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神传txt虽然文化不能定位为性别关系重大变化的一个原因，但是文化因素却深刻影响到妇女地位所得到的改善具有何种性质以及能否持久。文化规范和价值观为人们对性别关系的变化的理解提供框架，并决定着不同社会对实现男女平等这一点的认识。

　　在美国和加拿大，过去十来年内人们在文化特性和人权问题上发生了全面而重大的辩论，其激烈程度为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在报界、学术界、民族社群和主要宗教团体中间，都可以感觉到北美文明在起变化。这一点有时受到欢迎，但又常常引起担忧。

　　人们感到疑虑，是并不奇怪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像美国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自愿改变了自己的种族/民族形象。我们只需要看看早期的好莱坞影片和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节目，就能看出当年的精神面貌只体现为一个词，即“美国的”。在全国多半地区基本上只有两种面庞，一种是欧洲人的，一种是非洲人的，而他们心目中好歹共有的主流文化都主要是“美国的”，而并非是他们各自的祖先的。然而，如今到了21世纪初，从美国人的面孔可以看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族群，而且许多人心目中还决心不要失去——或者，必要的话，还要重新唤回——自己祖先的文化。这是在使我们分裂吗？抑或是在使我们成为头一个真正具有全地球性质的国家？

　　不论怎样，我们这种不断变化中的混杂状态使我们更频繁地听到人们在辩论人权的更广泛定义是什么，以及人权与文化底线关系如何。这一新环境还应该使我们更有见地、更清醒和更审慎地考虑国外的人权问题。然而，正如同我们祖先的语言多样性没有使我们成为一个多语言的国家一样，文化背景的多样性也没有使我们（包括我们的传媒）更好地去判断远方的各种习俗、传统或事业，尽管在我们海岸上的移民行李上就可以看见这些。要拯救核心的美国文化，又要给不同的生活模式让路，对这些生活模式又不总是具有必要的知识，这两个方面的必要性就起冲突。因此，我们对各种文化行为的反应在不同地点和不同时间就可能是自相矛盾的——例如，对于非洲和阿富汗的事情，我们就缺乏始终一贯的态度口

　　当我们在美国需要重新审视这些问题的时候，国外又出现了文化意识的新情况，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引起了带有破坏性的民族意识（经济困难和政治动荡更是对它火上浇油），在非洲、巴尔干和印度尼西亚都有这类事例。与此同时，各地区的国家都感受到深远社会变化的影响。妇女权利意识的觉醒对社会传统习俗的影响将是长远的。世界穷国人口过多，这一沉重压力，使得食品、水和空气等生活必需品的紧张形势逐年加剧。

　　世界迟迟才发现妇女与自然资源不是没有关系的。在孟加拉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妇女掌握较大权力后，人口出生率降低了，人们要求受到更多的教育，改善农耕技术，向土地和农村作更多的投资9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它的《1999年度世界儿童状况》的报告中指出，非洲的母亲们正开始联合起来要求办好学校，认为这对于她们的孩子来说是改善生活的关键，对于她们自己来说也往往是如此。在布基纳法索——那里15岁以上的妇女只有9%的人识字——妇女们已组成23个学生母亲联合会，来监督学校招收和培训女生的工作。在巴基斯坦和埃及，一些地方已设法为乡村学校培养师资。

　　结果是迅速可见的：“小学女生每增加10%，婴儿死亡率即可下降4.1%;中学女生每增加10%，婴儿死亡率即可再下降5.6‰以巴基斯坦为例，这具体意味着让1000名女孩子多上一年学，最后大约可防止60名婴儿死亡。”然而在不少的传统社会中，仍需要在文化上跨出一大步，才会听取妇女的意见。

