他站住，仍一左一右挟持着他，生怕他动手似的。他刚一站定，王洪文便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把桌子茶杯的盖子都震掉了，茶水洒了出来。王洪文厉声说道：“杨茂之，你知道你的罪行吗?你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同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你攻击敬爱的同志，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严重问题。”

　　王洪文见他不理不答，继续高声训斥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的那些话，无非是从你老婆那里听来的。告诉你，我把你老婆也抓起来了！你不要抱什么幻想，你必须集中交代你的罪行──怎么恶毒攻击同志。你写出交代，不许交给别人，我派专人来取，严防扩散。”

　　原来老杨这人，早就看不惯，而他又心直口快，因此他的话成了“恶毒攻击”。老杨“最严重”的“罪行”，是他在住院期间，听见别人在议论是“伟大的旗手”，一定会成为“接班人”。老杨不以为然地说：“不会的，不可能接班。毛主席说过，‘不会的，她不行’！”

　　有一回看病时，一位好心的大夫故意慢慢翻动病人登记表，停在老杨那一页上。刘松林看见杨茂之的名字，吃了一惊，知道了他被捕的消息。

　　她很想知道老杨关在哪里。可是，不久她被转移到另一处监狱──也就是上海漕河泾监狱。她记得，转移时来了一辆越野车，前座坐着上海造反派头目戴立清，她坐在后座，两侧各坐着一个押送者。上车之后，她的双眼被蒙上黑布。

　　又是王洪文提审她，追问她怎样“恶毒攻击敬爱的同志”，她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句所谓“恶毒攻击”的话，不是杨茂之创造的，也不是刘松林发明的，而确确实实是亲口说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终于有一天得以见到父亲──主席时，问道：“听说，要接班，是真的吗?”

　　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后，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诉了杨茂之。老杨是个直肠子，心里存不住话。当别人吹嘘是“接班人”时，老杨实在忍不住了，说出了那句“最高指示”……知道了，唯恐这一“最高指示”在群众中传开，于是赶紧把老杨和刘松林关进监狱。

　　刘松林深知，只有父亲能够救她。于是，她想写信给主席。可是，监视人员昼夜盯着她，她怎能悄悄写信?即便写成了，怎么寄出去呢?

　　左思右想，刘松林忽然心生一计：明人不做暗事，索性公开提出，要给主席写信！写了信，托谁递上去呢?就叫王洪文转上去！她料定王洪文不敢不转上去，因为她日后总有机会见到父亲的，一旦说起王洪文扣压她的信，王洪文担当不起……

　　果真，在王洪文提审她时，刘松林提出要给主席写信，而且要由他转交。王洪文不得不答应下来。不过，王洪文提出一个条件，信不能封口。

　　父亲读了女儿刘松林的信，才知道发生了怎么一回事。他作了指示，说：“娃娃们无罪。”

　　那时，刘松林已在上海漕河泾监狱被关押了五个月之久。她刚生了老四，在狱中被迫从早上5时起床，一直坐到晚上10时才能躺下睡觉。要用冷水洗衣服，手指都红肿了。她，一身是病。

　　刘松林虽然出狱了，却又进了空四军的所谓“批林学习班”，成天要写“揭发”材料。

　　刘松林质问那个“批林学习班”的头头：“我跟反革命集团毫无关系，要我写什么‘揭发’材料?”

　　粉碎“”，使刘松林和老杨喜不自禁。1979年，老杨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老杨无限感慨地对笔者说：“那十年，倒霉的十年！从‘文革’一开始，我就倒霉，就‘停飞’。唉，真是一言难尽，一场噩梦……”

　　老杨还说及，1980年在审判“”的那些日子里，他去北京正义路，观看了开庭的情形。他看到、王洪文受审，非常解气。他说：“他们终于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1986年12月20日那天在上海找到了当年关押的监狱之后，刘松林提出，希望提审当年押她进上海少年管教所的戴立清，还有王洪文的机要秘书廖祖康，以了解她当时被捕的详细情况。

　　戴立清和廖祖康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在“文革”中造反起家，当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粉碎“”之后，被定为“”在上海的帮派头目。1982年8月21日，戴立清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后有关方面说“这些人不宜接触”，但需要了解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组织，让监狱方面要求戴立清、廖祖康做出交代。刘松林不便直接与戴立清、廖祖康见面。

　　离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之后，我陪刘松林游览上海徐家汇，然后到我家。这是她第三次来我家。我的母亲请她在家中吃晚饭，她很高兴。她每一回到我家，见到长辈，都很尊敬。

　　她说，这次上海之行，终于找到了“文革”中关押她的监狱，弄清楚了关押她的来龙去脉，为写作回忆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两个多月之后——1987年2月14日，刘松林从北京给我来信说，“春节后我还未与政保处联系，我想他们也够忙的，还是往后拖拖再说吧。”

　　我在收到刘松林的信之后，于1987年2月17日写了回信，给她寄去在上海少年管教所里拍摄的照片。后来，1988年4月5日，我在上海一家劳改工厂采访了廖祖康。廖祖康详细谈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对王洪文的印象，但是关于王洪文审问刘松林的情况，他并不清楚。

　　1996年5月24日，我在北京看望老杨和刘松林，告诉他们上海少年管教所已经被拆迁了，那里如今建起高高的光大会展中心和海友花园。刘松林庆幸在10年前来到那里，拍摄了那些珍贵的照片。

　　刘松林经历了种种坎坷，如今生活在幸福的家庭之中。她的四个孩子，都已经工作。她每天坚持锻炼，看上去比前几年更年轻了。

　　她在院子里种了许多爬山虎，爬满了高高的围墙。她说，围墙容易使她想起上海的监狱，所以她一定要用爬山虎“绿化”围墙。

　　2008年12月18日，我接到刘松林的电话，告知我，她和儿子杨小英一起来上海。她邀请我和妻翌日上午10时在上海威海路故居见面，出席在那里举行的“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开幕仪式。

　　我和妻如约来到威海路583弄（原公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78岁的刘松林戴一顶雪白的羊毛帽子，黑色皮风衣，围一条彩色围巾，显得很精神。

　　在弄堂里，有一幢二楼二底、砖木结构、坐南朝北的老式石库门房子，建筑面积520平方米。她告诉我，这幢石库门房子中的7号，便是故居。

　　那是1924年2月，和夫人杨开慧带着两岁的儿子毛岸英和出生才3个多月的毛岸青，住在这里，一直住到年底。

　　一生中曾50多次来到上海，其中1927年之前就曾10次到过上海，这里是第9次来上海时住的地方，也是携妻带儿住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除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之外，还在上海执行部任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杨开慧除了照料孩子，还在工人夜校讲课。由于这里也是毛岸英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所以“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设在这里。在举行了“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开幕式之后，刘松林作为毛岸英的妻子，为陈列馆揭牌。

　　在上海的故居里，刘松林拿出数码相机，把存储卡里的她的第三代的许多照片给我看。这时候，刘松林的脸上漾着幸福的笑容。看得出，她的晚年生活在温暖的家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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