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忍者无惨qvod：主流媒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艺术表达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流媒体话语体系的重要一环，是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壮大主流舆论的题中之义。本文以近年来主流媒体创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节目为研究样本，探讨主流媒体所采取的通俗、戏剧、经典、景观、游戏等策略，并提出提升路径，包括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再语境化，赋予当代价值内涵；运用言语共情叙事和非言语共情叙事，实现认知、认可和认同的传播效果；采用社交化逻辑，将以大屏为中心兼顾小屏的“出圈”逻辑变为大屏、小屏双中心的“共振”逻辑。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主流媒体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使命和责任。传统文化只有面向大众，才会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传播好、转化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主流媒体创新理念、手段、方法，大众化艺术表达是必然之路。

　　大众化艺术表达解决的是传统与现代、传承与转化的问题，这既不等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单纯面向大众播出，也不等于将其转化为大众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亦有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分，不是所有的文化都能转化为大众文化。大众化艺术表达是基于受众的认知、审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编码、转译，使其易于接受，不涉及文化属性的改变。

　　主流媒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艺术表达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主流媒体话语体系的重要一环，是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壮大主流舆论的题中之义。近年来，《典籍里的中国》《国家宝藏》《中国节日》《中国诗词大会》等一系列现象级传统文化节目不断“破圈”，通过大众化艺术表达让古籍、国宝、节日、诗词鲜活生动起来，推动了“国潮”“国风”的发展，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景观。本文以近年来主流媒体创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节目为研究样本，探索主流媒体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艺术表达中采取的主要策略，并提出提升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艺术表达并非简单地将内容“搬运”至大众传播平台，这其中涉及一系列“转化”，之所以要转化，首先是由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小众化、专业化决定的；其次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产生、发展的历史语境迥异于当代语境决定的；第三是由主流媒体的媒介属性、媒介文化和受众决定的。近年来，主流媒体主要采用通俗、戏剧、经典、景观、游戏等转化策略，这些转化策略既有栏目层面的，也有单个节目层面的，具体到一个栏目、节目对转化策略的应用，可以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

　　通俗策略是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晦涩难懂、不易理解的内容变得浅显易懂，达到适合大众接受的水平。通俗策略包括话语通俗和形式通俗。话语通俗是借助话语策略将内容通俗地表达，多采用直译和修辞。直译，即直接翻译，将文言文译为白话文，有时考虑到节目的韵味，也采用半文半白的表达方式。《典籍里的中国》总编剧张昆鹏认为，要在“文”与“白”之间找到一个尺寸，演员说着舒服，观众听着舒服。修辞是表达者为了达到特定的交际目标而应合题旨情境，对语言进行调配，以期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语言活动。修辞策略是一种更有趣、更有艺术性地表达，旨在好听、好记、好理解。《典籍里的中国》在解释何为《诗经》中的“风”时，以“秦腔”“昆曲”之于戏曲，对应《郑风》《邶风》之于《诗经》，通过类比的修辞方式告诉受众十五国风是十五个诸侯地区的地方音乐。《古韵新声》在介绍南宋朱锐《溪山行旅图》时，将画中的古代马车样式比喻为现代版越野“房车”，形象描绘古代人们的行旅生活，把古人借助畜力回家的仪式感与现代回家过年的仪式感联结在一起，凸显出“家”文化从古到今的传承。

　　形式通俗是借助除有声语言外的各种手段化繁为简，直观形象地表达传统文化的策略，从形式上将表达内容直观化。例如，色彩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千年来华夏先民还建构出“五色观”色彩理论。如何在一个节目中展示悠久深厚的色彩文化？央视2023年春晚《满庭芳国色》用舞蹈、音乐和画面进行了演绎，节目采用唢呐、古筝、二胡、笛箫、琵琶五种中国民族乐器与五种颜色画面、五位舞者相互对应、配合，将若干中国颜色的名称作为歌词配以具有记忆点的国风旋律，结合表演和色彩融为一体的画面符合当代人的视听审美，很好地呈现了中国的色彩文化。

　　优酷《2022传统文化节目数据报告》显示，超六成年轻人认为，观看传统文化节目的原因是传统文化节目场景和剧情设计等极具感染力。戏剧、故事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戏剧策略是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转化为戏剧、故事表达。戏剧策略成功的关键在于叙事性（narrativity）。叙事性一方面指涉一种“属性”，即叙事之所以成为叙事的基本品质；另一方面指涉一种“程度”，即叙事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叙事特征。

