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怎么保养皮肤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文化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维度，是民族精神得以传承延续的核心基石。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精神层面的构造，文化构建的内在结构表现出主体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相统一的自觉状态，呈现出物质、政治和精神三个层次，对以物质生产为经济基础的共同体具有统摄功能、超越功能和再生产功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为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拓展了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渠道，有利于在尊重不同文化差异基础上发掘共同的价值目标，有利于在多维度的人文合作中增进不同国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通过推动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扶持，不断开拓促进世界文明共同繁荣的交流空间，塑造全新的世界文明体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共识的达成。

　　文化构建是一项富有弹性且较为隐性的工程。从历时态的视角来看，文化构建体现为本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接轨与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目的在于实现传统文化的现实化和时代化；从共时态的视角来看，文化构建体现为本国文化在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应对和发展，在传承国内传统文化与迎接外来文明冲击的理论交错中，在多元文化交互并存的基础上以文化互鉴替代文明冲突，指明未来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在多元国家文化形态进步的共同诉求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展现为主体性、多样性和主导性相统一的自觉状态。

　　文化主体性是传承本国文化、延续民族精神和融入世界文明舞台的理论前提，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程度，是展现民族文化自信心强弱的标志之一。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吸收借鉴前人关于文化构建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文化主体性”概念，即“对现代化的‘自主的适应’”，体现了文化构建过程与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统一。所谓“自主的适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通过挖掘本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契合要素，以开放、包容的价值理念将文化的共通因素融入人类文明进步的核心主题中，依据自身的基础实现文化构建。第二，当本国文化无法找到与现代性相契合的要素时，则需要在应对冲击与挑战中以互通互鉴的文化交流理念主动学习外来文化的资源优势，在互动中批判性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以实现重建。然而，文化主体性体现为主动或被动“适应”现代化的过程，其首要前提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与坚守文化根基是文化构建统一过程的两个渐行渐盛的方面，一个国家或民族只有对其文化秉持自觉与自信的态度，才能扎根自身生长的文化沃土以守护其在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而真正实现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文化主体性首先表现为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主体性是民族复兴的根基。”中国文化通过不断开放和完善交流机制以优化自身文化的建构方式，能够自觉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在此过程中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和自信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定性，深刻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关联，准确定位二者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深刻领会和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确立文化自信具有重大意义。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意识和主体自觉，体现出对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与执着坚守。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表现为对中国文化的深刻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高度肯定。在新时代，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出了贯通古今、博采中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文化自信的高度体现，也是文化主体性的构建成果。文化主体性其次表现为面临外来文化冲击时的自觉状态和主动意识。这种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实质上是对自身文化的反省，“从鸦片战争到今天，中国文化总体上处于一种传统文化衰微，外来文化不断冲击，伴随工业社会滋生的新文化因素有待整理和调整的文化重建状态”。近代中国因遭受西方野蛮侵略而从天朝大国的美梦中醒悟，从洋务运动时期的“中体西用”，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拿来主义”，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兼收并蓄”，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构在时代转型的过程中几经浮沉、艰难前行。这一过程既是中国文化积极寻求与西方现代文化对话的机遇，更是在文明对话中汲取西方现代文化的先进成果，促使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破解中国文化构建的主体性危机中坚定文化自觉自信。

