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就爱吃这套下载约四年前，我在伦敦的一次研讨会上，听闻国王学院教授裴开瑞（Chris Berry）提出“多频道的人”（Multi-channel People）这一概念，对此，他解释道：“任何具有跨文化、跨界生活方式的人都具有这样的性格特质，不是吗？我们在这里有一部分自己，在那里有一部分自己。”

　　彼时，英国“脱欧”公投结束不久，特朗普将就任美国总统。伦敦文化界对此一片哀嚎——在这座全球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都市中，住满了行色匆匆、满世界飞的“多频道的人”，多年来，他们习惯了跨文化、跨时区、跨界的生活及工作方式，而“脱欧”公投的结果和特朗普当选对他们而言，无疑是当头棒喝——这个世界上原来有大批“单向度的人”，他们缅怀单一民族、单一文化和单一国度，无论这种“单一”是否真正存在过，他们但愿这种“单一”是存在的。

　　过去十年间，我分别在美国纽约上州、洛杉矶、英国伦敦旅居，目前居住在德国柏林——诚如每个人是多面的，每座城市也有不同的面目。国际化程度较高而生活支出较低的柏林，一面是岁月静好的宜居生态，另一面是跌宕起伏的人生百态，这里汇聚着为数众多的艺术家、音乐人、派对动物、朋克一族、半退隐的革命者、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无业游民、作家，还有很多形无影、去无踪的过客，或许，他们都有些像“多频道的人”——他们的常态难以被“单一”的界定；他们的身份具有多重标签，甚至他们的地理位置也常常游踪不定。

　　然而，新冠疫情重新设置了我们对“常态”的认知，之前习以为常的东西（包括旅行、工作、社交、户外活动，甚至食品），竟都成了生活的奢侈品。我不禁想到，疫情之下，那些“多频道的人”，过得还好吗？

　　遇见纽约城市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列夫·曼诺维奇（Lev Manovich）前，我们已是七八年的网友——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脸书上的网友有逾五千人。据他说，由于网站对好友数设置了上限，所以才“区区五千”。我当年在同济大学念本科时，曾特地网购了一本列夫撰写的《新媒体语言》（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该著作被视为新媒体领域的殿堂级教科书，而当时，我正准备申请美国的研究生院。若干年后，我从美国雪城大学录像艺术专业毕业，由于专业相关且同在纽约州，我和列夫就成了网友。直至2019年秋，我们才在柏林正式见面。

　　那天，我如约赶至市中心的District咖啡馆，这里距离我工作的时代艺术中心（柏林）很近。列夫穿着T恤和短裤，神色匆忙，他说，自己正在为麻省理工大学即将出版的一本著作进行收尾工作，柏林则为他提供了安静写作的场所。言谈间，列夫不断用手去扶红色的铝合金眼镜架，眼神横扫四周，透露出些许在纽约客身上常见的对过程的不耐烦。

　　列夫告诉我，过去几个月，他陆续去了26座城市及国家，不断地演讲、开会、发言、著书，这是他30年来首次远离美国学术界，在世界各地巡游，而作曲家出身的韩国太太则暂时专心担任其经理人。列夫语速奇快，加上略微浓重的俄语口音，不时令听者有囫囵吞枣之感，但其敏捷的思维和毫不掩饰的批判精神，令人印象深刻。

　　列夫在文化活动丰富的柏林十分活跃。学术之外，他对设计、美食、旅行富于兴趣，我们也时常就这些话题展开探讨。在我和先生居住的腓特烈斯海因区，列夫和太太深受此地自由而国际化的氛围吸引。在一家名为“空”的川菜馆内，我向列夫解释为何这里极简的设计风格结合了“小清新”与“禅意”，他迅速接话道：“这和上海的某些地方很像，不是吗？”我说：“或许更像成都。”我在国外生活多年，遇到过的外国人当中，能够精准把握中国当代文化中丰富的层次与细节，还能像列夫这样准确理解其中视觉文化潮流的人，寥寥无几。

　　2020年初，武汉新冠病毒疫情暴发的消息传到欧洲，当时正值中国农历新年，列夫在脸书上向我问候：你的家人还好吗？我告诉他，我在上海的家人都好，不过，父母对我说，如果病毒蔓延至欧洲，他们担心自由散漫惯了的欧洲人，难以迅速适应这场公共医疗危机。列夫回复道：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希望事态不会恶化。

　　然而，仅仅几周之后，新冠病毒就在欧美蔓延开来。二月中旬，我着手购买消毒液、口罩等事宜；三月初，德国人开始抢购卫生纸，而我购得了市场上仅存的几个口罩（参见文章《为什么柏林人还不戴口罩？》）；三月中，柏林陆续开始居家办公，而纽约的疫情则急转直下，我想起列夫，便询问他的情况，得知他已经和太太购得第二天直飞韩国首尔的机票，并且是单程的。

