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鲁足球246o一个子虚乌有的“中华学生爱眼工程”，这个工程假借慈善名义敛财，他们号称的慈善营销不但亵渎了高尚的慈善行为，也让众多青少年上当受骗。这个慈善骗局是怎样层层渗透、走进学校、大发横财的呢？

　　这是一个号称致力于保护青少年视力健康的公益组织；宣称要用十年时间使全国学生近视发病率下降30%，自称已在全国上百个县捐赠3000万元物资。这样一个声势浩大、充满关爱色彩的公益项目，在爱眼工程委员会理事长刘金顺的口中，却频繁出现一个词—-慈善营销。

　　在山西洪洞县，一所小学正在进行学生免费视力检查，视力较差的孩子都可以得到一张爱眼工程捐赠的价值260元的爱心捐赠卡，持这张卡就可以到当地的爱眼工程工作站兑换一副特供的镜片。

　　眼镜店老板透露，加盟中华学生爱眼工程之后就成为爱眼工程在当地的工作站。只有成为工作站后，才可以以“中华学生爱眼工程”的名头名正言顺地进入学校。活动的每一步都是中华学生爱眼工程委员会事先策划好的。

　　那么在中华学生爱眼工程轰轰烈烈的慈善活动背后，究竟想隐藏什么商业行为呢？

　　张健：他用捐赠卡到店里来，他不可能说拿着一幅镜片走了，这个时候需要进价。

　　原来是是一张卡片，这张卡片只能到加盟的眼镜店当中兑换，而360元的价格真实的价格却低得难以置信。在爱眼工程精心设计上，捐赠卡只是放出一个诱饵。

　　刘金顺：百分之百让你赚大钱，原来一年也就是五六十万，现在都做到了五六百万。

　　那么中华学生爱眼工程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调查记者中发现，眼镜是由一家名叫三亿康科技的公司提供的产品。

　　冯春山：原则来讲是一个整体，三亿康的总经理是刘总的夫人，刘总在北京那边抓爱眼工程，三亿康公司反过来就是刘总的资产。你想想看他能不合作吗？

　　中央电视台315晚会节目播出之后，这个中华爱眼工程和三亿康实际上的总部所在地－－河北省玉田县马上采取了行动，刘金顺的公司和三家直营店被查封。与此同时记者再次联系刘金顺，但是刘金顺矢口否认自己是拉虎皮做大旗在概念炒作，此后刘金顺就彻底失踪了，为什么刘金顺能在全国各地发展100多家加盟店？各地监管部门为什么会被他钻了空子呢？

　　3月23日，记者再次来到玉田县城，看到刘金顺在此开设的3家眼镜店依然是大门紧闭，刘金顺也不知去向。面对人们对中华学生爱眼工程活动的质疑，刘金顺的妻子周丽娟这样回答。

　　玉田，就是刘金顺最先打着中华学生爱眼工程旗号进行活动的地方。经过几年的发展，这里已经成为他们的经营总部，刘金顺的这3家眼镜店也已成为他们招揽其它眼镜店进行加盟的示范店。在被查封现场，记者看到，这里居然还挂有玉田教育局颁发的两块牌子：一块是全县教师和学生配镜指定单位，一块是全县教师和学生视力健康维护中心。

　　假借慈善，背地揽钱。采访中记者发现，刘金顺和他的加盟店除靠制配这种普通的近视镜赚钱外，还在通过向学生大肆推销这种名为三用镜的东西谋取暴利。

　　然而根据记者的调查，这种所谓的三用镜，其进价却只有二三百元钱。那面对如此暴利，其效果又是如何呢？

　　河北省玉田县学生甲：一开始配(刘金顺眼镜)的时候，大概是一个75度，一个100度，后来这个度数长，到后来上别的眼镜店配的时候就已经到了200多度一个，300多度一个。

　　采访中记者发现，刘金顺的慈善骗局要想在学生中间得逞，在玉田当地起码要过三关，一是眼镜产片质量的监督关。二是工商宣传的审核关，三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准入关。面对这三重关口，刘金顺和他的中华学生爱眼工程又是如何一一闯过的呢？为此，记者首先来到了玉田县质量技术监督局。

　　玉田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赵东兴：按照国家的相关发条， 现在看，刘金顺的眼镜店生产许可证是在有效期，是合法的，再一个从抽检的结果来看，产品的实物质量都是合格的。