　　构建中国文化主体性需要在自觉反思和高度认可本国文化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扬弃纷繁复杂的外来文化，既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又展现文化的创新性和包容性。坚守文化主体性不是盲目固守自身的本土文化，而是把握文化在全球化演进中的生成逻辑与实践价值，在认识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本土文化的创新性转化。面临时代发展的要求和外来社会思潮的冲击，中国本土文化需要主动适应和应对现代化裹挟而来的理论洪流，在百舸争流的文化理论中建构文化的主体性，以其强大的文化根基在借鉴外来文化和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文化多样性由特定时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人类文化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的、不同的形式加以展现、传承和发扬，如借助科技的方式对文化进行创造、生产和消费，这成为当今文化多样性的现实表征。不同的国家、民族在不同发展时期的差异性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造就了不同时空条件下种类繁多、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从而构成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在沉淀和发展自身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成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随着全球化的纵深发展，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为世界文明注入新活力，文化现代化的发展由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逐渐演变为全球范围内多重主体的交错共存，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文化发展失衡的状况逐渐转变为多元平衡共进的态势，为各国之间增进文化共同体意识、促进平等交流互鉴的文化实践提供现实可能，在推进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同时维护文化的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要求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着力构建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的多元平等关系。首先，必须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尊重文化多样性。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多元化模式”集中凸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越来越紧密的关联，推动各国在对话中深度认识文化的差异性及其存在合理性，这要求各个国家在文化构建中需要充分发掘并展示自身优越性，以此明辨和阻断外来文化对自身的同质化意图。习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必须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承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客观现实，尊重其他异质的文化形态，如此才能在保持自身民族文化特色中展现勃勃生机，获得文化交流与互鉴的可能空间，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衍进步。其次，要着力构建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交流关系。构建平等交流的文化平台是一项长期艰巨的理论工程，需要各个国家通力合作，促进文化交流认知观念的转变，在文化的交流交往中拓展文化多样性的存续和发展路径，形塑“和而不同”、并行并育的文化景观，认可、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存在，而不是企图以自身的霸权地位垄断文化市场，扼杀文化的多样性表达，否则将会导致单向度的、毫无生机和色彩的霸权文明。随着文化构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推进，认识与尊重文化多样性日益成为促进和强化各国之间达成合作共赢的共识，保护文化多样性成为大多数国家共同认可的全球关系原则，甚至成为提升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构建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文化多样性的构建是立足本国、放眼全球的文化整合过程，应当将其置于本民族的发展和整个时代的长河中进行考察，既做到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尊重他国的文化形态，又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更新和完善现有文化存在样态，以新鲜的血液创新文化的多样性表达。

　　文化主导性是多元文化交融及其实践发展中最为突出的文化特性，文化主导性因素作用的发挥直接影响文化的发展与转型。其一，文化主导性必然体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对社会思想发展的统领性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在当代中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思想文化，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大众观念意识和文化氛围塑造的领导地位。其二，文化主导性体现为方向性引导，在多样、具体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主导性文化能够引领一个国家乃至民族的发展未来，推动社会发展环境的优化和规范化，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值观和自我意识，并使其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以获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真实权利。就国家的文化构建和文明形态的形成而言，文化的发展必须注重对传统的传承与对现代的拓展，人类文明的演变历史在文化的创造中不断得到进步。

　　文化主导性与加强意识形态领导具有关联性。安东尼奥·葛兰西曾提倡“文化领导权”的建设，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两方面，其“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葛兰西高度重视无产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巩固和实施，并将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作为领导文化的主体，将市民社会的大众日常生活作为文化领导权的实施场所，认为文化领导权的确立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阶级的“文化操纵”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被统治阶级参与并自觉服从的思想塑造过程。意识形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任何主体的实践和文化都不能脱离其意识形态背景和因素。社会实践的具体性决定了文化主导及其意识形态的现实性，这意味着任何倡导普适性的意识形态都具有欺骗性的理论特质。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中，文化主体性、文化多样性、文化主导性三者相统一的自觉状态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进程之中。文化主体性强调文化的根源和基础，体现文化构建的自觉性和身份认同；文化多样性反映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客观表征，彰显文化构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文化主导性揭明文化的领导地位和主要方向，凸显文化构建的规范性和引导性，三者相互统一、有机融合，共同彰显出文化构建的唯物史观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从横向维度看,文化构建包括三个层次,即作为根本前提的物质层次、作为坚实后盾的政治层次以及作为核心关切的精神层次，这三者之于文化构建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文化构建的层级结构。其中，物质层次为文化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层次为文化构建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精神层次为文化构建提供智识方略，三个层面的推进环环相扣，服务于文化构建的整体过程。

　　其一，物质层次是文化构建的基础，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能够为民族国家文化的发展搭建平台。人们在思想、精神层面的交往取决于并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文化构建虽然表征为精神层面的塑形和发展，但其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的物质性是保障其政治和精神力量得以昭显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将人类历史的前提视为现实的个人及其实践，确认了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作为人类文明生成的实践基础。现实的人能够在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中将自身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力量，为推动文化发展奠定现实基础、储蓄内在动力和构筑多维特性，进而促使文化构建的物质层次作为历史进程的根基性存在得以凸显。