　　由于世界处于社会动荡之中，学术界关于文化和人权的争论近年来变得更频繁了，当涉及国际问题时，尤其是如此。有些国际人权组织曾经被一些国家的政府视为偏激团体，但他们的调查工作和法律方面的工作卓有成效，赢得声誉。他们把一些早已被人淡忘的国际文件重新推到国际辩论的中心，成功地开展游说活动以争取成立常设的机构（例如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对外交政策界普遍产生影响。现在，国务院官员听取他们的意见，一些大学邀请他们设立研究中心，外交协会请他们作报告。可是这些人权问题专家大多是训练有素的律师，按其性格来说几乎都是纯粹主义者和普世主义者，不愿放弃原则去迁就文化上的复杂情况。此外，他们往往坚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高于一切，这就与那些优先强调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人发生冲突，因为后者对政治和公民社会的总的看法不同于西方主流社会，在安排轻重缓急和制定原则时坚持遵循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除了世界范围内有关权利和文化的争论方兴未艾之外，那些认为自己文化特殊、与国际人权模式无关的人，现在也受到他们自己社会内部的异议分子的攻击。例如在东南亚，一些著名的“亚洲世界观”鼓吹者与他们国内的改革派公开争斗，这在几年之前还不是很多人料想得到的。经济困难使那些异议分子更来劲和激愤，说所谓亚洲价值观带来了腐败和任人唯亲，阻遏了政治进步，再也无法忍受了。在以好斗著称的伊斯兰世界，从北非到中东和南亚直到太平洋，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问：谁能代表伊斯兰教说话？多元论的主张已有人提出，异议者既有男性也有女性。

　　现今一些最积极努力重新思索宗教、权利和文化三者关系的人，正是穆斯林妇女。但是她们不是孤立的。在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前的几个月当中，在非洲、亚洲、欧洲、美洲各地，妇女们都举行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为在北京召开的正式大会和同时举行的非政府组织（NGO)的非正式大会作准备。从这些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区背景下向大会提交的充满激情的发言稿和文字稿中，人们看到有些目标是惊人地相似。在1994年的开罗人口与发展大会的基础上，妇女们又澄清和界定了对她们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权利。

　　她们提出的要求遍及老概念中的各个领域，使学究们关于要公民权利还是要经济权利的争论变得毫无意义。她们很实在地谈到妇女应当有权拥有财产和继承财产，应当有权创办企业，而且需要有法律来保障她们的这些活动——这是一项经济要求，它同时又与一项政治要求相结合，即应当有更多的妇女参与立法。她们争取修改有关家庭的法律，让妇女在家庭中的权利与配偶或父母公婆平等。她们要求有权对不想要的孩子或不想要的性交说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和生育，享有基本的自由权。“妇女的权利是人权”成了大家熟悉的一句口号。在北京，有一位尼泊尔家庭主妇耗尽自己的一点积蓄，旅行来中国参加这次会议，得以会见坦桑尼亚的女农民、德黑兰的女作家以及美国各种职业的内城区居民。背景各不相同的这些妇女大都发现她们之间的共同点比预料的还要多。她们之中的许多人回国以后，依靠新建立的联络网开展活动，对她们周围的文化观念有了新的见解。

　　对于妇女来说，社会流行的文化或风气对她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决不是一个假设性的话题。尽管许多地方已有巨大的政治进步和经济进步，世界各地的妇女仍然大有理由对于文化的影响保持敏感的态度。的确，对于大量的妇女来说，文化上的敏感性并不需要通过研讨班的老师来开导。文化上的变化和政治上利用传统习俗的做法可能造成妇女难以忍受的形势，即使还不是威胁到她们生命的那种程度。过去二十来年当中，伊朗、阿富汗和阿尔及利亚的中产阶级妇女都体会到,一旦风云突变，她们的生活就一下子被打得底朝天，她们的权利就会丧失殆尽。

　　在许多社会中，文化规则是由男人制定的，在这一点上是毫不含糊的。这些男人往往有意无意地在妇女身上做文章，以展现他们的信念或政策。领导人或政策一变，文化也会变。妇女该怎样穿衣戴帽，什么地方可以去或什么地方不许去，该怎样生活，都得听吩咐。虽然男人也受到一些约束，例如伊朗男人表示伊斯兰虔诚的制服是无领衬衫（不许系领带），阿富汗的规定了男人留胡须

