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笔海岭在过去的二千年里，中国经历了两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次是佛教的传入，另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佛教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有限的，但中国却花费了一千多年才完成对佛教的吸收。具有高度中国特征的禅宗成为佛教在中国的主流，而理学通过吸收佛教个人觉悟的修行方法对传统儒家学说进行了改造。

　　相比佛教的冲击，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覆盖技术、生产组织、政治制度、文化和哲学等所有方面。自1840年以来，我国一直处在这个冲击之中。这个冲击如此之猛烈、如此之深入人心，以至于到今天，西方文明是历史的终结这样的想法，已经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常识”。然而，我们更应该做的，不是把中华文化变成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而是像我们对待佛教那样，吸收西方文化中的部分价值，把它们变成中华文化的一部分。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起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我国被迫向西方列强打开国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烧毁圆明园，促成了清廷上下的觉醒，洋务运动应运而生。然而，甲午战争中清军的惨败让有识之士意识到，仅仅“师夷之长技”不能救中国，制度变革是必由之路。但之后的变革没有挽救清政府，新生的共和政府也无力维持一个长治久安的共和政体。

　　俄国革命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之中，中国应运而生。党的宗旨是在中国实现马克思的构想，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建立无阶级差别的新社会。

　　外敌入侵迫使党与各界合作，首先完成救亡的任务。1949年取得政权之后，党开始对中国社会实施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改造奠定了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党放弃苏式社会主义教条，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党的总目标。由此，党走上一条回归中国传统之路。在哲学层面，党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传统，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层面，党采取中庸和渐进的改革策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混合经济的转型；在政治层面，党沿着中国传统的政治贤能主义进路建立干部队伍的选拔体制，选贤任能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国经济的成功和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党回归中国传统是分不开的。

　　中国是西风东渐的产物，但中国的成功奥秘是将西方思想和实践与中国的现实和传统相结合。摆在当代中国学者面前的挑战是，如何将这一过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中国文化的框架里吸收和消化西方的思想，进而创造新的中华文明。

　　如同消化佛教冲击一样，中华文明能否成功消化西方文化冲击的标志是：如果不刻意去深究，我们已经不再注意到西方文化的存在。这个目标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从今天做起，非常有必要。

　　今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一方面，今年是中国建党一百周年；另一方面，今年也是我们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的第一年——到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年的时候，我国要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总结党在百年里的成功经验，创建新的理论，以期在人民共和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形成新的中华文明的理论雏形，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远超佛教对中国的冲击。佛教的母国印度并不比中国拥有更先进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无论是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层面，还是在思想层面，都构成对中华文明的压倒性优势。

　　当1840年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的时候，尽管中国的经济体量排世界第一，人均收入也不比西方低多少，但那是农业文明支撑的，而且，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仍然停留在古代社会的层面。

　　西方已经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洗礼，开启了现代化的征程；最为重要的是，西方已经进入工业文明阶段，蒸汽机代替了人力，人类第一次用人造物提供动力，生产力实现了量子级别的飞跃。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的木制战舰在英国蒸汽铁甲舰的炮火下，就像被点燃的火柴盒一样燃烧，其场面，正是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降维打击的惨败之象。然而，这还不足以让清政府醒悟，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清廷才开始洋务运动，希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洋务运动的成果显著，中国海军成为亚洲第一。不过，正是这样一支海军，却在甲午战争中完败于日本海军之下。

　　全国上下因此激愤，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主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只师夷之长技不足以救中国，只有革新制度才能开创新局面。这样就有了戊戌变法。但是，慈禧忌惮维新最终会动摇清廷的统治，维新运动只经历百日就结束，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光绪被软禁。随后的庚子事变给腐朽的清廷最后一击，自此以后，等待清廷的只有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推翻满清政府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革命成果很快被实力派人物袁世凯所占据，随后的北洋政府无力统揽全国，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帝制在中国实施了2000多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在动荡的年代里，中国社会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希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一批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地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于1921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