　　然而在对玉田县教育局推荐的这六名学生的调查中，记者发现他们在配戴刘金顺的眼镜后，其近视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还都加重了。其中最轻的加重了100多度，最重的加重了300多度。

　　面对抽检结果和现实的这种偏差，采访中，赵东兴说按照国家的要求，对刘金顺的眼镜店，他们是该抽检的抽检，该巡查的巡查，工作应该完全符合国家规定。抽查每年只抽查一次，巡查又只看其资质。那在抽查的空白期，又该如何完善对刘金顺眼镜质量和相关技术指标的有效监督呢？采访中，作为玉田县分管该项工作的副县长，张宝忠坦言：作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作还有欠缺的地方。

　　面对刘金顺利用中华学生爱眼工程的名义所进行的虚假宣传，采访中，玉田县工商部门也是满腹苦水。作为如此声势浩大的一项慈善工程，他们在对其进行广告审核时也没有想到其中有假。更没想到，北京三亿康公司也早与去年12月份就已被注销。

　　玉田县工商局副局长张德安：我觉得通过我们工商部门来看，我们落实了市场巡查制度，落实了户外广告登记制度，相关部门也按照有关规定，开展了相关工作，我们觉得工商部门进到了相关的职责。

　　于是，刘金顺和它的眼镜店便顺利地闯过了第二关，在玉田乃至全国利用中华学生爱眼工程这个假的公益旗号到处大肆宣传，蒙蔽学生。

　　副县长张宝忠为此也进行了反思：工商局按照职责进行审核，通常是审核材料，但是对这些来头比较大的，涉及到一些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我觉得以后还应该在它的真实性上下些功夫。

　　在接连闯过两关之后，刘金顺又打着中华学生爱眼工程的旗号，将其揽钱的黑手渗进了玉田县教育系统，为配合刘金顺在学校开展其所谓的爱心镜片兑换活动，记者发现，玉田县教育局还专门为之下发通知予以安排和督促。

　　教育局孙桂生局长：我们就是太轻信了，这么一个大中华爱眼工程它从上边来，遍及全国，像这个，它的资质、它的信誉我们没考虑是假的，确实没考虑是虚假的。

　　于是就在教育部门的这种轻信之下，刘金顺和它所谓的中华学生爱眼工程没有经过任何核查便轻易闯破这最后一关，进入了学校这块领地。

　　刘金顺的“中华学生爱眼工程”很显然是个骗局，他们瞒过了学校，瞒过了监管部门，以公益的名义大肆敛财。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玉田教育局的负责人在接收记者采访时多次提到说，是因为他们的“背景太大了”。究竟他们有怎样的背景？尽管刘金顺的“中华学生爱眼工程”子虚乌有，却接连闯过眼镜片的质量检测关、工商部门的资格审核关和教育部门的学校准入关。之所以能连闯三关，玉田县方面支支吾吾地给出了一个理由，说刘金顺有背景。究竟有什么样的背景呢？记者有了新的发现。

　　在对中华学生爱眼工程的后续调查中，各地的教育部门都强调，爱眼工程遍及全国，背景和影响力极大，才导致轻信。那么爱眼工程的背景究竟有多大呢？在前期节目中，刘金顺曾经这样介绍自己的背景。

　　刘金顺：啊，我是，我是国家派遣的，我的工资也就3000块钱。我们爱眼工程上面还有主管单位，上面国家还有个主管单位，我们只是一个执行单位。

　　真的像刘金顺所说，中华学生爱眼工程是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所管理的组织吗？节目播出后，基金会副秘书长胡宁宁第一时间接受采访，否认了刘金顺说法。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副秘书长胡宁宁：没有关系可以说没有丝毫的关系，是他们盗用我们2006年基金会立项的全国爱眼工程项目的这样一件事，来移花接木，盗用我们的名义为他个人谋取私利。

