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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天，如果有人或者船只在水上遇险，大家可能会想到sos，想到12395，想到蓝天救援队，大家相信吗？

　　其实在中国的古代就有专门救渡落水者的义渡和红船，而且它们都是公益性质的，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所谓的义渡，就是免费渡行人过河的船只。在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中，主人公翠翠的爷爷就是做义渡的，他每天载人过河，不收取任何费用。宋朝的时候，就出现了有关义渡的文字记载。

　　水文环境造成的交通不便，是兴修义渡的首要因素。南方的长江水域，河湖众多，蜿蜒曲折，再加上降雨频繁，经常给行旅造成不便。

　　官渡不能遍布各地，是兴修义渡的第二个原因。官渡多设置在交通要道，为官府公差服务，而在一些人口众多但偏僻的地方，却没有官家的渡船，一些以牟利为目的的私渡又价格太高，这就为义渡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造船技术的进步和造船业的发展，为义渡提供了技术支撑。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不仅地方官办船厂可以建造各种大型船只，就连民间的造船作坊也可以制造出各种货船、渡运船只。

　　义渡出现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因为出现了有着慈善公益思想的民间慈善家。宋朝的统治者重视风俗教化的功能，推崇儒家的仁政思想，佛道两家慈悲为怀、因果报应的思想也已经在民间深入人心，于是，有着公益慈善之心的乡绅便出钱资助义渡事业。

　　从史料记载来看，义渡最早出现在宋代，真正兴盛是在清代。清人入关之后，政局稳定下来，义渡慢慢兴起；到了乾隆时期，义渡事业达到顶峰；咸丰时期，义渡的修建频率降了下来。

　　义渡的分布区域，多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宜昌、江苏镇江、江西九江都有很多有关义渡的记载。

　　兴修义渡，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系统工程。资金如何筹措，人员如何分配，日常工作如何运转……都需要有一套比较成熟完善的管理机制。

　　政府拨款是指地方政府动用地方财政支持义渡。比如《南昌府志》中记载，巡抚韩文绮兴修义渡，共设渡船二十艘，并给船夫丰厚的待遇。

　　南康县的八家塘渡和湖溪渡，都是由知县周汝筠拨给充公田三十余石，用以支付船夫的报酬。

　　尽管我们看到一些政府拨款资助义渡的资料，但义渡资金的主要来源还是来自民间的募捐。

　　义渡作为一种公益事业，吸引着地方民众的积极参与，毕竟它是地方民众乐善好施的一种具体体现。民间募捐的方式有很多，可以直接捐助现款，也可以捐助田地、店铺，用租金来支持义渡。

　　义渡的资金筹措好之后，就要开始兴修义渡了，这其中包括购置渡船，兴建用于渡船停泊的码头，还有供船夫住宿、休息的房舍建筑等。

　　义渡修建好之后，还要挑选合适的管理者，负责日常的义渡管理。这些管理者，一般都是当地社会地位较高，信誉度比较好的人。

　　义渡能否有效运转，关键要看管理的好坏。义渡管理中最重要的，就是渡产的管理。渡产包括钱款、店铺、田地、渡船、渡屋。现款一般都会被管理者存入典当行，它能带来一定的收益，但也面临流失的风险。

　　渡田是所有渡产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于渡田的管理，重点是购买渡田和收取田租。渡船和渡屋，也是渡产的一部分，但并不会产生增值效果。

　　镇江作为长江重要的口岸，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千百年来，南来北往的人一直以渡江为苦。

　　当时的镇江江面比现在还要开阔，一旦遇到恶劣天气，船毁人亡的事情时常发生。到了清朝咸丰年间，水上盗匪横行，来往于长江两岸的客商常常遭到洗劫。

　　为了解决当时客商们面临的危险局面，在镇江经商的浙江人魏昌寿召集5位同乡，计划共同出资建造大型帆船，开行于瓜洲、镇江之间，免费载渡南来北往的旅客。1871年，他们的申请得到当地政府的批准。