　　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也深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决定以“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为基础改组。可惜，孙中山过早去世，蒋介石在北伐尚未完成的时候夺取的主导权，并开始“清党”运动，不得不转入地下。

　　随着东北易帜，蒋介石基本上实现了对全国的控制。历史此时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完成孙中山先生改造中国的遗愿。可惜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对外，他投靠英美；对内，他依赖官僚资本和大地主。

　　日本的全面入侵让国共两党重新走到一起，共同抗日。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再次错过历史给予他的机会，狂妄地发动内战，最终落得个败走台湾的下场。

　　中国在成立的时候，把自己定义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大党章给党确定的任务是消灭阶级，在此之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党联合第三国际，因此党的事业也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一大党章一方面为党提出了改造中国的任务，另一方面也为这个任务确定了时限，即“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之后怎么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要等到成为党的实质性领袖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全面实现一大所确立的建党纲领，在全国发起了一浪接一浪的社会改造运动。

　　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工业生产的私有制；妇女解放运动让广大妇女走出家门，提升了她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识字运动和教育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国民、特别是底层民众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了社会流动性；爱国卫生运动消灭了困扰民众的传染性疾病，低成本、广覆盖的医疗卫生制度提高了民众的健康水平，大大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今天的多数国人对这些成就没有感觉，把它们当作天然的应得之物，但是，横向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能够和中国做得一样好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寥寥无几。

　　和中国最可比的是印度。无论是从人口、历史，还是从发展战略来看，这两个国家都极其相似。两个国家的人口数量相当，都是人口大国；两国都具有悠久和璀璨的文明，而且，晚近的历史也极为相似，新中国是1949年成立的，而印度是1947年获得独立的；在立国之后的几十年里，两国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都采取了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然而，到1978年的时候，两国的成就却有着天壤之别。

　　在1978年的时候，印度是一个穷国，但中国比它还穷四分之一。然而，中国在人类发展的其它方面远超印度：成人识字率高25个百分点，期望寿命高12岁，婴儿死亡率低百分之五十。中国唯一比印度做得差的是高等学校入学率，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文革的后遗症，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采取的策略和印度不同：中国重视为广大民众提供基础教育，而印度更重视精英教育（中国的高校学生数量要等到2002年才超过印度）。

　　最后，尽管两个国家都积极实施工业化战略，但中国所取得的成绩远高于印度：在制造业占GDP的比例方面，中国超越印度23个百分点；在制造业就业比例方面，中国超越印度4.3个百分点。

　　这些成就为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育普及为工业、特别是出口加工业提供了充足且具有一定人力资本水平的劳动力大军，而工业的积累促成了世界工厂在我国的诞生。时至今日，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强，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之前的积累，这个成就是难以想象的。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有些保守的自由主义学者认为，中国在清末错过了君主立宪的机会，是造成中国社会百年动荡的原因。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大错特错的话，也仅仅是一厢情愿的历史浪漫主义遐想。

　　事实上，自打乾隆之后，清朝皇帝的个体生命就一代不如一代，同治、光绪、宣统三代没有子嗣，清朝从生物意义上也该消亡了。然而，两千多年的帝制、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不会轻易让位给一个共和国，革命不可避免。这是欧亚大陆国家从古代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常见的现象。

　　革命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现代化是启蒙运动之后席卷全球的进程，至今仍然没有完成。现代社会不同于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差别是工业化、社会结构扁平化、政治开放、超越血缘和地缘的人际和社会关系以及思想层面的理性化。

　　革命打破旧有的社会结构、扩大人际交往范围、扩大政治参与，由此为工业化提供空间。可以肯定，如果没有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会慢得多。相较之下，那些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如印度次大陆上的国家），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消解古代社会遗留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也缓慢得多。

　　历史给予中国改造中国的机会。党本身就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党在建国之后所进行的社会改造，也是实践西方文化中的一支、即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就引进西方思想并付诸实施而言，近代中国没有一个组织能够与中国相媲美。但这个过程不是完全西化，而是对西方文明有选择地吸收。