　　的长度，然而在这两个国家-------个是什叶派，一个是逊尼派——衣食住行最受限制的仍然是妇女。沙特阿拉伯也属于这一类国家，那里男人地位有多么神圣，就看妇女身体有多少部位不得外露；妇女连开汽车之类的微不足道的希望也不可能实现。

　　这种现象并不是仅限于保守的伊斯兰国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门诺教派和严紧教派家庭中的女孩子至今仍被告诫说只许穿裙子而不许穿长裤，尽管遵守这一禁令的女孩不多，也很少有人由于不听这一套而肉体受摧残。在老挝，曾多年规定妇女到政府机关上班时，必须穿纱笼。1997年，当推翻蒙博托的叛军攻进扎伊尔首都金沙萨时，他们命令妇女不得穿牛仔裤上街，否则就向她们挥刺刀，至少一连好几天是这样。游击队也好，各种牌号的意识形态理论家也好，甚至还有服装设计师，都爱在妇女着装问题上做政治文章或社会文章，告诉她们该穿什么不该穿什么。

　　妇女能参与制定宗教规范或社会规范，是很罕见的；她们往往是被迫投入一种文化，从最广意义上理解，这文化包括宗教，经济，文艺，法律，休闲，以及往往定义含混的社会行为规范（涉及公共生活、家庭关系、孩子的地位等等）。总之，在男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中，妇女天天忙碌于工作和家务之间、事业和家庭之间，所能享有的天地在大部分国家中均小于男人。

　　此外，任何一种文化环境都可能给妇女造成无法预测的、悖理的结果。政治上自由的社会不一定意味着妇女能生活得好一些。例如，在印度就有一亿以上的妇女无法逃脱种姓制度的文化隔离，生活贫穷，文盲，往往还遭受欺压蹂躏。在比较宽容的、甚至平等的文化环境之中，妇女也不一定能得解放。例如，在泰国——那里的妇女已经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取得不少进展——以及柬埔寨之类的一些国家，自由放纵的气氛使妇女和女孩很容易沦为性奴隶，因为那里满足各种需求的大规模卖淫嫖娼并不令人惊奇。

　　无论在全球南方较穷的国家或者较富的北方若干尚不发达的地区，当研究发展问题的专家们不再只是注重工程项目，而是转向以人为本时，各种文化环境之下的妇女生活的复杂问题才开始被人们所认识。现在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忽视妇女生活的国家会付出经济上和社会上的代价。

　　印度立志要跻身于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然而印度自己的发展事务专家已看到，他们的国家在妇女问题上处于困境。印度人口已接近10亿，很可能在21世纪上半期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可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数仍很浩大。全国人口中近半数是文盲，这是走向发达国家的途中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不会读和写的妇女几乎占妇女总数的2/3。将近半数的新生婴儿未作登记，这使得千千万万的孩子成了“黑户口”，官方未承认他们的存在，所以他们也得不到基本的服务。不仅如此，据一些研究发展问题的报告指出，从一些更广泛的社会指标来看，印度正跌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水平或者低于那里的水平。

　　在印度北部，问题最尖锐。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9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在贫穷的比哈尔邦，许多村庄里竟然没有一个妇女不是文盲。从全国看，半数印度儿童营养不良，将近五分之一的儿童达到发育不良的地步，这方面又是北部问题最突出。5岁以下的儿童当中，20%过瘦，体重远在标准以下。能够讲卫生——有各种厕所，包括茅厕——的人口还不到30%;20%的人口没有干净的水。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和另一些机构的调研材料来看，印度若不能让妇女参与各地区的开发，该国大事宣扬的中产阶级就会是架在现今已是数以

