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第一吼——张桂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多次深刻地阐述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价值。这些重要论述富有思想深度、历史厚度、实践力度,不仅对思想文化领域,而且对当前和今后治国理政的实践都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些重要论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升华到了一个新境界。
习一贯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多次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个论断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刻解读。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主流文化道德价值都不会是凭空产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今中国价值观念的最大公约数,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美德之时代精髓的体现。众所周知,与世界上其他悠久的大型文明相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伦理性、人文性更强;中华民族不以宗教立国、立人,而是一开始就以德治国、以文化人。礼仪之邦与小康生活相伴、“为政以德”与“义以为上”并行、“修身为本”与“存心养性”共生,从来就是评价国家发展、社会面貌和个人修养是否“向上向善”的标准。
在国家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其蕴含的是国家、民族发展进步所承载的国家伦理和国家公德。儒家历来主张,一个国家施行仁政,使百姓富裕、文明开化、人际和谐,就做到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应当看到,将“富强”放在第一的位置,特别契合中国的国情。“小康”与“大同”,都是孔子描绘过的社会理想状态,两者的共性在于物质生活的无忧与充盈,所谓“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正是此意。我们今天即将建成的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为将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终达到“天下大同”的境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既取之于中华传统美德的精神养料,又是判断当今中国能否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实现跨越发展的主要依据。在社会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表述,蕴含了当代中国所要达致的社会伦理和社会公德,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强调,人人性善则道义普施,礼法合治则社会公正。孔子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念既承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公义的强调,又融入了近代以来富有生机与时代特色的内涵,特别是法治、平等这些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现代价值。在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八个字,蕴含了由个人的自我完善,个人与国家、民族、他人之间的建设性关系所指向的个体美德与群体美德。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既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无信则不立”“以友辅仁”等美德观念,又赋予其广泛、深沉、具有现实意义的内涵,通过个体、群体、全体的思想和行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显然,习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德”的阐述,精准地刻画了历史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具有共通性的道德文化结构,有效地提升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悟与认同。“百姓日用即是道”。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履行道德义务,从自身做起,从生活抓起,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指出:“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我们党确保民主执政、科学执政、有效执政、长期执政的一项恢宏目标和艰巨任务。习指出:“ー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这种正确态度和科学方法,对于我们今天“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实施、对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都能够起到十分积极、有效的作用。
从社会治理层面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的说法。“民惟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得其民”出自《孟子·离娄上》:“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民本”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范畴之一。以孟子为代表,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以民为根、以民为本、关爱苍生、“载舟覆舟”“顺昌逆亡”等政治理念都有深切的关注并作了长期的、持续不断的思索、诠释和发挥,形成了思想内涵逐渐丰富、实践价值日益健全的民本思想。习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70年来,长期执政的中国一贯重视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一贯强调长治久安的执政目标。而这一切说到底,都立足于一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党的这个执政宗旨,习用老百姓最能接受的语言作了概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从生态治理层面来看,“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习谈到合理解决当代人面临的生态难题时经常引用的中华传统宇宙观中的智慧论断。“道法自然”源于《道德经》,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阐述的是天、地、人与“道”(即自然规律)之间的相互依存、互动关系,意在强调: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时候,必须顺其自然,不能肆意妄为。“天人合一”是中国思想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宇宙观,强调人与天(即人与生态环境)的共生共存、和谐一致。党的十八大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习指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习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十分熟悉、十分重视,他反复强调生态保护与建设对于中国发展、对于世界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浓浓的生态情怀溢于言表。党的十九大更是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这既是对历史负责、对当代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也是对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贡献。
从政治治理层面来看,习所提出的“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等论断,是对“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等传统观念的创新性发展。《贞观政要》讲:“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资治通鉴》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人之道,圣贤所能也。”古人的这些思想说明了“人才”与“天下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体现了人才对于安邦定国的关键作用。历史一再印证着这样一个道理:人才兴,则国运昌,而国运昌,则能广纳天下英才。得人才者得天下,任贤与能则国家兴旺。习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这个论述,与同志新中国成立之初强调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思想一脉相承,并作了深化阐释,充分体现了“治吏”在现代政治治理中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关键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坚定、能力过硬、作风优良、奋发有为的执政骨干队伍。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实践和升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的集中体现。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华文化就以追求“世界大同”和“兼济天下”为己任,中华民族对大同世界的憧憬蕴含着最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礼记·礼运大同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世界就是一个人类平等、天下和合、四海一家的世界。《尚书·尧典》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良好的治理使人亲密团结,使天下和平、万国安宁、各得其所。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人师,是王者之法也。”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上述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历代先贤智慧卓识的天下观,与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条件下通过发展分工和普遍交往而超越民族狭隘性的思想有相当高度的契合,为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多次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理念,如中国同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等,将所有这些加以拓展、提升,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系统阐释了国与国之间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区域内与区域外国家之间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直到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境界,这些思想都是对古代大同理想的现代阐释和实践,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认同和赞赏。
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47分钟的演讲赢得30多次热烈掌声,讲到关键处,每句话都有掌声,掌声源自期盼和共鸣。中国领导人发出了共同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强音,中国理念得到全球响应,传承了数千年的中国“天下大同”理想正在走向现实。
习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这为我们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忘传统,立足当代,面向世界和未来,这是中国人在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上经过多年探索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中华文化振兴的基础和条件,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各种先进文化的积极成分因素,建设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也正是习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遵循的基本思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历史昭示我们,不忘本来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沉淀、衍化、传承与发展,如果不能对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那些优秀的、精华的思想价值与生活理念抱有热忱与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吸收外来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必要条件。我们除了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外,还要对一切人类优秀文化的内涵、形态、因素、手段、途径等进行科学汲取与合理消化,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坚持“洋为中用”“去伪存真”,在交流与交锋中实现互补与交融。
文化的价值与功能强大与否,取决于其内涵的说服力、形式的吸引力、历史的影响力和未来的延续力。我们要感佩我们的圣哲先贤们,他们创造的文化成果从来就是面向未来、面向子孙后代的,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受益于他们留下来的思想智慧和文化精华。因此,我们今天做的所有文化传承、创建工作,不仅要解决现在的问题,而且要使我们的明天更加美好。为此,必须始终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塑造灵魂,以优秀作品鼓舞斗志,使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广为弘扬,使时代楷模、英雄模范不断涌现,让浸润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始终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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