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促销主题文化很重要，这很少有人否认，但是，大家往往躲开了一个起点性的问题，那就是 ——

　　对于文化，我们心里一定早就储藏着大量疑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疑问越来越多。

　　普遍人心的最初疑问最重要，但也最难回答。按照民间说法，这样的问题可称为“傻问题”。

　　第一个傻问题。现在如果到大街上问一般市民，什么是文化，很多人就会脱口而出：文化，不就是学历吗？不就是古代诗文吗？不就是非物质遗产吗？不就是历史故事吗？这种回答并没有错，但是遇到大一点儿的事情就说不通了。

　　例如，跨国婚姻的离异，常常有一个共同理由：文化差异。但是如果仔细一问，学历相同的男女双方，都不是因为背不出几首古诗，看不懂一件古董，不知道一个历史故事而分手的。那么，决定婚姻存废的“文化差异” 到底是什么呢？

　　第二个傻问题。两个不认识的人在大街上吵架，没说几句就都会指责对方没有文化。这里所说的文化好像与品德有关。但是，很多在名义上 “最有文化”的单位，里边的人事纠纷、利益恶斗，一点儿也不比其他单位少。而且，根据可靠统计，传媒间那些重大的谣言和诽谤，没有例外，全是文化人所为。看来，文化不等于品德，那它是什么？

　　第三个傻问题。历来人们热衷的文化，都与记忆有关。一个人，如果能随口说出几个年号，记得几句古话，就算是很有文化了。一位前辈教授，如果背得出汉代一场战争的死亡人数，说得出宋代一个学者的生卒年份，那就一定被尊为“学术泰斗”。但是，现在不是已经到了电脑、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的时代吗？连小孩子随手一按都能一清二楚的东西，为什么还要通过死记硬背来证明文化之所在？如果把记忆方面的事情交给当代科技， 那文化还剩下什么？

　　第四个傻问题。除了整体文化之外，中国文化又是怎么回事？不少学者说，它最大的优势是历史悠久，足以傲视很多缺少历史的发达国家。但是，世界上明明还有比它更悠久的文化，例如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而它们现在的境况实在不好，可见历史悠久并不一定是文化优势。那么，中国文化的优势在哪里？

　　于是又引出了第五个傻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优势不在于历史悠久，而在于内涵深厚。是什么内涵呢？他们会用一些古代词语来概括， 例如“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但是，懂外文的朋友都知道，这些词语如果翻译成外文，那么，在国外的历史文献、宗教话语中都能找到意思相近的词语。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告诉世界， 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精神内涵呢？

　　能不能把这些傻问题扔在一边不解答？不可以。因为这些问题关系到你的安身立命，关系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们书院的文化课程，就是从这些傻问题一点点牵引出来的，组合成了一系列根本的学术大课题，那就是：文化的定义、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中国文化的基本脉络、中国文化的长寿原因、中国文化的强弱所在等。

　　完成了这些学术大课题，你就会变成另一个人，变成一个对中国文化具有充分话语权的人。于是，你走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会变得更加从容， 更加自在。

　　按照科学思维，世上万事万物都离不开定义。定义能用简明的语言，说明各种事物的本性，并把它们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

　　文化，当然也需要寻找定义。自从英国学者泰勒开了个头之后，陆陆续续冒出来两百多个文化的定义。其实冒出来的总数还要大得多，只是这两百多个比较像样，因而被留下来了。这些定义都很长，我全都仔仔细细看了一遍。结论是：你们都不要去看了，因为看了一定会头疼。我理解美国学者洛厄尔（A. Lawrence Lowell，1856—1943）的一个感受：为文化下定义，“就像用手去抓空气，你抓不到，但它又无处不在”。

　　现代的中国学者们也给文化下了很多定义，这里就不一一展示了，只介绍一下它们的汇总状态，那就是我们的大型辞书《辞海》为文化下的定义。这个定义很长:

　　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 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 的知识和设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 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阶级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又形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

　　这个定义，我数了一下，总共有二百一十五个汉字，又用了二十五个标点符号。我不知道大家听了，有什么印象。

　　我的印象是：好像每句都对，但加在一起后，我更不知道文化是什么了。当然，也不知道天下有什么东西不是文化了。

　　我这么说，一点儿也不是为难《辞海》。我曾受邀出任《辞海》的“正版形象代表”，当然没有理由与它过不去。但是，这样的定义，实实在在反映了我们在人文科学研究上的严重困境。因为《辞海》的每一个条目，是长期以来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权威性总结。总结成这个样子，确实让人沮丧。