　　亿计而且将越来越多的穷人的头顶之上。随着生活水准差距日益增大而资源趋于缩小，社会动荡就可能变得无法避免。

　　将妇女置于中心地位的新发展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妇女问题在界定各地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时起中心作用，还比较难以确定。现今不论是女权主义还是人权运动都还提不出世界各地均适用的准则，尚未构成全球统一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考察任何一种文化习俗，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相对主义态度。此外，妇女和男人看待自己的文化时不一定眼光相同，在本已复杂的局面上再添上妇女问题，只会使局面变得更加复杂。男人控制文化的手段还很可能是控制权力，包括从乡村治安警察直到国家政府，他们往往以维护传统的名义置妇女的申诉于不顾。在许多场合，只有当身居要职的男人——村长、最高法院法官、总统之类的人物——改变想法时，妇女地位才会有所进步。

　　这种复杂局面就反映于学术界有关一种社会习俗的争论之中，有人把这一习俗叫做“妇女割礼”，另一些人则叫它“毁伤妇女性器官”，叫法的区别也表现出人们的立场有所不同。据埃及一位计划生育专家、埃及防止对妇女和儿童有害习俗协会的创建人之一阿齐扎•侯赛因的论述，这种割妇女阴蒂的做法的由来大致如下：

　　首先，这一习俗向来是为男人服务的，可以使他们娶来的妻子对性交无兴趣，对别的男人没有吸引力也无法接近，从而成为一件可以放心留在家中的财产，尽管是受到一点损伤的财产。其次，女孩子和成年妇女也养成一种信念，即未割阴蒂的女人是嫁不出去的。这就把它合理化了，形成了妇女自身的群体压力，强迫女孩子接受它，使它成为特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侯赛因指出，这一点并不能捧盖一个基本事实，即这种做法是为男人服务，多数妇女接受它是迫不得已，倘若她们有选择权，就会宁愿拒绝它。开罗一家儿童医院的一位大夫曾对我说，“为了消灭妇女性欲而毁伤性器官，是毫无道理的，更不用说这还是残酷的和危险的。”她补充说，“所有的冲动，包括性冲动，是起源于大脑”。

　　禁，损害健康甚至危及生命。可是，有的人为它辩护，说这一传统既然得到人们支持，就一定有它的价值。试问是什么人支持？我们该听谁的声音？侯赛因大夫指出，文化上的理由到一定时候也是站不住的，社会该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其根据应是科学，医学，也许还有对于人类性行为的现代认识，因为剥夺妇女性兴奋和性高潮的可能性，就是剥夺她们生命的一部分。

　　埃及的公立医院在1996年决定禁止做割阴蒂的手术。1997年12月，埃及最高法院决定支持这一禁令，反驳了某些伊斯兰学者声称这一传统有宗教依据的说法，指出“女孩割阴蒂并不是伊斯兰教法之中规定的一项个人权利。可兰经没有批准这一做法”。看来，要从法律上结束这一做法，还只是刚刚起步。

　　在伊斯兰世界妇女人权问题上，西方的反应有时是自相矛盾的。例如，某些很有影响的学者和文化事务专家认为非洲的割阴蒂习俗一定有其合理性，可是，当阿富汗的政权宣布禁止妇女上学和就业时，他们又坚决反对，寸步不让。在妇女能否上学和就业的问题上，美国政府也坚决表态，几乎可以说美国的对阿富汗政策完全以此为转移。这里的问题又是：我们该听什么人的声音？这一次答案是明确的，听取的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和其他城市中产阶级妇女的声音，不是男人的声音。但农村妇女的声音还是没有人去听。

　　在这里，我们的文化敏感性何在呢？希拉里•克林顿和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宣布，必须在妇女教育和就业权利方面让步，否则就不会有外交承认或援助。这种女权绝对主义排除了阿富汗妇女的生活逐渐改善的前景。有几位国际官员（包括欧盟代表埃玛•博尼诺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干事卡罗尔•贝拉米）向当面陈述了西方的意见以后，企图证明他们有理由得到援助，因为他们要改建阿富汗的教育系统，使之符合伊斯兰教义和他们的保守型穆斯林文化。他们需要新的师范学校，实行男生女生分校，学校将是一式两份。在某些地方，已允许办女生家庭学校，很少或根本不加干涉。在某些农村，女孩子受基本教育的机会已多于从前，因为早先是一批圣战者同盟统治国家，吵吵闹闹，打内战将近10年之久。那些圣战者游击队曾打败苏联军队，曾得到过美国和欧洲的支援。

