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的女儿主题曲在历史长河中，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碰撞，都曾给对方深刻刺激和影响，各自发展轨迹也都留有对方的印记。尽管东西方文明在价值硬核上并不相同，但都是人类美和智慧的结晶。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凭借什么力量走进世界，并在中西文明交流交往中实现和谐共生？

　　历史文化学者、沈阳故宫博物院前院长武斌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中新社记者：如何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认识中华文明，深入理解中华文明赋予世界文明的价值和意义？

　　武斌：中西方从物质领域的交换和交流，发展到艺术、思想、文化层面的交流与共享，中华民族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逐渐走进欧洲大陆，成为“公共财产”，成为“世界文化”。对西方来说，东方文化作为一种神秘和神奇的文化想象，是深藏于历史文化心理深处的一种记忆。正是在深入了解西方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回到当年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盛大景象中，才能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激励与开发。

　　讨论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要了解到中华文化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独自成长的，而是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中，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相互激荡中成长发展的。作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非常重要、举足轻重。从本国、本民族之外的角度来认识中华文化，从“他者”视角也就是从世界文明的高度来认识中华文化，必然会更加全面深刻，也更加能了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据的地位和影响。

　　中新社记者：中华文化凭借什么力量走进世界，并在中西文明交流交往中实现和谐共生？

　　武斌：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综合国力。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上，出现过几次非常耀眼的传播高潮，当时的出现各有其原因和特点，但共同特点和规律是都出现在中国国力强盛、疆域广大、和平发展的时期。汉、唐形成中国历史上强盛的大帝国，蒙元更是一个世界性大帝国，欧亚大陆交通大开，而至明清之际，特别是康乾盛世，更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后高峰。国力强盛带动当时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创新和进步，由此出现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高势能文化吸引来自全世界民众的关注，并主动前来中国学习和了解中华文化，积极向优秀文明靠拢。而从接受方来说，尤其是在本国社会文化发展处在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外来优秀文化更能产生巨大吸引力和影响力。比如，日本经历过大化革新之后，才逐步从战争不断、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制社会。此时博大精深的盛唐文化，对当时的日本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其主动摄取中国先进文化的意识也越发强烈。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馆藏的一幅清朝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绘制的反映承德避暑山庄风景的版画，作于1714年。中新社发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 供图

　　中华文化在海外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从中华文化自身来说主要有三点原因：

　　首要，在于中华文化的丰富性。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智慧，突出表现在丰饶的物产上面，例如丝绸、瓷器、茶叶三大物产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到生活，从政治到艺术，从宗教到民俗，都或多或少、或远或近，传播到海外，对世界各民族文化产生各方面影响。

　　其次，在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纵观几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开放性使中华文化保持一种健全的文化交流态势、文化传播和输入机制，而这正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主要原因所在。

　　最后，在于中华文化的先进性。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形态，以耀眼的光芒吸引海外关注。以明清时期为例，欧洲的大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莱布尼兹等人，都对中华文化表现出热烈的赞许和倾慕之情，认为“中国”是一个令他们向往的“乌托邦”。

　　需要强调的是，能够大规模传播到海外并且产生重要影响的往往是先进的文化形态，而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或异国情调式的调剂和消遣。

　　1688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贝尼耶为法国王室而作法文本《论语导读》，第一次用法文表达了孔子的思想，“希望能用中国的智慧，来培育欧洲年轻国王的政治智慧和道德”，希望法国的王公贵族从中“汲取灵感，培养有爱、温顺、质朴和人道的精神”。《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引发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关注，大大推动了欧洲学者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热潮。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中新社记者：您怎么看中华文化传播到域外，为其他民族接受并经过创造性转化进而成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乃至世界文明的一部分？

　　武斌：中华文化的光辉辐射四方，通过种种直接、间接的途径，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地，并创造性转变为全人类共同财富，促进了世界各民族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位置，首先在于中华文化内在的创造性动力和丰富内涵，以及在各个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一种民族文化，无论曾经多么丰富、多么先进、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完全与外部世界相隔绝，不与其他民族文化沟通交流，不仅失去发展动力，难以保持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生命力，也不可能获得世界性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义。因此，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更在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在于多方位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于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广泛而持久的传播和产生的重大影响。

　　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认知度，包含多方面维度考量：比如海外受众从哪些方面、哪些渠道了解和认知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覆盖面及触达率如何，海外受众对中华文化理解的深入程度如何等。此外，传播与接受密不可分，传播的效果取决于接受的结果，文化传播实际上就是文化接受的过程。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包括理解消化和接受的过程。当然，理解和消化并不等同于全盘接受。以佛教为例，我们接受的佛教也不是印度的原始佛教，而是中国佛教学者在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佛教。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也是这样，传播效果取决于海外受众的接受程度。

　　位于印尼中爪哇省府三宝垄市区的三保洞郑和庙初建于1434年，重修于1931年，是当地著名的旅游胜地。600多年前，中国明代航海家三保太监郑和7次下西洋，其中曾5次在三宝垄登陆，和当地人民进行友好交流与经贸往来。三宝垄市也因此成为全世界唯一以中国人(三保太监郑和)得名的外国城市。中新社发 冉川 摄

　　中新社记者：被欧洲启蒙思想家看作“理性之光”的中华文化，是如何通过启蒙运动参与世界文化历史进程的？中西文化和谐共生是如何实现的，意义何在？

　　武斌：我在刚出版的6卷本400多万字的《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中提到一个观点，即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是非常广泛的。所谓“广泛”，其含义有二：一是指传播的内容之广泛；二是指传播的范围之广泛。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独立思考、独立劳作，还在于积极主动地开展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大规模地引进和吸收其他民族所创造的优秀文化成就。

　　中华文化从其初创期开始，就具有开放包容、积极开拓的品格，在自身成长的同时也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与其他民族文化接触、交流和融合。早期如神农、尧、舜南抚交趾，箕子走之朝鲜，周穆王西狩以及后来徐福东渡等故事，说明那时已有中国人把初创期的中华文化向域外传播出去。随着中华文化自身的发展、成长和成熟，随着交通的发达、对外交往的扩大，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内容更为丰富，传播的范围更加广远，所产生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历史源远流长，如滔滔江河奔腾不息，数千年没有中断，且传播的范围日益广泛，内容日益丰富，影响日益扩大。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同步，中华文化发展自身历史的同时也贡献于人类文明。(完)

　　日本富士山北麓树立着一块徐福碑，用以纪念传说中的徐福东渡。碑上刻录着赵朴初咏徐福的诗句：徐福乘槎竟不回，三千弟子老蓬莱，至今两岸留佳话，花萼城村次第开。综合日本方面的研究，相传徐福在公元前210年受秦始皇之命率三千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寻找长生不老药。徐福登陆日本后辗转各地，给当地带来了当时中国先进的农耕文化，最后定居在富士山麓。至今日本许多地方尚流传着徐福的故事，也有自认为其后嗣者。中新社记者 王健 摄

　　武斌，历史文化学者、研究员，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辽宁省文联副主席等，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已出版著作数十种，近年出版的主要有：《故宫学与沈阳故宫》《沈阳故宫四百年——一部叙事体的文化史记》《丝绸之路全史》《文明的力量——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史纲》《新编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