　　当然，党在建国之后实施的巨型社会改造容易犯错误，及随后发生的饥荒以及文革是最显著的例子。如法国大革命一样，这些错误留下的后遗症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

　　在革命时期，这种否定是必要的，因为旧制度是依托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文化而存在的。但是，进入建设时期之后，党需要的不再是一个革命理论和实践，而是长治久安的理论以及促进经济建设的实践。

　　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的眼中，的最大功绩恐怕是引领中国回归中国。这首先是放弃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1981年6月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前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进行了认线年党的十二大对中国社会矛盾进行了重新定义：“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我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大多数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

　　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它矛盾应当在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加以解决。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中国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工作的重点，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应当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按照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和发展要求，逐步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应当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城乡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矛盾，社会改造的任务已经完成，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已经不再能够指导党的实践。不是一个以理论见长的领导人，他以自己的实践带领党完成从社会改造到经济建设的转变，而指导他的是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的直觉。

　　这个直觉是什么？就是中国自己的务实主义的哲学。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当时针对的是“两个凡是”，事后回头来看，却是中国脱离教条、走向务实的起点。

　　马克思成长于德国的思辨哲学传统之中，但却自觉超越思辨哲学，特别是在撰写《资本论》的时候，他已经使用了大量的实证方法。然而，他的理论对于中国人而言，仍然太抽象，特别是他关于终极真理的理论，在中国这片崇尚当下生活的土地上，很难生根发芽。

　　没有多少理论，但有很多朴素的认知。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老百姓仍然很贫穷，为什么？对于来说，这是第一位的问题。

　　通过亲身出访以及聆听其他领导人出访带回来的消息，他已经意识到，教条式地执行马克思主义已经让中国落后于周边国家，而引进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自我革新的必由之路。但是，要转变党员干部的观念，必须从根子上做起。这大概是他发起真理问题大讨论的初衷。这个大讨论打破了真理的绝对性，为随后的改革打开了大门。“姓社”还是“姓资”不再是最重要的问题，能否有助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才是根本的问题。

　　下一步的问题，是如何实践。的“猫论”恰逢其时：只要目的是合意的，采用何种手段是次要的。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改革都是为了解决当时最急迫的问题而发生。农村改革是由农民和基层干部为解决温饱问题发起的，很快就从“包产到组”演变为“包产到户”，让农村改革家杜润生都担心起来。改革之所以最终能够打消领导人的疑虑，是因为它几乎在一夜之间解决了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

　　受农村改革的鼓舞，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关系也开始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地方积极性因此获得极大的提高，为1994年开始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渐进式改革也成为中国改革的最重要特色，这在1984年秋宣布的城市改革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城市改革的核心是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具体办法是“价格双轨制”：计划内的产量仍然使用计划价格，计划外的产量使用市场价格。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定价的范畴逐步扩大。

　　“一物二价”，正统经济学家会立即告诉你，这是行不通的，因为黑市很快就会出现，即倒卖计划内产品。黑市和“倒爷”的确出现过，但总体而言，价格双轨制却成功了，让中国避免发生像前苏联和中东欧国家那样的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价格双轨制下的市场轨为乡镇企业创造了生存空间，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农村工业化进程。

　　进入九十年代，价格改革完成，以1994年汇率并轨为标志，价格双轨制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新一轮的改革围绕着国有企业展开。与农村改革一样，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来自于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财政造成的压力。广东顺德和山东诸城率先开始国企改革，原因都是因为国企连年亏损，地方财政不堪重负。到1995年，中央出台“抓大放小”政策，国企改革在全国铺开。

　　上述实践都先于党的理论，主流意识形态总是追认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实践。作为对农村改革的认可，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于1993年10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响应“九二”南巡讲话，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是对已有改革的承认，而且还对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续改革起到了指导性作用。九十年代的改革加快了中国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步伐。改革的成果也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得到了体现，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再次修改了党章，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中国不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新提法完成了中国由革命党向全民党的转变。