　　和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毫无关系，那么刘金顺还有什么来头呢？记者在民政部的网站上查询，也没有查到中华学生爱眼工程的登记信息。那么，这个处处都刻意给自己披上官方外衣的中华学生爱眼工程，它的真实面目又是什么呢？在爱眼工程宣传册上，有份出自香港的注册证书。记者来到香港调查发现，2010年，有一家中华学生爱眼工程促进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公司性质私人，注册资金一万港币，注册人正是刘金顺。这同一个编号的注册证书，在印制到宣传册上时，“有限公司”四个字不见了，“中华学生爱眼工程促进会有限公司”摇身一变，成了“中华学生爱眼工程促进会”，公司注册证书也变成了注册证书。记者在前期调查中还注意到，在和许多地方的教育部门联络时，中华学生爱眼工程经常出示这样一份文件，台头显示，这份文件是由世界华商联合会和中华学生爱眼工程联合发出的，而在调查期间，刘金顺多次提到过世界华商联合会。

　　中华学生爱眼工程理事长刘金顺：我这个不是香港的，我们是一个挂靠的单位，世界华商联合会挂靠的。

　　那么这个世界华商联合会又是什么来头呢？这是世界华商联合会的网站，上面并无办公地址，唯一的一部电话实际是传真机号。网站上的宣传材料显示，这是一家依托600万世界优秀华商，在大陆地区成立的非盈利性公益组织。联合会负责人名叫余勇。在民政部的网站上查询，也没有世界华商联合会的登记信息，那么这家世界华商联合会到底是什么组织呢？记者在香港调查时，通过查询注册信息意外发现，世界华商联合会在这里显示也是一家公司，2010年在香港注册，全称是世界华商联合会有限公司，而且和中华学生爱眼工程促进会有限公司在香港登记的办公地址竟是同一个。并且中华学生爱眼工程促进会有限公司注册人除了刘金顺外，还有一个名叫余勇的人，而世界华商联合会网站上显示的负责人名字也叫余勇。那么对于这种在香港注册，然后在大陆以公益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组织，应该如何管理呢？

　　余永龙：对于境外这种社会团体，不管是以基金会还是以社会团体进来的，目前的规定还在制定当中，对他们的行为规范，对他们组织准入的法规目前还正在修订当中。

　　一番移花接木，一家人人都可以出资注册的普通公司就被打扮成了一个有着部委背景的卫生机构，刘金顺则伪装成了国家工作人员，而那个听起来名头很大的挂靠机构－－世界华商联合会，居然也是一家公司。刘金顺正是看准了这样的名头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所以才肆无忌惮地招摇撞骗。

　　爱眼工程进行的所谓捐赠，既不是钱也不是实物，而是这样一张张卡片，这张卡片只能到加盟的眼镜店兑换镜片，而爱心捐赠卡上每副价值360元的镜片，真实的价格却低得让人难以置信。

　　在爱眼工程的精心设计下，捐赠卡只是放出的一个诱饵，当满怀信任的学生拿着捐赠卡上门后，又成了爱眼工程各类近视治疗仪的推销目标。

　　这个千元左右的三用眼镜究竟是什么高科技产品呢？在这个三亿康眼卫士产品包装上，记者看到了这样的词语，“复合治疗近视三用眼镜”，“眼睛健康的卫士、近视病毒的克星”，“改变入眼光线的几何特性，把看近变成看远，看一小时书就等于望一小时远，天天看书就等于天天在望远。”这个三亿康三用眼镜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吗？通过光学效果改变入眼光线真的能达到治疗近视的目的吗？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视光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翟长斌：这个也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像这种眼睛他说把看远的东西变成看近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的眼睛看近的时候是需要调节力的，五米以外的东西如果我不近视是不需要调节力的，它是一个正视眼，但是一般理论上来讲，五米以外的光线投射到眼睛内它是平行光线，这样的话我们不用动用任何的调节，聚焦的点就能落在我们视网膜的黄斑处，就能看清楚，这是正视眼。

　　翟长斌告诉记者，阅读的距离一定会动用眼睛的调节力，而眼睛的调节力不仅仅是一个焦距的调节，还有一个联动的人的眼睛的反应。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视光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翟长斌：比如说看镜子的时候瞳孔会缩小，眼睛同时会往内转，就是看近处有一点清楚的往内转，这是三联动的反射，所以说单单通过一个镜片说把它看近的东西假设成看远，实际上这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科学道理。

