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环保大会本文讨论地名工作的内容和目的，并阐明地名规范的原则；说明编纂《地名词词典》和《地名志》的重要性，阐述地名研究要注意地名与历史文化、语言和文字的关系。

　　这个稿子是两次即席发言的追记。第一部分是1988年6月4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省地名工作会议上的讲线日在惠州召开的广东省村庄地名标志现场会上的讲话。

　　地名工作包括地名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进行地名的规范。新地的命名和旧地的更名，都属于地名的规范。

　　广东省地名委员会《再接再励，把我省的地名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的报告中说到：“编纂出版《地名志》,以地名为主线，系统地介绍地名标准名称、读音、位置、含义和沿革，以及自然特征、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状况，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地名的重要内容，·······”这段话十分清楚地指出，地名工作就是进行地名规范，包括介绍地名标准名称、读音，同时反映地名的地理实体的位置，以及标准地名的含义和沿革，并通过这些介绍来显示本地的自然特征、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状况。地名工作无疑是与地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密切关系的。

　　广东省地名工作的报告还提到：“在南海诸岛地名普查中，我省收集到大量珍贵的地名资料和史料。为了使这些资料在外交斗争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方面充分发挥作用，1984年11月，省政府批准编辑出版《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可见地名资料的整理与保卫国土大有关系。我国的南海诸岛有人偏要叫做“斯普拉特利群岛”,这绝不是单纯的称呼不同。人家承认我们国土主权，就不会在地方名称上来打岔。必也正名呼！

　　地名资料的整理包括了地名的规范，其中就有更名的问题。改动地名不得随意。昨天叫北京路，今天叫南京路，明天叫西京路，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地名就是地名词。地名词属于语言中的名词，属专有名词的一部分。专有名词的主要属性是稳定性，但不是没有变异性。摸清事物的主要属性，也就是弄清了客观规律。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知道在运用客观规律时有所作为的范围是什么。地名有损国体的，有污蔑兄弟民族的，有表现过于粗俗的，就有改名易号的必要。可改可不改的则不宜改动。一次性的、大面积的、千人一面式的改动尤应避免，以免造成混乱。

　　为了革命的需要，有的革命前辈多次化名，人们对此十分敬佩。一般的情况就不好忽而称张三，忽而叫李四了。人名名词也是专有名词，也具有稳定性。

　　广州的“沙河”曾拟改称“沙东”,理由不足，通不过。用沙河的泉水制作的米粉特别可口，因而沙河粉闻名省、港、澳。省、港、澳的人都知道“炒牛河”就是牛肉炒沙河米粉。

　　为了便于利用地名资料，地名资料收集齐备之后，必须组织力量编纂《地名词典》或《地名志》。在编写的过程中必须作深入实地调查，听取群众对地名的意见。一旦出版了《地名词典》或《地名志》之后，群众之间对地名的认识不一，发生争议时，自然是查阅《地名词典》或《地名志》,据此以求认识的统一。这时候，《地名词典》或《地名志》就起了“法典”性的作用。这叫做“编写时我听群众的，出书后群众听我的”。可见《地名词典》或《地名志》应具有权威性，这个权威性必须产生于科学性。缺乏科学性就不会有权威性，缺乏科学性的《地名词典》或《地名志》就失去了参考价值。

　　地名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体现了各种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因为地方的命名，地名的沿革，都与地方的地理方位，地方的历史沿革，地名所反映的地方民俗等方面有关。也就是地名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牵涉到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知识，地名工作者对此应有所领会。

　　地理实体是客观性的，而命名与更名是主观性的。先有地后有名。地之命名和更名，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镇南关”是一个历史名称，后改为“睦南关”,再改为“友谊关”。两改名称，立意甚佳，相信中越之间，会化干戈为玉帛的。

　　地方的命名和更名反映了社会意识。利用地名也同样反映了社会意识。广州有的青年结婚，为了显示荣华富贵，男家必租小轿车到女家迎接新娘。哪怕是隔壁邻舍乃至楼上楼下，也要驱车相迎。还规定路引，必经之路有：万福路、官禄路、长寿路，“福、禄、寿”俱全仍嫌不足，还得加上那条早已改称先烈路的原百子路。时代在发展，人的思想感情不一定都能跟上。路名对人们所引起的兴趣，可以看作一种意识测验。

　　地有以人名为名的，如美国的华盛顿，中国的志丹县、赵一曼路。苏联的察里津曾改为斯大林格勒，后又改为伏尔加格勒。这是因人的声誉有起伏而引起地名的更改。中国不以人名为省级地名是明智之举。庐山又名匡山，故有匡庐之称。宋太祖赵匡胤，为避其讳，改“匡庐”为“康庐”,那是国土即王土的时代的事。