　　经历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国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变，“三个代表”是对这些变化的回应。在“三个代表”的旗帜下，党向各个阶层的人士敞开大门。党不再是西方意义上、仅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的政党，而是为各种利益诉求提供表达的场所；通过党内的民主集中过程，党本身变成了各种利益的加总机制。

　　党自1978年以来完成了去政治化的过程。这里的“政治”是西方意义上的“政治”，即政党的阶级或群体属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党的高层领导人意识到中国在经济上已经落后于周边的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只有破除文革激进思想的阻碍，中国才能以务实的方式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

　　真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告别文革时代的激进思想，不论在理论构建还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党都走上了一条更加务实的道路。去政治化是党在回归中国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自此党变为国家宪法架构的一部分。党在实践层面回归中国的任务已经完成。

　　当前党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党的实践与党的理论之间的张力。在实践层面，党已然完成中国化，但在理论层面，党的中国化尚未开始。党的理论要回归中国传统，难度很大，毕竟反传统是中国二十世纪革命的主导思想。

　　但是，站在建党一百周年的节点上，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后冲刺阶段的起点上，党在理论层面认真对待中国传统，是时候了。这要求党认识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成分，并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文化的其它优秀成分对接，最终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哲学理论。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的优秀政治和哲学成分有务实主义、个人主义与秩序之间的平衡、贤能主义和德治。

　　中华文明的第一特质、也是中国人的第一特质，是务实主义。中华文明的主体在黄河流域发祥的时候，这一区域比现在要潮湿和温暖得多，属于亚热带气候。水草丰美，植物和动物众多，我们的祖先因而养成了一种乐观和入世的人生态度，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赞美人间的生活，所以我们才能在《诗经》里读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优美的爱情诗句。自然青睐我们的祖先，因而我们的祖先没有对神的敬畏，只有对现世生活的憧憬。因为不信神，我们就不相信永恒的真理。这是务实主义的第一要务。

　　西方世界的许多重大冲突，都是因为相信自己掌握的真理比其他人的更值得追求造成的，无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三十年战争，抑或美苏之间的冷战，都起源于信仰的不同。务实主义会消解这种冲突，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信仰而发生的战争。

　　在和平时期，务实主义拒绝教条，为制度和技术创新打开大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创造世界。这是改革开放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与此相一致，务实主义拒绝把手段作为目的，而是从目的出发，只要目的是合意的，手段是否合法是次要的。映射到现实层面，这意味着制度服务于目的，而不能成为社会追求的目标。这与西方把自由主义民主这样的制度作为终极目标是完全不同的。

　　对于一个务实主义者来说，评价一个政体是否合意的标准，是它能否实现正当性目标，而不是它的形式。自由主义民主能够实现一些正当性目标，但不是全部，因此不应该成为历史的终结；反过来，当代中国体制实现了许多正当性目标，因此不能轻易予以否定。

　　现今的一般观念认为，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这与清末民初革命者和思想家的观点相左。孙中山认为，中国社会犹如一袋马铃薯，其中的马铃薯不仅相互独立，而且相互碰撞。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基于血缘和地缘的）小团体社会，西方社会因为宗教团契形成了市民社会。先贤们的观点比现今流行的观点更加符合实际。

　　因为没有宗教，中国基层社会一直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的。佛教曾经短暂且在个别地方打破了这种格局，但随着佛教的同化，血缘和地缘还是占据中国基层社会的主导地位。在家族与政府之间，中国社会少有其它社会团体。

　　在基层，主导中国社会的是以家族为单位的个人主义，道德规范必须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得以维系。超出血缘和地缘纽带，中国社会就必须依赖政府来维持秩序。可以说，中国的强政府，正是基层家族个人主义所要求的，而中国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老百姓以服从权威换取秩序的表象而已。