　　在采用戏剧策略时，主流媒体要考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具有叙事性，以及多大程度上具有叙事性的问题。对于前者，需要主流媒体发掘传统文化载体所具有的叙事性元素，通常是代表性的人和事；后者需要考虑是人和事是否足够复杂、曲折、典型、等，能否构成一个好故事。由于过往的史料多以文字记载，在转化为视听作品时还需要考虑视听叙事艺术规律。

　　戏剧必须有一定长度，需要在短时间内通过截取叙事片段或时空压缩等手法将内容呈现，所以主流媒体多利用高密高差的情节设计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传统文化精神内核传播出去。《典籍里的中国越绝书》将“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历史故事通过戏剧再现越王“败为奴”与“胜为王”的谷底与巅峰，卧薪尝胆的忍辱负重与终败越国的荡气回肠，让受众在叙事快感中获得了坚韧不拔、谋虑长远的精神内涵。

　　经典策略是一种以点带面的表达方式，这里的经典并非指文化本身是否经典，而是指将文化的精髓提炼，用最具代表性的元素、话语、形态、文本进行展现。之所以用经典策略，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节目时长、容量有限；另一方面，受众的注意力有限，内容过于全面、细致会导致信息超载。通过经典策略，主创者可以从一个“点”切入，管窥某一传统文化的特色，亦可实现内容的差异化。

　　经典策略的运用需要面对两种情况：一种是如何将广为人知的传统文化经典化，另一种是将鲜为人知的传统文化经典化。针对前者要采用“熟悉的内容陌生化”，对于后者要采用“陌生的内容熟悉化”。

　　“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艺术创作理论。“陌生化”使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实质是打破人们的传统思维模式，赋予平常的事物以新鲜感，使主体对客体产生认知兴趣。

　　“熟悉的内容陌生化”旨在提升表达的趣味性、生动性。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中国礼中国乐》将现代生活中的常见礼仪提炼为相见礼、饮食礼、成人礼、尊师礼以及容止礼等六个经典礼仪，并凝练出《鉏麑触槐》《赵武加冠》《木兰及笈》《孔伋拜师》等主题鲜明的人物故事进行戏剧化展演，通过这种方式，节目成功地将受众所熟悉的日常礼仪回溯到中华传统礼仪进行演绎，既体现传承，又给人以新鲜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有一些小众的、鲜为人知的内容，主流媒体要采用“陌生的内容熟悉化”，降低受众的认知门槛，在视听节目的线性传播中快速与之建立起联系。《典籍里的中国尚书》节目前期找到500多个《尚书》中的形象和故事，反复研究筛选后把“伏生”这个人物和《禹贡》《牧誓》两段故事提炼出来。将“舍命护书”和“伏生授经”的传书人精神与薪火相传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央视《一馔千年》跳出宏大的历史叙事，用饮食文化典籍中的“美馔”来探索“历史的陌生感”，将陌生的历史典籍与受众熟悉的日常饮食相结合，实现“陌生的内容熟悉化”。

　　景观策略是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处的时空、物质载体视听化。这里的景观既可以是视觉景观，也可以是声音景观。

　　视觉景观主要通过视觉技术手段构织的“场景”来实现。场景是假定的特定时空，文化内容只有置于特定的时空中才可能得以理解，视觉景观由于“再现”或“再造”了传统文化孕育、产生、发展的场景片段，提供了大量的非言语符号，更容易让受众理解在这个特定时空下人物的抉择、文化的内涵。在AR、XR或全息影像等技术手段创制的历史时空中，“第四堵墙”（the fourth wall）让表演者和各类文化元素独立于受众而存在，形成被看与看的关系，观者如同亲历这段“历史”一般感受视觉景观提供的视听体验。这种策略的关键在于场景是否基于传统文化当时所处语境复现“真实”或“超真实”的时空，同样也需要艺术想象力，打造如梦如幻的景观，让观者沉浸其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表征亦可以利用声音景观实现。声音景观是被个人或群体在特定语境下感知、体验、理解的声学环境（acoustic environment）。声音景观将“有意义”的声音作为独立的文本，注重通过声音建立与听者的关系，呈现某地文化的地方性（placeness）、强化受众的身份认同，甚至利用声音的互文功能，勾连立体的叙事时空。