　　文化构建的物质层次要求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构建的统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民族国家在时代发展中所展现的文化样态和文明程度往往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正如美国当代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资本主义矛盾来源于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不同原则正引导人们走向相反的方向。”资本主义的文化构建在物质层面与文化层面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物质层面的极大扩张和普遍存在的社会剥削现实，与资产阶级大力倡导的“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的要求之间产生了严重背离。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所渗透的同一性逻辑使得全球多元的“文化间性”遭受冲击8，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造成了各民族文化之间彼此对立的关系。所谓“自由”“平等”等“普世价值”只是资本主义文化的虚伪外衣，其存在基础依然是资本增殖逻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资本通过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缔造资本主义文化的霸权地位，在证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历史合法性地位的同时消解了其他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自信，资本衍生的这种对立关系在全球化时代日益暴露弊端并终将引致资本主义文化走向衰败。文化构建的物质层次在提供基础和动力的前提下，能够促使文化的发展方向与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激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二，文化构建的政治层次以国家作为强大支撑、以健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作为保障，为文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规范引导。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社会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体现为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等。政治层面的建设本身能够形成特定的文化力量，对文化整体的发展具有导向和维护的功能，并在组织、指导文化构建上塑造稳定的心理态势和精神面貌，直接助力于文化整体合力的形成。通过政治层面的发展和完善，文化构建日益具备了强大的支撑力量。

　　文化构建离不开“强大国家”作为坚实后盾。国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文化构建的政治载体。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为文化构建提供了民主政治的土壤，促进文化在国际范围内传播从而强化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政治认同的增强是一项系统工程，关涉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团结统一的实践要求，包含对社会政治秩序和国家合法性高度认可的心理结构和文化价值。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不仅关切自身的价值观念，而且涉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有助于提升并坚定人们对国家发展道路与文化构建之间相辅相成关系的认识，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此外，文化构建离不开健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构成宏观层面的框架结构，而政治体系则细化为各项生活准则，规范个体行为、保障个体权利。唯有健全的政治制度才能创设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活空间，从而切实保障人民权利。建立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系是一项宏大的历史工程，其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和政治压力，为文化构建奠定开放、有序、合理的环境。中国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建立健全完善的政治制度和组织机制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真实权利。文化构建的基本秩序及文化格局的塑造需要依靠国家政治力量的维系，即通过政治力量保障不同领域的文化主体充分表达自身的发展诉求，增强人民群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拓展文化构建的多维关系和丰富内容。只有建立科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保障公平正义的政治体系，才能为文化构建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及时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发展观念。

　　其三，精神层次是文化构建的核心内容层次，为文化构建提供智识方略。文化构建的精神层次指向现代人精神家园的构筑。按照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现代社会总体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现代社会在带来物质财富极大充裕的同时，也引发了精神世界的极度匮乏，人们在对物质的追逐和依赖中产生“物化”现象。精神生活的“物化”既体现在外在的感性世界，表现为纯粹依靠物欲、感官的刺激来找寻暂时的快乐，也体现在内心世界的虚无化，即人们的精神生活丧失了意义和价值，呈现出空虚、焦虑、苦闷等状态。海德格尔认为，“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一种世界命运”，原因在于现代人遗忘了自身之于世界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对现代人生存状态的指认具有前瞻性和警示性，进一步昭示建构精神家园对个人找回存在本身，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性。

　　文化构建的精神层次体现为塑造共同的价值观。民族的独立发展需要遵循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塑造独特的核心价值体系。与西方强调的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权利的“普世性”不同，中国的文化构建彰显了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尊重，而非将本民族的核心价值推广至世界范围并强制要求其他国家认可和实行。对共同价值观的塑造有利于形成本民族精神发展的合力，进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在强调物质基础性地位的同时，也肯定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尽管理论产生于实践，源于实践的需求，但是先进的、科学的理论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代的物质发展，预见时代的发展趋势，指导现实世界的生产活动和人们的精神层面建构。任何时代都具有独特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源于所处时代，但可能超越时代。文化构建的精神层次并不追求绝对的引领力量，而是与文化构建同步呈现为动态的展开过程，这也反映文化构建的创新发展内蕴的蓬勃生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现实背景下，精神层次的内涵呈现出差异性，同样会对社会发展形成一定的推动力。文化构建的精神层面既可以作为其建构的内容，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物质层面的建构并推动社会的发展。