　　这与西方、特别是英国有很大的不同。在英国，宗教和习惯法法庭在王权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它们是介于个人与王权之间的中间组织，起到了组织和管理社会和对抗王权的作用。中国社会缺少这样的中间组织，大型社会动员和组织都需要政府直接操办。由此，在中国建立问责政府比西方更加困难。

　　然而，中国这样的一种个人主义 + 强政府的治理模式也有其自身的优势。一方面，中国人崇尚个人努力和成功，这使得中国人较容易接受个人价值这样的自由主义原则，也容易产生企业家；另一方面，一旦需要，社会容易听从政府的调遣，在危急时刻容易形成社会合力，成功化解危机。中国的富豪人数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中国应对疫情比西方更加成功，都是证明。

　　中国式的个人主义的一个后果是贤能主义。不同于西方单一的人性论，儒家认为，人性是多样的、流变的和可塑的。人生而不同，但除极其聪慧和极其愚笨之人而外，其他人的成就取决于个人后天的努力。对于儒家来说，不存在抽象的平等，因为，一个人最终拥有什么样的才能和成就是个人努力的结果，抽象平等忽视了努力的作用。

　　儒家只承认关系平等，在社会分配方面，这表现为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平等，即回报与努力成正比。贤能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和持久的。在个人层面，它表现为对个人成就的推崇；在政治层面，它表现为政治贤能主义，即公共职位要求官员具备与之相配的道德和能力水平，职位越高，要求越高。从西汉的察举制度，到唐宋形成的科举制度，再到今天的干部选拔制度，政治贤能主义始终贯穿其中。

　　一个民族的任何优点，也一定是它的缺点。贤能主义也不例外。它最为严重的缺点有二：一是缺乏对个体先天差异以及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关照，在奖励个人成就的时候会忽视个体和社会偶然因素的作用；二是弱化社会群体意识，强化个人主义对社会共同体意识的排斥。在国内，强政府可以部分弥补这些弱点，但在海外，华人就形成了只顾自己、不关心政治、不融入当地社会的形象。

　　然而，贤能主义可以成为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一剂解药。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本来不是单纯的民主制，而是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共和体制。

　　一战之后、特别是苏联瓦解之后，民主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并演变为今天的民粹主义。西方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理论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回应战后民主化和民权运动的冲击，他们在理论上为进一步的民主化和均等化提供理论依据。

　　不过，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纯粹的民主制都无法获得理性的政治决策，放弃政治层级和贤能主义原则，对于任何社会来说，在长期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无法在其它国家复制，但其背后的政治贤能主义是其它国家可以借鉴的。应对西方社会的民粹主义不是完善民主，而是重新引入贤能主义，完善共和体制。

　　以往对中国政治的一个批评是，中国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这个批评有很大的合理成分，但由此完全否定“人治”却是过于武断的。世界上没有完备的法治，因此总是给人治留下空间。问题不是要不要人治，而是要什么样的人治。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告诉我们，德治是指导人治的根本原则。

　　对于儒家而言，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是“仁”。“仁者，爱人。”仁政就是服务于天下百姓。要实现“仁”，统治者自己必须首先具备很高的德性，不仅能够克己复礼，而且能够判断什么是“仁”。

　　与当代西方民主强调对政府官员实施问责不同，中国政治强调政府官员的责任。问责是对官员施加的被动约束，而责任是要求官员必须主动地为民众做事情。前者可以弱化对官员的道德要求，而后者却要求官员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水准和能力。

　　两者都不能走向极端。西方民主弱化官员的道德要求，因而会出现特朗普这样的总统；中国如果过度强调官员的能动性，就会导致官员对民众权利的侵犯。在现代社会里，以法治为基础，以德治要求官员，应该是最佳的组合。

　　改革开放以来，党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是西风东渐在中国留下来的最为显著的成果，是中国吸收西方优秀文化的证明。