　　《国家宝藏》创作了很多BGM，如《象王行》《九州同》《水龙吟》《破阵乐》《怀归》《仙才叹》《人间乐》《帛画魂》等国风音乐，通过不同器乐的声音将其与历史、文化、民族、地域联系在一起。例如，在《九州同》中，开篇萨塔尔（维吾尔族传统乐器）悠扬绵长的琴声里浸润着驼铃声声，西域的气息扑面而来，伴随着古筝的清澈潇洒、笛子的辽远清亮、唢呐的高亢有力，描绘出一幅多民族融为一体，九州大同的声音景观。

　　游戏策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以游戏的方式表达。转化为游戏既要考虑内容是否可以设计成游戏元素的可玩性，也要考虑能否吸引大众参与的趣味性。

　　从近年来主流媒体的实践看，游戏策略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把中华传统文化转化为可以“竞赛”“玩”或“观赏”的游戏。这要求内容在知识性的基础上突出接近性、趣味性。《中国诗词大会》采用竞赛游戏，根据诗词设计测试题，以“知识＋竞赛”的游戏形式，将诗词文化的知识点嵌入竞赛中；《齐鲁文化大会》采用“玩”的游戏，如关于鸟的“拼字大对决”（组队形式进行拼字读音）、“吃遍黄河”（吃美食猜菜名）以及“歌从黄河来”（听歌识曲，接唱下句）等，这种“知识＋娱乐”的游戏形式突出趣味性；央视《拿手好戏》则采取转化为“知识＋表演”的研学游戏，如通过戏社比赛的的方式将京剧、越剧、黄梅戏以及豫剧等相关剧目以竞赛的方式表演出来，突出观赏性。

　　第二类是游戏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时需要“借用”或“改造”。这种传统游戏经过改良或创新后，成为适用于当下的现代版游戏，如“飞花令”“猜灯谜”等。《中国诗词大会》中的“飞花令”属于古代行酒令中的“雅令”。传统“飞花令”根据行令人的诗句在格律、字的位置上有着严格的要求，难以适应竞赛的需要，节目选取“云”“春”“月”“夜”等高频字作为赛场关键字的方式，对“飞花令”进行改良，使之适应节目需要。《中国谜语大会》中的“猜灯谜”，采用现代知识和元素命题，如“人民币一大摞”打一九笔字（美），将现代的人民币符号“”与汉字文化融为一体。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艺术表达中，主流媒体要经历“原初语境去语境化”的第一次语境化和“去语境化再语境化”的第二次语境化两个阶段。原初语境是指还原文化本义将其置于产生的历史语境之中进行理解、还原；去语境化是指将文化本义抽离出原初语境，其中，古往今来共同的规范、习俗、价值观较容易实现去语境化；再语境化是指文化本义置于当代语境中被赋予新的内涵，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判断。

　　第一次语境化主要解决的是受众的认知、理解问题，有待继续深入开掘的是第二次语境化，传统文化不是用来仰慕的，而是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流淌进大众的日常生活中的。

　　如何有效转化和表达，这需要“接合”（articulation）策略。接合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出或者表达，即把单个章节连成一个具有意义的词语；二是形成一个弹性的联系，使文本和读者的社会情境之间被机动地联系在一起，令读者建立起认同感。在具体实践中，主流媒体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世性价值，批判萃取其中的价值内涵，在艺术表达上与微观层面的视听元素、文化符号，中观层面的叙事段落、景观场景，宏观层面的社会语境、主流文化进行接合，体现出文化的当代内涵、价值与意义。之所以强调接合，而非结合，是因为“没有必然的对应”。这意味着主流媒体需要考虑文化价值内涵与微观、中观和宏观各层面的接合不是固定的，而是因事而异、因时而宜。在接合当代价值内涵时，应当创新思维、拓展视野，将更多的可接合的内容纳入进来的同时，也要提防思维定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艺术表达要吸引人、打动人、感染人，需要充分利用共情机制实现认知、认可和认同的传播效果。共情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包括情感共情，即对他人的情感作出相同或类似的情感反应，还包括认知共情，即深入理解他人处境，知晓他人情感的产生原因，并能在理性的基础上作出反应。通过共情叙事可以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内容，连接古今，让受众对传统文化有直观、切身的体悟，更通过情感加深这种感受和认同。