　　一开始很多人对纽约的疫情发展深感震惊，毕竟，纽约承载着接近于人类文明金字塔顶端的象征意义——不过，对真正了解纽约的人来说，这座城市的社会复杂性、极端不平等，以及当前美国的政治局势令普通民众的生活并不好过。然而，作为典型的“多频道的人”，列夫很懂得审时度势，正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照他的话来说，他并不担心自己得病，只是万一要去医院，在纽约超负荷运作的医疗系统中，情况着实不容乐观。

　　他说：“这几天来，我时常想起你父母的话，欧美人不像亚洲人那样具备集体观念，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变得有纪律性，所以，我宁愿去亚洲避险。”几天后，与太太安全抵达首尔的列夫又告诉我：“我们住在首尔的公寓里，我每天伏案写作，一写就是几个小时，窗外还有美丽的樱花。我感到很幸运，及时撤离了纽约，我们在肯尼迪机场离境时，眼见只有亚洲人戴着口罩、眼罩和手套，机场工作人员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我默默地向他们送去担忧的目光，随后赶紧登机。”

　　列夫说：“2000年，我第一次来亚洲，去了日本和中国，我立刻意识到——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亚洲许多国家在视觉文化方面都有惊人的创举，且将注意力放在社区建设上，亚洲人对于群体和他人会给予更多的考虑；同时，他们在技术开发及应用方面也十分领先，这就是我成为‘亚洲狂’（Asian fanatic）的原因。当我去韩国、中国或泰国时，我感到，这些社会或许存在各种问题，但总的来说，它们的社会功能是健全的。再看美国，表面上运行顺畅，但其实是一个功能失调的社会。此外，极端的个人主义在美国尤为明显，所以疫情只不过是放大了存在已久的问题——人们只顾自己，不戴口罩，不听建议。而亚洲一些国家之所以表现良好，主要原因不仅在于技术的应用和政府的组织能力，还在于大多数民众愿意为他人考虑。比如，人们戴口罩是为了以防万一——万一我感染了，不要去传染别人，这正是一种重视公共及集体利益的心态。”

　　我告诉列夫，最近在我的工作领域，众多艺术行业的从业者都在讨论疫情期间能做什么“有用”的事？对此，列夫表示：“我看到一些媒体艺术家发布了如何用3D打印机制作口罩。在我看来，很多艺术界人士都在从事实用的工作。我虽然没有自己动手缝制口罩，但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一些带有教育性质的内容，例如我会链接数据可视化中的各类数据源，让读者能够多角度客观地解读被媒体报道的内容。我看到艺术和文化领域中的很多人完全被误导了，他们不知道如何读数据图，只依赖新闻的叙事线索，我认为这很不幸，因为我们看到的新闻通常是片面的——所以我试图教育知识分子，文化界应该更客观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

　　“当下，人们试图弄清如何应对危机——例如，文化机构组织了大量的Zoom研讨会，但我们也可以发问：为什么要这么做？文化界人士似乎认为，无论怎样，我们应该继续开展文化活动，因为艺术很重要——的确，艺术很重要，但在线内容早已层出不穷，美术馆只是不断发布更多的重复内容，这不是一个问题吗？或许，我们应该研究从未展示过的一部分艺术史，为三年后的下一个展览做准备，而不是像制作大片那样重复我们之前的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人们迈出一步的机会——做我们通常不做的事，因为我们不必生产太多。”

　　我问列夫：“提到生产，你也在脸书上说过，20世纪上半叶最好的俄罗斯文学是在3个月内创造出来的。普希金于1830年在乡下隔离了3个月，几乎每天都在完成一首新诗、短篇或中篇小说。那么你自己在隔离期间有什么创作计划呢？”

　　列夫说：“我并非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或许他们应该做些对社区有用的事。我希望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从事长期项目，然而，每天我都在网上花大量时间浏览信息。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悲剧，但它也像一部科幻电影，且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科幻电影——影响到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说到国家，我在俄罗斯长大，21岁时移民美国。一开始，我试图接受美国新身份而不说俄语，而当我开始发表著作时，我发现，人们总会提醒我，无论如何我都是俄罗斯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必须扮演混合身份的角色；同时我也意识到，运用俄罗斯文化身份去体验和观察事物大有裨益，毕竟，美国的意识形态十分具象，而俄罗斯的意识形态更为抽象。最终，从俄国人到美国人，又成为世界公民——我一生都在努力进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今年1月底返回纽约后，我一度兴高采烈，纽约太神奇了，多么伟大的城市啊！一起去外面逛逛吧！片刻之后，一切都结束了。所以，现在看来，我并不知道自己是谁。”

　　（作者朱晓闻系艺术家、写作者，现居德国柏林。她的个人网站是，微信公众号为Salvia_B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