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瑜个人资料1946年，晋察冀边区上演新编歌剧《白毛女》，军民共享。观演部队更是整齐划一，席地而坐。戏演到高潮，黄世仁正强拉着喜儿的手，要在喜儿的卖身契上按下手印，突然，台下的一名战士腾地一下从地上蹦了起来，口中喊着：“黄世仁，我要枪毙你！”幸好，旁边的排长也瞬间腾起，用手将战士的枪管抬高了一下。后来虽规定，部队官兵看戏不许带枪，但还是不时有看戏的群众把篮子里的蔬菜、水果、鸡蛋，甚至捡地上的石头砸向“黄世仁”。可见，剧情高潮的戏剧冲突，演员对手戏的逼真演绎，有时会令观众陷入其中。

　　笔者上世纪80年代初，在当时的扬州地区京剧团青年京剧团也曾有过相似经历。我扮演过《秦香莲》中的矛盾冲突性人物陈世美。记得，这出戏是当时江苏省京剧院根据京剧《铡美案》改编的，给我们打前站的剧团总务讲：现在农村电视还没普及，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缺乏，到乡镇去演出有市场。

　　我们演出的头一站是头桥镇，第二站是霍桥剧场。就在霍桥剧场，我经历了有惊无险的一幕。

　　中场休息，我退到后台，寻了把椅子，并将戴在嘴上唇的髯口摘下来，挂在左膝上。这时，身旁的后台大门被一股由外而内的潮涌般的劲力打开，几十名观众冲涌上来，冲在最前面的是几个三四十岁农村妇女模样的人。她们一边往前涌，一边嘴里还嘟囔着：“陈世美这个坏东西，我们要打他。”当她们看到我时，就迅即向我冲来，可当她们冲到我跟前却定住了，以疑虑的目光看看我。她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其中一位用扬州方言说道：哎呀，这个“陈世美”是个霞子（方言，意为孩子）？不错，扮演陈世美那一年我才16岁。她们瞬间也从戏里走了出来，自说自话地退出了后台。

　　我心有余悸，后来又想，我塑造的这个陈世美这么可恨吗？老实说，我当时只是个16岁的少年，对于陈世美一角复杂的内心世界，是无法上升到成年人高度去理解的，只是照着老师教的动作来表演……

　　时过境迁，几十年过去了，已近花甲的我今天想来，是完全可以理解当年那些观众的愤怒之举的。然又细细品味戏剧的魅力，一出《白毛女》、一部《秦香莲》怎么就能让观众“入戏”那么深？我想，这应该是戏文对现实生活的高度提炼使之更具典型意义，继而起到了教化民众的功能和作用。

　　约十年前，在余秋雨先生《文化苦旅》一文中读到一个概念，“中国是个戏文教化的国度”，对此我没有找到更多的诠释，今日细品，认为其仍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戏文具有文明教化的功能属性和显性特征。戏剧这种极具生活典型意义的艺术，是最好的具有教化功能的载体。它在戏剧人物的正义与邪恶，人伦纲常、德行操守的感性感染下，使百姓受到教育和感化。

　　第二，戏文是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和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国古代，戏剧被广泛用于教育和道德训诫。包括上层社会，戏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民族性格的人性塑造和文化认同中起到了功不可没的显性作用。

　　第三，戏文在文盲率较高的旧中国，起到了规范民众和惩恶扬善的示范作用。大字不识几个的百姓是无法阅读四书五经的，而戏剧人物以及戏文浅显的表白和故事情节的演绎，很直观地在娱乐观众的同时，将道德伦理告知于受众，让其在观看戏剧、倾听说唱中受到启发和引导。

　　关于中国是个戏文教化的国度这个概念，我们还可以找到不少佐证。其中，唐明皇对戏剧的热衷和对其功能的认知，以及其行为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客观上也让戏文对民众的教化这一概念，得以很好地诠释。

　　资深新闻主播、主持人。会京剧，喜古琴，尤对诗歌、散文、杂文有些钟爱。虽为五斗米而愿在天目碗中洞见宇宙与人生，如此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