　　然而，如何定义“中国特色”，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前一节的讨论告诉我们，中国文化拥有具有世界意义的特质。这些特质应该成为构成“中国特色”的元素。问题是如何把这些特质组合起来，形成一种政治哲学。

　　当今的世界文明，是轴心时代的延续。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中华文明大放异彩，为后世留下了无尽的思想资源。构建中国自己的政治哲学，必须从那个时代寻找资源。就其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潜力而言，儒家学说无疑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说。从儒家学说出发，是最可能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的。

　　与中国的务实主义传统一致，儒家对人性的认识来自于对人的经验观察，而不是像霍布斯和洛克那样，来自于理论构建。人性是人的普遍特性的集合。这种普遍特性又是个人特性的集合，而个人的特性取决于一个人先天的材质、后天的环境和个人努力。现代心理学也告诉我们，个人在大脑生理层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是先天和后天因素累积造成的结果。因此，谈论一个普遍的人性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每个人最终形成的人性是不同的，这一点对于政治过程非常重要。政治参与的最小单位是个体，它涉及个人的德性、知识量、判断力和执行力等多方面的因素。由于个人成就不同，因此，不是所有人都应参与所有政治过程。

　　政治层级是不可避免的，不同层级需要不同的个人德性和能力与之相匹配。越高的层级涉及的决策越复杂，因此也需要更高的德性和能力。为此，官员的选拔不应该全部都交给民众来完成，而需要一个中央机构来完成。作为选拔机构，中央机构本身的官员也必须具有很高的德性和能力，正因为此，中央机构也为国家提供大政方针。

　　不过，中央机构的权力必须受到民选的主权机构的约束，它的人事和大政决策必须经由主权机构同意方可实施。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是仁，中央机构的决策如果是有利于仁的实施，就会不惮于交由主权机构审议；其二，中央机构把决策交由主权机构议决，可以消除民众对主权机构是否诚心实施仁政的猜忌。

　　这里，主权机构的主权是被动的，它不主动提出立法和人事任命，因而与自由主义民主的主权不同。与自由主义民主一致的是，主权机构之下设立行政机构（政府）。另一方面，为防止中央机构滥用权力或出现决策失误，儒家政治还设立一个谏议机构，专门约束中央机构的行为。

　　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在各政治主体之间取得平衡，为社会提供秩序并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民主制度把社会目标交由多数选民决定，这不一定是社会最优的选择，因为合意的社会目标未必由多数选民所掌握。

　　上述儒家政治架构的核心是中国传统的政治贤能主义，但同时也将西方的民主因素以及权力制衡纳入其中。这样的一种共和体制有利于实施合意的社会目标，同时也可以防止任何权力的独断专行。

　　它与自由主义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最为重要的是，它保护基本的个人自由。但是，它拒绝抽象的平等，只接受比例原则下的平等。由此形成的儒家自由主义，既继承了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但又比自由主义更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因而也更可能在现实中得到实施。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与上述儒家政治结构高度重合。中国是中央机构，全国人大是主权机构，国务院是行政机构（政府），人民政协是谏议机构。党在理论层面的中国化，必须从吸收儒家政治哲学开始。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方改造原始资本主义的产物，传入中国之后，成为党战胜旧制度及其一切从属势力的武器，也为党改造中国社会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形态不适合作为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一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全体中国人民齐心协力，而不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不利于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华民族要在世界文明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向世界展示中国自己独创的文化。

　　如何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构建党的新理论，是党在百年当口的最重要任务。一个取向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实践分开，继承前者而扬弃后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点与中国的务实主义以及儒家的中庸思想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之上的剥削理论。

　　在资本主义早期，生产相对简单，资本与劳动的分野比较明确，但在当今全球化的生产和交换格局之下，资本和劳动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按要素进行分配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社会分配机制。

　　我国的实践也表明，建立按要素进行分配的市场机制，是改革开放的成功秘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儒家政治为体，重新重构党的理论体系，是党完成回归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华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