　　从全面发展的视角来看，文化构建是一个由物质、政治和精神三个层面共同发展与互补完善的有机过程。物质层面是文化构建的前提，凭借发达的生产力为文化构建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现实根基；政治层面是文化构建的保障，依靠建立强大的国家、制度、法律等为文化构建提供有力保障和政治平台；精神层面是文化构建的旨归，通过筑牢人们精神家园以及塑造共同的价值观来助力文化构建，同时反作用于整个社会物质生产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将展示更加深刻的自觉境界和丰富的实践路径，为解决全球范围的文化构建和文明庚续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对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共同体具有统摄功能、超越功能和再生产功能，体现了文化构建在引导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创造新的文明成果以及塑造全球价值共识等方面的有益作用。文化构建的统摄功能呈现为共同体对社会个体行为的引领，使得个体能够自觉认同和主动遵守共同体的价值规范；文化构建的超越功能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创新，在价值目标上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化构建的再生产功能表明文化成果能够不断创新并持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第一，文化构建的统摄功能意味着共同体能够引领和规范社会个体行为，促使其自觉认同和主动遵守共同体的相关价值规范。文化的统摄功能的发挥是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社会个体在形成行为规范的过程中达成价值共识，逐渐理清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之间的关系，进而日益增强社会个体对共同体的价值认可度，关注人类文化的共同根基和整体生态格局，推动文化本身的原则、价值等共通性生成为文化建设的统一力量。人类在文化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共同价值，体现了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辩证统一的关系。无论是地域性的文化交往活动，还是全球性价值共识的形成，都以不同民族国家获得独立、自主的价值主体地位为基础。文化共同体的构建正是为了维护和彰显民族国家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促使人类在进行文化交流中意识到共同存在的必然性和共同发展的现实性，推动不同民族能够独立自主地创造自身价值，在追寻共同价值的过程中贡献多样思维和多种路径，从而发挥共同价值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文化构建的统摄功能体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共同体对个体价值规范和行为养成的统一与引导，二是个体对共同体价值理念的自觉认同和主动践履，二者之间双向建构且相互统一。

　　文化构建承担着对社会个体的价值规范和精神引领责任，通过塑造共同的价值体系、规章制度以实现对社会个体的教化和规范作用。文化构建在发挥对社会个体的价值规范和引领功能时，要确保其自身文化构建的科学性、有效性、大众性，文化主体的自由表达和差异性共存是文化交往的价值诉求，这就需要赋予文化以“主体间性”的理论对话。文化构建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核心利益诉求，体现社会发展的前进目标，引导社会大众齐心协力谋发展，最终促进个体与共同体的良性互动和有机融合。文化构建的统摄功能不仅体现在共同体价值理念对个体的统一和规范过程，也体现为个体认同共同体的价值规范、积极践履其文化思想的实践过程。中华文明浩浩荡荡五千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灿若星河的文明成果。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华民族文化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这种认同感和自豪感已经融为国家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文化合力。人们自觉扮演推动社会发展的“正面角色”，并在不自觉的价值认同和行为规范的统一中促进了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国家文明水平的提升。

　　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构建的统摄功能有效凝聚了共同体内部的价值共识，统一了社会个体的价值规范，创造了更为包容开放的文明场域，逐步塑造出更加有利于保持人类创造性智慧的思想文化，使得人类成为文化构建的核心引领，在全球化发展的时代为民族合力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提供契机。文化构建的统摄功能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能够对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进行深刻总结和精神升华，为把握人类文明的演进规律和发展趋势奠定认识论基础，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将文化建设置于世界历史视野当中，推动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立足全人类的广度和高度来谋划文化构建的创新出路。