　　在文化与人权的辩论中，不丹的情况是最隐晦难懂然而又能说明问题的事例之一。不丹是一个佛教小王国，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夹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为藏传佛教密宗文化传统，以前与它相伴为伍的有拉达克、锡金和西藏，如今这样的王国只剩下不丹自己。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和她的情报网搞垮了锡金佛教王国并将它并入了印度；到80年代后期，又出现了跟搞垮锡金的那种活动相类似的、大多为印度教徒的尼泊尔族第五纵队，似乎要对不丹采取同样的行动。在这十来年当中，信奉佛教的不丹精英陷人了惶恐不安。他们无力把守自己与印度的漫长陆地边界，尼泊尔族的人就从那时大量涌进来，作为非法移民，使当地作为少数民族的尼泊尔族人口迅速膨胀。

　　不丹当局企图实行文化上的强制政策。谁想当不丹国民，就必须穿规定的民族服装，住房也必须符合一定的样式，并接受不丹王国政府的领导，而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并不是一个不容人的人。不丹境内的尼泊尔族人自然感到忧虑，可是他们还没有与旺楚克国王和解，就卷进了当时在尼泊尔国内风起云涌的要求民主的运动。在亚洲各地激进大学生的煽动下，不丹的许多尼泊尔族人参加了反对不丹王国的暴乱。他们失败后，逃离不丹，途经印度（印度当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制止动乱），进入尼泊尔境内的难民营，开展公关活动攻击不丹，使不丹处境十分为难，至今仍是如此。“自由之家”之类的一些人权组织主要是依据尼泊尔人士提出的并不可靠的资料，对不丹的公民权利和人权状况始终评价很低，尽管联合国一些机构认为不丹在人权方面优于它的多数邻邦。

　　西方人权组织曾一度相信不丹正在实行民族清洗。由于印度坚持掌管不丹的外交，不丹被孤立起来，西方国家没有代表驻不丹，只能依靠驻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外交官，而这些外交官的消息来源又多半是尼泊尔人权组织或者在尼泊尔设有分支机构的外国组织。目光短浅的不丹政府往往禁止这些外国组织入境，这些组织则将不丹的局势描绘为民主力量反对专制的斗争。

　　不丹人自己认为他们的文化已危在旦夕，要为挽救这一文化作拼死斗争。经过好多年之后，国际人权组织才认识到，不丹国王的话比较接近于事实，而他的那些敌人散布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却不大可信。那些人把不丹看做是喜马拉雅山麓一大片人烟稀少的肥沃土地，适合于让尼泊尔过剩的人口迁居。不可理解的是，西方许多人乐于为西藏的摇旗呐喊，而对有人企图消灭不丹文化的行径却沉默不语。这一问题至今仍未解决，许多不丹人为此愤怒和忧心忡忡。有一次，我向一位不丹官员问及他管辖地区内听说有些尼泊尔族人受到暴力袭击一事，他向我大声喊道：“你们到底要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问得好。

　　文化价值观和人权交互起作用的地区，往往隐藏着地雷。有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并不一定是以改善人权作为其主要目标，但却善于片面宣传他们的事业，利用各国媒体和议会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在当今信息过多过滥的时代，能打动人心的故事是否真实，不见得总会受到人们的细心核查。

　　在斯里兰卡，泰米尔人能说会道的对外宣传描绘他们正遭到种族灭绝式的迫害，这使得以僧伽罗人为首的、佛教徒居主导地位的斯里兰卡政府处于被动守势的地位。一些泰米尔人，包括印度教徒和基督教徒，在外国得到了避难权，据斯里兰卡政府说，那些人的目的就是从国外为泰米尔猛虎组织筹款和买武器。泰米尔猛虎组织特别残忍，其目的是想把斯里兰卡东北部的泰米尔伊拉姆地区分裂出去。由于历史和种姓的原因，泰米尔人并不是都一样，有些泰米尔人在中部山区经营茶场，他们不支持猛虎组织。最后，泰米尔猛虎的暴行终于被世界认识，已被联合国列为一个恐怖组织。但是，尽管报界对此作了大量报道，一些西方人仍然对斯里兰卡的事态一无所知，对该国文化的看法往往离奇古怪，或者仅仅反映部分的实情。