　　康有为南海人，故有尊称他为“康南海”。有人误以为孙文是中山人，故尊称他为“孙中山”。其实孙先生的出生地是香山县。香山县后来才改称中山县。孙中山这个名称是孙先生逃亡日本时化名中山樵而来的。

　　还得结合语言的结构来考察地名。例如“武汉”是两个语素组合而成的地名词，因为“武汉”是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的合称。你可以说你明天要到武汉，可就买不到往武汉的火车票，要么买到武昌的，要么买到汉口的，因为并没有武汉站。现在有了武汉市，武汉就是湖北省的省会，华中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考察外国的地名词，也必须结合分析语言的结构，才能弄清其来龙去脉。例如我们知道“巴基斯坦”是个地名，也是一个国名。其实，“巴基斯坦”是波斯语的汉译音。“巴基”是“清真”的意思；“斯坦”是“国家”的意思。我们知道匈牙利有个“布达佩斯”市，其实，“布达”是一个古市名，“佩斯”也是一个古市名。我国电影演员陈强两个孩子，大的叫陈布达，小的叫陈佩斯。据说是他到匈牙利访问时，大孩子出生了，故取名布达。后来小的孩子出生了，就叫佩斯。

　　还有物以地为名，物出名了，地也出名了。法国有个著名服装设计师，设计了一种女式游泳衣，其形状是三点式。这种极为短小的女式游泳衣最早流行于太平洋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名比基尼(bikini),因而这种游泳衣也就叫比基尼。有了比基尼这种游泳衣，知道比基尼这个小岛的人就多起来了。

　　研究我国地名不能不跟方块汉字打交道，必须避免望字生义的差错。例如看到地名有个“洋”字，就认为是有关海洋的意义。汕头有个“牛田洋”,潮汕方言“田洋”就是“田间”的意思。“洋”的古义之一是“广大”。《诗·大雅·大明》:“牧野洋洋”,就是牧野这个地方的田野广阔。北京的“北海”、“中南海”、“什刹海”的“海”不是海，而是来自蒙古语的“海子”。元赵孟頫《初至都下即事》诗：“海上春深柳色浓，蓬莱宫阙五云中。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自注：“北方谓水泊为海子”。“海子”就是园林中的水泊。广州的“海皮”指的是“江边”。

　　广州有个“黄婆洞”,还有一个“白鹤洞”,游客怎样也找不到一个洞，疑是沧海桑田，山川巨变。这个“洞”字当是土字旁的“垌”。在壮侗语中“垌”是“田场”的意思。柳宗元《柳州峒氓》:“群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箸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峒客”就是村民，即指在一个田场耕作的同村人。《说文》无“垌”字，可见是个后起字。《现代汉语词典》“垌”释田地。贵州有地名“合伞垌”,广西有地名“良垌”、“中垌”。

　　广东是古百越之地，广东的地名就有反映了古越语的底层的，也就是说，广东的地名词有许多是来自壮侗语系的。这方面的研究，肇庆市和湛江市成绩显著，值得赞许。

　　今天上午参观了离惠州市10公里的陈江镇，该镇安装了许多村名牌，每个村名牌都是竖立在靠公路的村口，颇能引人瞩目。在这长不到2米，宽不到半米的村名牌的石板上，上方大半面积刻有某某村3个大字，下方刻村名汉语拼音。此外，说明这个村的原名或这个村庄包括几个小自然村。有的标明这个村的居民是某地迁来的。这就使村民知道自己的村庄叫什么名字，两个字是怎么写的，该怎么读。有的还知道原名叫什么的，村里的人是从哪里迁来的。这叫做“知古明今”,其目的是“面向未来”。村民知道有关这个村的村名的由来，村名的用字，正音等，这就是有一定文化的表现。没有文化就谈不上文明。

　　惠州市地名委员会选定陈江镇作为竖立村名牌的先行点，是有深远意义的。须知，此处是惠州外向型企业发展快的乡镇。在这里竖村名牌，真可谓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

　　村名牌的设置，建议抓三点：一是准确。准确包括字体、拼音以及说明文字。避免使人猜测这是个什么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二是鲜明。不管是远望还是近看，能令人一目便知是什么村。用云石制作村名牌，石板面颜色黑白相间，如再粘上花砖边，那就使人眼花缭乱，感到一片模糊。三是大方。不大方往往是缺乏文化素养的表现。有时候是花钱多了反而俗气十足。

　　陈江镇这一带是外向型企业基地，此地还有个仲凯中学，这些都会记载在即将出版的《惠州市地名志》上。广东各地的《地名志》必如《惠州市地名志》一样，海内外的人一看，就知道当地有什么物产，出过什么著名人物，给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广东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广东省地名词典》和广东各县市的《地名志》,必将引起读者的兴趣，并能引发海内外乡亲建设家乡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