　　共情叙事需要主流媒体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能够产生共情效应的人、事、物和视听符号元素。共情叙事的前提是与受众的日常经验建立联系，首先选取与受众心理距离接近的母题（motif），如乡愁、孝道、亲情、爱国情等，这些反复被呈现的母题与受众较易建立起情感联系，是共情的基础。之后通过符号、隐喻等手段将相关元素与母题自然地融为一体。

　　在具体的共情叙事策略上，可采用言语共情叙事和非言语共情叙事。言语共情叙事是利用有声语言的叙述产生共情效果。东方卫视《斯文江南》一期节目中将南宋女词人李清照早年爱情美满、晚年痛失挚爱的作品，与宋代文学家苏轼哀悼亡妻的作品进行“演读”（演绎＋吟诵）。在《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吟诵中，让受众切身感受到李清照晚景凄凉的悲伤与苏轼中年丧妻的痛苦。

　　非言语共情叙事是利用非言语符号的叙述功能产生共情效果。在视听作品符号体系中占据主要部分的是非言语符号，可视、可听的非言语符号在共情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唐宫夜宴》之所以生动有趣，很重要的是通过非言语（如体态、表情等）展示女乐可爱、顽皮的性格特点，瞬间拉近观看者与被看者的心理距离。《典籍里的中国齐民要术》中，经由大阿兄（贾思伯）养大成人的贾思勰在吃炒鸡蛋时感叹郡县物产渐丰，正谈论要孝顺大阿兄时接到“大阿兄去世”的家书，瞬间倒地，泣不成声。这一场景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悔恨、悲伤、不舍、怀念，通过颤抖的身体、悲伤的眼神、哭泣的面容直接传递给受众，引发忠孝难两全、及时反哺的共情。

　　B站发布的《bilibili年度国风数据报告》显示，2021年B站国风爱好者人数超1.77亿，其中，18至30岁的年轻人占比约七成。绒花发簪、甲胄、民族乐器、戏腔、原创国风舞蹈、非遗手艺等内容逐渐流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突破大屏的圈层融入小屏，实现大屏、小屏“共振”是主流媒体应深入思考的问题。

　　大屏、小屏在主流媒体的内容生产中经常被理解为传播渠道的差异。例如，一个电视节目在大屏首播，在小屏拆条呈现。这种思路初步考虑到了平台媒体的属性和逻辑，实际上还是以大屏为中心的表达逻辑，“出圈”是增量而非目标，大屏和小屏之间的内容关系是上下游的垂直关系。

　　主流媒体要变“出圈”（以大屏为中心兼顾小屏）变为“共振”（大屏、小屏双中心）。实现双屏共振并非简单地将内容放到平台媒体上，而是通过一源多用（One Source Multi Use，OSMU），一次采集、多版本加工，大屏、小屏节目并重，统筹策划、分渠道传播、增加具有“网感”的节目比重，实现大屏、小屏的差异化表达。

　　除了在节目文本加强社交化思维的创作理念，伴随文本也要采用这种策略。例如，在话题提炼上要诙谐有趣。《古韵新声端午》播出期间，与文物相关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热榜，话题的表达就很契合社交文化：#扇子是古代社恐必备神器#、#古时候的龙也有可爱版本#。

　　主流媒体还要充分利用模因（meme）将传统文化的内容成为受众交流的“语言”。例如，开发表情包、创制流行语等。以表情包为例，现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表情包较少，有一些是网友设计的针对诗词的搞笑版，这类表情包目标不在于传播中华文化，因而需要一种既与现代人生活美学匹配，又承载中华文化的表情包。《国家宝藏》热播时，许多网友将节目中提到的国宝制作成表情包，成为全网流行的“模因”，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新的社会影响力。主流媒体可以主动创制中国节日表情包，用诗词意境关照现实情感，还可以创制历史人物表情包，传播先贤精神风骨等。

　　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主流媒体相遇，必然要经过大众化艺术表达的转化。这种转化不仅是艺术的、形式的，更是媒介的、话语的。近年来主流媒体的实践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贡献了新智慧，未来主流媒体应继续深入探索和遵循大众化艺术表达规律，推出更多叫好又叫座的现象级节目，讲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传播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声音。

　　作者：张超，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勇华，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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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艺术表达策略与提升路径 ——基于近年来主流媒体的实践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