　　这种错误的看法曾受到印度的鼓励，因为印度曾多年帮助泰米尔游击队，给他们提供武器和训练，支持他们反对斯里兰卡政府，直到后来，当拉吉夫•甘地总理向陷于内战困境的斯里兰卡岛国派进了多达5万人的印度维持和平部队时，猛虎组织企图扭转印度政府的方针，掉转枪口打印度维和部队，最后暗杀了拉吉夫•甘地总理（至少新德里相信是他们干的），印度才停止了对他们的支持。著名的泰米尔温和派人士、有国际声誉的宪政主义者尼伦•蒂鲁切尔瓦姆曾策划泰

　　米尔人地区实行自治的方案，猛虎组织嫌他不够激进，无情地把他杀害了。被他们杀害的还有另一些著名斯里兰卡人士。

　　不论过去或现在，斯里兰卡国内的冲突都主要是政治的和经济的冲突，甚至还是意识形态的冲突，而不是严格的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然而，在东帝汶和克什米尔，文化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东帝汶，即使没有政治煽动的暴力，根本的问题也是宗教和民族的分歧，分歧的一方是葡萄牙在东帝汶扶植起来的天主教势力和当地的土著民族，另一方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爪哇人，爪哇人占主导地位的印尼政府和军队，以及迁居东帝汶的其他民族移民，尤其是来自南苏拉威西的布吉人。

　　在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印度自从1947年以来就一直为它打仗，当地居民也分为不同的民族，说不一样的语言，而且对印、巴两国都不是很满意。克什米尔人是穆斯林，但又不同于印度的穆斯林，也不同于巴基斯坦许多地区的穆斯林。印、巴两方几十年打仗基本上是在克什米尔谷地，而那里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宗教，而在于文化和政治。

　　东帝汶和克什米尔都被联合国列为有争议地区9但是东帝汶人引人注目，因为他们得到天主教会的强有力支持，过去支持过其他葡属殖民地（尤其是莫桑比克和安哥拉）革命团体的一些欧洲组织也支持东帝汶独立。印度尼西亚则备受谴责，可是当年印度把军队开进葡属果阿，不经任何民主手续就将它兼并时，却没有人大声抗议。

　　文化检验标准的作用如何，有时是可辩论的，不久前关于危地马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里戈韦塔•门丘的生平的一场争论就表明了这一点。一些学者和从事调查的记者现在说，她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虽然肯定是艰辛的，但并不像原先描述的那样充满了不幸和悲剧。看来是文化刻板模式起了很大作用，才创作出一个贫穷的危地马拉印第安女孩子在毫无心肝的“欧洲人”军事独裁统治下受尽煎熬的令人心碎的故事。这一形象使得她——也利用了她——成为代表拉美各地土著民族的一个文化偶像。尽管如此，有些人仍然争论说，这种包罗万象的文化象征主义比单纯的事实更加重要。

　　学术研究、新闻报道、人权事业——还有历史——所要求的，却是更高的标准。美国人对待国外的复杂民族冲突（或者披着民族外衣的政治冲突）的态度似乎往往表明，我们的文化敏感性是走到水边就止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具有最良好意愿的行动实施起来却是浅薄的或信息不灵通的，而且往往带有其领导人的政治动机，这一点在我们美国恰恰跟那些遥远社会的情形一样。

　　说到底，在我们的价值观体系——包括我们对于诚实以及不带意识形态色彩的真实的重视——和我们的对外政策之间，应当建立一种有意义的联系。更何况这一价值观体系的植根于西方和东方文化的核心成分已经通过联合国人权宣言而具有了普遍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