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崎h亚里亚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2013年11月26日,习在视察孔子研究院时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的重要讲话,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振奋中华民族精神、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的意义。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不同辞书对“文化”二字的定义有200余种之多。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梁漱溟先生在《中华文化要义》一书绪论中说,“文化即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这里的生活指的是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狭义的文化,多集中在学术思想、宗教信仰、礼仪风俗、文学艺术等与知识形态有关的精神财富之中。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华夏大地上历经数千年漫长历史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它既有具象的物质存在,又有抽象的价值观念,比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伦理道德连同行为规范、风俗习惯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根基。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质,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具有悠久人文积淀和对道德的推崇。“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这个字,最早见于上世纪山西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陶文之上,从直观上看,它是两条相互交错的线条——“经天纬地”谓之“文”。先民以“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来形容“文”,可见“文”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价值与地位。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神与人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在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他们都奉有至高无上的神明,在他们的观念当中,神掌管人死后的事情,古埃及就有《死书》这样的文字；而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不注重死后的世界,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中国以外的很多国家都有人与神交往以及神与神斗争的史诗,古代印度也有相当数量的赞颂神的诗篇。而在中国,这些方面的记录相对少见,诗经当中的一些“颂”虽然涉及神话,但更多的是记述人,将人作为称颂的对象。我们的先民在很早的时候便将自己的祖先视为上帝来膜拜,建立了朴素的伦理观念,这样的结果便是自己民族的文化能够以祖先观念加以维系,数千年来连绵不绝。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以外的天地被“神”的观念所笼罩,中国并非如此,中华文化在初始阶段便具有了超越宗教的特质,质言之,以人为主体,肯定人,从人出发,成为中国文化显著特征。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没有建立起神明的主导地位,它最为注重人世间的道德。“文”除了“经天纬地”的宇宙意义之外,还赋予了道德层面上的要求。周初武王将他的父亲谥为“文”,这时的“文”则赋予了更深的寓意。古代的文人不专指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而更要求具备高尚的道德,推崇具有道德力量、特立独行的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道德的传统,春秋时期鲁国叔孙豹论不朽时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将立德视为三不朽之首,足可以证明古代重视道德的传统由来已久。孔子提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生命是宝贵的,但是比生命更宝贵的就是道德。孟子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汉代以降,独尊儒术,崇尚道德成为社会的共识,重视道德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化巨人和精英,当孔子建立了不朽的学说之后,苏格拉底来到了人间。孔子殁后一百多年,孟子诞生,他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同时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而孔子和释迦牟尼共世长达几十年,东西方文化的大厦正是此时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世界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大小,都为人类文明做出过或正在做出自己的贡献。历史上出现了以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自古希伯来起经过古埃及和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明与发源于古希腊和罗马延续到近代的西方文明,以前三者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区别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上,也体现在精神文化上。仅从东西方的思维模式上来看,东方多为综合的思维模式,西方则侧重量化分析。质言之,西方善于“一分为二”,东方则“合二为一”。东方文化综合的思维模式,承认整体概念和事物的普遍联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讲求“天人合一”,这是东西文化显著的差异。“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中华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类自身的最高要求即为和谐。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与人共同发展人与社会和谐共存,人类自身内部情感的平和与通脱,它提倡多元共生讲求和而不同,这是中华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

　　中华文化是世界四大文明体系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之所以可以绵延相继有诸多因素,包括政治制度、经济类型、自然环境、文字符号系统等等,而中华文化自身的包容性和同化力是其中的关键性因素,它不仅维系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更使其日益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贯穿于中华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作为一种在相对独立环境下成长发展起来的原生文化,中华文化并不像世界上其他文化比如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那样,对与之接触的文明采取强烈的排斥甚至抵抗,而是抱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当然,在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华夷之辨”的争论,而夷夏之分的标准在于教化水平的高低,对所谓“夷狄”,并不存在种族的优劣和歧视,所以《论语》中说孔子“欲居九夷”而不以为陋,认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提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春秋战国时期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争鸣交锋堪称人类文化兼容并包的典范。

　　中华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不仅体现在本土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相互交流吸纳上,还体现为对域外文化的接受和同化上,最著名的就是东汉时期佛教的传入。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内地,我们的先人展现了开放的姿态和豁达胸襟,使得这一陌生的域外文化得以在东土生根,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书于东汉末年的《理惑论》,采用问答的方式介绍佛学,间或引用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可以说佛教一经传入,就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融合发展,催生形成了禅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中华文化的包容性是以它强大的同化力作为前提,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础,不仅不能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甚至还有被域外文化同化的可能,从而丧失民族文化的特色。但正是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根基和包容的精神,使其能够不断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甚至使得一些独立性很强的外来文化,一经进入便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最终为中华文化所吸收,使本土文化得以丰富和不断发展。

　　中华文化孕育了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历久弥新、且又极具时代价值的文化精神,习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所作的重要讲话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藏的民族精神与时代价值作出了全面概括和深入阐发。他强调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信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这段重要论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与崇高的精神追求的精准概括与总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藉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对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习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中国精神。中国梦的提出,体现的不仅仅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更是文化自信。实现中国梦想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物质条件,也要具备精神力量、文化力量这样的软实力。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它的引领教化作用与聚力凝神的功效将形成强大的文化合力,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党的十八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三个倡导,即在国家层面积极倡导“爱国、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积极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政治理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借鉴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延续,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习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次作出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文化的基本价值观联结起来,要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互协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得到发展,体现鲜明的时代意识。

　　中华民族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不断认识自我改造自我,不断调节自我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关系,形成了极为丰富的伦理思想和理论实践。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精华,所谓传统美德,一般是指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品质,伟大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高尚的民族情感以及良好的民族礼仪等等。从存在形式上看,多见于伦理学、哲学、文学、史学这样的文化典籍当中,另外也常见于社会生活中的民俗民谚和生活习惯之中。中华传统美德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极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4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用宝贵的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习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富滋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继承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开拓前进,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德立人、以文化人的教化功效。

　　要坚持按照以科学价值观为指导,以弘扬中华文化与传统美德为主旨,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着力构建完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做好顶层设计与制度保障。我们看到,为深入学习和贯彻习关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国家教育部于2014年4月颁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作了全面分析和深入论述,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和阐发,对大中小学不同学历阶段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点作出了明确的区分与界定,对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直接相关的师资队伍建设、政策和相关条件的支撑问题作出了规定和说明。

　　齐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是“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稷下学宫更是汇集一时之盛,为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山东是文化资源大省和教育大省,目前相关部门正在着力编写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正是以《完善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和学生生活,突出齐鲁优秀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地域特色,发挥优秀文化在人格教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实现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作为一名文化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对中央和各相关部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切实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方面作出的部署和工作感到欣慰和振奋。当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是一个长期的系统过程,可谓任重道远,不能一蹴而就。

　　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对中华传统文化以及世界上的一切文明成果,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扬弃地予以继承。要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凝聚伟大的民族精神,汇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