　　第二，文化构建的超越功能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创新，其核心内涵是实现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根本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文化本身蕴含超越性的意义指向，这种超越性的意义不仅渗透于社会思想、意识和情感等精神资源之中，而且意在阐发文化在与社会结合过程中生成的观念体系和价值取向，并能审视社会实践的价值关系和实际效用。

　　在现实表现维度，文化构建的超越功能直接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与创新。人类文化从不局限于自身领域的单向度发展，而是在不断与其他领域形成的整体关系中实现对自身现状的超越，以多样类型和方式存在于历史之中。文化构建的超越性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改造和指引，它力图改变现存社会的不稳定状态和不合理的价值观念，从精神层面批判现实世界存在的非正义和不自由境遇，要求建构适合本国、本民族人民利益和代表其立场的价值观念及思想体系，引导社会朝向正确和谐的道路发展。

　　在核心内涵维度，文化构建的超越功能注重实现人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文化超越的主体是人，是马克思视域中的“现实的人”。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存在是其生活方式和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文化的存在及其功能随着人与社会存在的变化而转变。人类在社会生存中的实践和所获得的知识是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辨的统一，文化的超越性正是体现了这一过程。一方面，个体在实践活动中必然会直接地与自然、他人以及社会发生关联，由此形成一定的感性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满足于一般的感性知识，而试图追求更高层次的思想境界。人们通过文化的教导和熏陶以提升自身的理论境界，促进自身理性思辨能力的发展，更好地实现社会文化层面和道德层面的发展，这是文化构建的超越性所要达到的深层次目标。

　　在价值愿景维度，文化构建的超越功能显现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人的生存发展不仅要立足当下的物质生产，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生存空间，而且要探索超越物质层面的精神追求，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文化构建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充分释放人的劳动创造潜力，而且在推动不同文化之间交往的同时，提升不同国家和个人对自身主体性的认识，实现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因此，文化构建的超越性活动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标准和价值立场。实现文化超越功能的主体是人类自身，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文化超越性的最终目标，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终极意义。

　　第三，文化构建的再生产功能表明文化成果能够不断得到创新并持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思想境界。当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后，精神的需求便成为更高层次的追求，而随着人们精神境界的提升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新的助推动力。“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的内涵渗透于文化的演进，文化的繁荣又促进社会的进步。文化构建的再生产功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并以超越社会发展的视角创造引领文化走向的发展成果，同时在创造新文化的过程中涵养和反哺社会，满足人民群众高尚的文化诉求，实现对人民群众进行理论熏陶的功效。

　　文化构建的再生产功能维系着社会的长治久安，作为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促进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统一。任何文化形态的成果都体现为一定的作品形式，而文化构建必然在将文化与经济、政治等因素的融合中实现文化成果的传承、发展和再生产。法国学者路易斯·阿尔都塞在《论再生产》一书中将“再生产”作为重要的研究概念，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概念包含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重点强调了意识形态在生产关系再生产领域中的作用。法国著名社会学者皮埃·布迪厄提出了文化再生产理论，他将文化再生产运用于教育领域，指出教育工作“是一种长期的灌输工作……不用求助于外界压力，尤其是身体方面的强制，便能生产和再生产它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整合”。布迪厄从文化再生产的视角出发，指出先天赋予和后天获得共同作用于文化的再生产，其中，文化资本起到主要作用，由于文化资本根本受制于经济资本，因而文化再生产反映了资本推动社会化进程的必然性。西方学者以文化再生产为切入口，分析当今社会的文化发展和制度建设乃至意识形态领域建设的重要性，为解读文化构建的再生产功能提供了理论借鉴。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蕴“建构性效应”的价值观，其具体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等诸多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作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旨在塑造一个全新的体现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世界文明体。