　　似乎什么都说了，却又什么都没有说，而且所有的句子都是那么空洞、重复、缠绕，丝毫找不到明快的判断，更找不到文字的吸引力。

　　必须尽快结束这种状态了。文化那么重要，我们岂能让大家一进门就在定义的泥淖里挣扎得疲惫不堪、浑身泥巴？

　　因此，很多年前，我制定了一个文化的定义，在香港凤凰卫视《秋雨时分》的栏目中公布，征求海内外学者的意见。

　　多年下来，评价都很正面，而且肯定是全世界几百个文化定义中最简短的，总共只有三十个汉字——

　　数一数，正好三十个汉字，全世界最短，而且，好像不能再短了。对于这个最短的定义，我需要做一番解释。

　　我前面提到的跨国婚姻的离异事件，就与我们的定义有关。例如，我知道一桩跨国婚姻的最初裂缝。男方是中国人，女方是美国人，两人是大学同学，在美国结的婚。女方并不苛刻，但实在不理解丈夫为什么每年清明节必须回家扫墓。工作很繁忙，并非长假期，路途那么远，何必年年回？但男方想的是，父母已年迈，亲族都看着，不能不回来。这 中间，就触及了中国人的一个精神价值——亲情伦理；而每年重复，又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两个方面，都是女方难以理解的。

　　举了这个实例，再读一下我的定义，就非常好懂了：“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从根源上说，我们遥远的祖先不管是择水而居还是狩猎为生，最开始都只是为了生活，但当生活稳定成习惯，也就变成了生活方式，而“方式”就是文化。

　　在一定的生活方式中，人们会逐渐处置自己与天地的关系，与家族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那就出现了精神价值。精神价值一出现，文化就有了主心骨。

　　历史发展到今天，什么是中国文化，答案是中国人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例如，儒家伦理、诗词歌赋主要属于精神价值；八大菜系、中医中药主要属于生活方式。在中国文化的大盘子里，什么是山西文化？什么是上海文化？那就是山西人、上海人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再进一步，什么是八〇后文化、九〇后文化？是指不同年龄层的人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我发现，很多学者讲文化，对上，不问鼎精神高度，对下，又看不起衣食住行，一直在故作艰深的咬文嚼字中做着“小文化”、“死文化”。我的最短的文化定义，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出发，上精神之天，入生态之地，以新的活力创造新的文化。

　　说到这里，我还只停留在这个定义的上半句。现在要说下半句：“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

　　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一定会结晶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就是集体人格。

　　人格，指的是一个人的生命格调和行为规范。集体人格，是指一批人在生命格调和行为规范上的共同默契。这种共同默契不必订立，而是深入到潜意识之中，成为一种本能。

　　这个学术深度，最先是由大家熟悉的弗洛伊德创建的。他提出的“集体无意识”，已经打了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他的学生和对手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明确得出结论：一切文化最终都会沉淀为人格。荣格又说，对人类各民族而言，更重要的是集体人格。

　　荣格以歌德的作品《浮士德》为例，说明浮士德就是德意志民族集体人格的象征。这种集体人格是由文化沉淀出来的，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写出来罢了。因此荣格讲了一句著名的话：“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

　　同样，中国文化的最后成果，也不是一大堆书，而是一大批人。也就是说，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荣格关于集体人格的说法，被一个比他小六岁的中国人听到了，那就是鲁迅。鲁迅也希望为中国人寻找集体人格，那时候他说的是“国民性”。他找到了一个“国民性”的象征体，那就是阿Q。除阿Q 之外，鲁迅在《孔乙己》、《药》、《故事新编》等作品 中 ， 都在 寻 找 “ 国 民 性 ”， 也 就 是 中 国人的集体人格。在这一点上，中国现代作家中没有一个比得上他。

　　大家一定会说，鲁迅所寻找到的集体人格，都带有很大的负面性。确 实，这也正是鲁迅对中国文化的严厉解剖。因为按照荣格的理论，阿Q、孔乙己正是中国文化沉淀出来的结晶体。鲁迅明白，改造国民性，提升阿Q、孔乙己等人所象征的集体人格，才是中国文化的出路。

　　说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我的文化定义所包含的三个关键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集体人格。定义虽短，内容却很丰富。

　　我的思路来自近代，特别受益于荣格这位瑞士心理学家。但是，荣格的学说，来自他对人类古代智慧的吸取和消化。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的儒家。他们在“治国、平天下”方面提出了很多主张，但是在这些主张背后却隐含着一个根本主张，那就是要大家做君子，不做小人。

　　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对立的集体人格。孔子把他们放在庞大文化课题的起点和终点，足见他与现代国际文化观念能够遥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