　　爱眼工程推行的另一个三亿康眼保仪则宣称，通过磁石按摩穴位就具备了治疗头痛、视神经萎缩、角膜白斑、屈光不正、鼻塞鼻炎等功能。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视光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翟长斌：一个塑料壳子再加上那么一点磁石，再加上振动装置，肯定是特别便宜，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是说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东西，无论它贵贱也好，买这种东西根本没用，是这种情况。

　　在调查中，记者了解到，这种三亿康眼保仪的售价是198元，那么这种一种塑料外壳加上磁石和振动装置的所谓仪器，它的进价是多少呢？记者联系到了三亿康眼保仪的生产厂家深圳市万宝吉科技有限公司。

　　380元的成本，卖价高达1580元；16元的成本，卖价高达198元，抛开虚高的价格不说，这些产品实际上对青少年视力恢复并没有多少作用，时间长了反而会贻害健康。在刘金顺全国范围内招摇撞骗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些监管方面的欠缺。

　　这是2011年曾经播出的一则电视广告，在这则广告中，四名学生现身说法，用来证明这种叫做超视力的产品的神奇疗效，这四名学生分别是，在石家庄读书的马倩倩，天津12中一年级学生李伊惠，石家庄32中初三学生马云鹏，石家庄方北实验小学薛伟强。然而根据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记者调查，真实情况却并非如此。

　　为什么超视力和中华爱眼工程这样的假冒伪劣能大行其道，到底应该由哪些正规机构为孩子们的眼睛提供必要的帮助，这些机构在做些什么呢？卫生部和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并没有就此接受采访。刘金顺多次提及的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06年，他们曾经组织了全国爱眼工程，但是活动并没有一直进行下去。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副秘书长胡宁宁：因为这里边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现阶段的教育体制的问题，比如说，学生的学业负担很重，学习压力很大，还有长时间的使用电脑，比如玩游戏啊，像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话，我觉得要谈改变青少年近视的状况应该还是一种奢谈。

　　而刘金顺打造的所谓中华学生爱眼工程盗用的正是这个公益活动的名义。对于盗用公益组织名义进行敛财的活动，近年来时有发生。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副秘书长胡宁宁：比如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项目，在农村，妇女进行的两癌筛查，在湖北和四川有两家民营机构他们也是盗用了我们基金会的名义，伪造一些文件，这些文件来自于我们公开的信息，借用我们影响力，搞所谓的两癌普查，在开展两癌普查的活动中，对农村妇女施以过度医疗，造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影响。

　　对于公益组织名义屡屡被一些机构或个人非法盗用，胡宁宁副秘书长表示，应该从立法等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胡宁宁：我们呼吁国家尽快立法，制定规则，比如说，公益组织在和商业机构进行合作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规则要有法可依。第二，对于基金会这一块也应该善于，要学会要善于去引导商业机构，来配合公益组织开展相应的公益活动。第三对于那些盗用借用公益组织的名义来开展非法的活动，或者是为了让谋取钱财，开展一些非法活动应该予以严厉的打击，使他们的违法成本高昂。

　　而对于目前屡屡出现的假借公益组织名义，行商业欺诈之实的行为，中国政法大学王萍副教授则认为，虽然法律上存在空白地带，但民政部门应该负起责来。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王萍副教授：就是中华爱眼工程自称是一个公益性的组织。那么我们公益性的组织它的成立、登记以及监督这个智能都是属于民政部的，作为一个非公益性的组织，自称公益组织，并且从事一些经营性的活动，这个应该是在民政部的职权范围里面。

　　对于中华学生爱眼工程所造成影响，王萍建议，由于受害群体分散，可由公益律师介入提起诉讼，如果后果确实严重，司法机关应考虑介入。

　　为什么一场场假借公益名义的骗局能顺畅得手呢？从刘金顺“中华学生爱眼工程”行骗的路径上可以看出，无论哪个环节上的审查足够严格，骗子最终都无法得逞。目前我国对公益组织和公益行为的管理还有待完善。而另一方面，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在200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青少年学生、儿童的近视率已居世界第二位，小学生近视为28%，初中生近视为60%，高中生近视为85%，大学生近视甚至达到90%。，这样一个群体亟待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在一些偏远乡村。如果正规的机构没有有效介入，那么今天是刘金顺的中华学生爱眼工程，明天可能就是王金顺，李金顺再度兴风作浪。要改变这种状况，除了相关部门联手协作外，还需要明晰责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每一颗善良的心得到善良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