　　世界文明体的建立不是意指一种文明战胜或俘获另一种文明，而是以包容的姿态综合一切文明的优势。习指出：“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这是中国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方面的要求，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立足人类长远发展视角，对构筑新型世界文明体的智识展望。在21世纪，各地区、民族间的交往和互动日益频繁，彼此间的摩擦和冲突也逐步升级，唯有秉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共处精神，达成“命运休戚与共、发展紧密相连”的价值共识，才能既有利于本国和本民族的发展稳定，也有利于推动世界的整体前进和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形成“同呼吸、共命运”的世界文明体，显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所具有的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壁垒的有效破除。“文化中心主义”的观点主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文明形态具有绝对优势和“普适性”，迫使非西方的民族文化接受西方现代化的同质化改造。“文化中心主义”表面上似乎在全球范围内积极营造繁荣的文化市场，实则隐含着巨大的文化风险，容易在增强文化商品化的生产过程中消解文化内在的价值性与多样性。西方大国一直秉持“文化中心主义”的狭隘思维模式，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世界的最优文化，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企图以西方文化“统摄”和“同化”其他文化，并抵制、排斥与其他文化的平等交流与对话。黑格尔宣称只有在西方世界，“这个形式上绝对的原则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诸多西方学者和政客从不同视角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普适性”，极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通过文化领域的殖民和压制在新形势下实现对非西方国家的宰制和渗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是应对西方大国推行“文化中心主义”的现实对策，其强调文明本身构成世界文明共同体准入成员的决定性准则，促使各主体国家平等地参与世界治理。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中国积极阐释和发扬“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发展理念，有力回击了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世界和平状态威胁的狭隘观点。

　　对不同地区间文明冲突化解举措的科学分析。在各种形式的冲突和对立中，文明的冲突成为影响世界和平、改变世界发展趋势的深层原因，“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全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但文明的类型、结构及其发展路径呈现出多元化形式，这是文明本身民族化和本土化的结果，也是文明交流与冲突的内在必然。全球化进程在时空上的压缩，模糊了世界的边界，在引发文明冲突的同时凸显了文明交流的重要性，展现出文明冲突的结果终将走向文明共存和深入融合的规律。面对客观存在的文明冲突，我们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全人类的呼声，基于人类整体发展利益展开文明对话和相互交流，由此才能有效化解矛盾与冲突。从整个人类发展的一般性趋势看，文明的冲突背后涉及经济利益和政治观念的差异，文明冲突的彻底根除需要全球范围内的正义“管理者”共同努力。任何搁置文明冲突或是采取强权、霸权政策压制其他文明的做法，都是拒绝对话的排斥模式，终将在阻碍世界前进的步伐中自食其果。“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提倡“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其旨在打造一种新型的跨文明交流模式，以有效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文明冲突，根本动摇以“普世价值”为核心的西方话语体系中心地位，缓和局部乃至有可能整体爆发的国家间冲突，在国际交流中提供中国的有效方案和价值观念，为人类文明整体发展贡献有益智慧和现实方略。

　　对人类整体文明发展方向的全新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是对未来新发展秩序的重构和对人类整体利益发展的宏观把握，其秉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化发展理念，正视并积极应对文化民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现实挑战，致力于以文明对话的理念塑造文化公共场域，以文明互鉴的方式寻求文化层面的智慧互通，聚焦打造不同文化相互尊重，以及跨文明交流对话、互学互鉴的包容性发展的世界文明新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首先体现为对他国文明的尊重，坚持“和而不同”的发展理念，尊重和认可世界上广泛存在的不同文明，在尊重他国文化发展多样性和自主性的前提下，主张达成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视文化交流和融合在推进全球化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强调各国应当在相互交往中坚持本民族文化的开放性与独立性，以对抗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推动各国在文化交流与融合中消解因文化形态和发展路径的差异性而产生的隔阂及负面影响，彰显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高度坚定文化自信与促进文化交流的内在张力。中国积极展开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流，促使不同主体国家在交流中能够自由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充分描绘自身独特的文化色彩，并在交流中推进双方文化的发展，主动建立与他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在对话中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也体现为对世界上优秀文明的有益借鉴，是中西方历史性地由传统走向创新的必然选择，其坚决反对“文化中心论”的狭隘见解，主张在交流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从而促进不同文明在相互碰撞与交流中迸发全新的文明火花，营造和谐积极的世界文明态势。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具有自身独特的主体内涵、表达层次和功能价值，形成了系统完备的内在结构，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凝聚价值共识、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作用。文化构建作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维度，体现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在应对人类文明发展困境和解决当前世界不同程度文明冲突时所展现出的智识气度与责任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在凸显中国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同时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和世界人民呼声，将深刻影响未来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具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入新境界的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