　　1872年四月，十艘大船制造完成，它们分别停泊在镇江、瓜镇、七濠口，每天往返长江两岸，免费渡客。这个义渡机构就是著名的瓜镇义渡局。

　　管理人员、船工的工资以及渡船的维修、保养所需的资金，全部是由发起人垫付。为了讲义渡事业更长久的坚持下去，魏昌寿等人做了很多努力。

　　瓜镇义渡局报请地方政府劝谕镇江工商界的洋货、洋药、洋行、杂货、钱铺等五个行业公会认捐轮办，每个行业工会轮值一月。

　　经过认捐后，经费仍有透支，又经地方政府转上级官府的批准，在盐米行业抽税补齐。

　　为了更好的管理瓜镇义渡局，又公议决定将五业按月轮值改为公推一业的董事专门负责，认捐款项仍由五业分摊。1873年，于百川被五业公会公推为董事，全权管理瓜镇义渡局事务。

　　于百川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管理者，他为人干练长于经营，不仅乐善好施，而且很有远见，意志坚定。

　　在他的主持下，各方捐款来源丰裕，不仅能满足日常的消耗，还有大量剩余。于百川又用余款购置恒产，这些恒产包括镇江、扬州的14处地产，几千亩芦滩田产。

　　这些产业的租金作为义渡局的固定经费，给义渡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此后的80多年里，瓜镇义渡总局没有在资金上有过任何后顾之忧。

　　义渡的修建，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让大家再也不会望水兴叹。红船的产生，则让那些落水之人，得到救度，挽救了无数个家庭。

　　红船就是长江上的救生船，因其船体都被涂成红色，所以才被成为红船。设置救生船既是水上救生的现实需要，也是人们希望通过救人获得福报、善报的一种思想体现。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红船最早应该也是出现在宋代，在清代的时候发展兴盛起来。镇江不仅兴建了最早的义渡，也产生了最早的水上救生组织。

　　南宋年间，镇江知府蔡滉在西津渡创设了救生会。他下令建造了五艘大型济渡船，这些船只除了运输渡客之外，还兼有救生职责，碰到遇险船舶，立即救助。

　　明代正统年间，江南巡抚周忱在又建造了两艘大型救生船，还招募了水手30余人，专门救助落水船只旅客。

　　当时，镇江金山寺的僧人和当地的士绅出钱购置了数艘红船。民间的官绅、士族也纷纷捐献俸禄以供造船或买田，用作救生之费。

　　为了解决红船救生力量不足的问题，金山寺的僧人和当地的乡绅，还鼓励民间船只参与救生，如果救人成功，就会重金相酬。

　　明代的李长科，曾经侨居镇江，他看到长江上溺水而死的旅客，心生悲悯之情，在超岸寺兴建了避风馆，让过往的旅客休息待渡。

　　康熙南巡江南时，亲眼见到红船在江心救援落水者，对红船救生事业非常赞赏。1687年，康熙仿照民间救生船的成式，命人打造了十艘救生船，每艘船上安排十名水手，分别停泊在长江的南北两岸。

　　1702年，镇江创立了著名的民间救生组织---京口救生会。他们约定：如果在救助中，救活一人，赏给救人者白金一两。被救人员如果暂无去处且身体虚弱，可在会中修养，费用由会中负责。

　　京口救生会建立之初，只有三艘红船，经过多年的发展，红船数量达到三十五艘。后来，陈宗联创立了瓜州救生分会，将京口救生会的救助范围延伸到泰州地区。

　　救生船的资金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官府拨款，一个是民间募捐。跟义渡不同的是，红船救生船的主要资金支持还是来自官府拨款。

　　乾隆四年，乾隆在给各地督抚的手谕中说：“着各省督抚，确查所属地方，有险恶之处应设救生船只者，酌动存公银两，估计修造。”这说明，政府承担救生船费用并不限于部分地区，而是适用于各省。

　　从地区分布来看，长江上游地区，救生红船的经费来自民间捐资，政府拨款是补充。两湖地区的红船，在清朝前期，经费主要来自政府，到了清朝中后期，民间力量逐渐加入。江苏地区和江西地区，政府在救生红船事业中都占主导地位，民间捐资是补充。

　　从救生船的经营主体来看，主要有官办、民办、官督民办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救生船，管理模式也不同。官办的救生船，主要由地方政府经营管理，也有当地的水师代管的。民办的救生船，主要由民间自行管理。

　　官督民办的救生船，多是专业的水上救生机构创设。总体说来，纯粹由民间经营管理的救生船并不多，背后都有官府的支持和保护。

　　水上救生是救生红船的最基础功能，这也是设立红船的初衷。红船平时在江面巡游，一旦遇到船只沉没，会立即启动救援。

　　救生船还有打捞与收埋的功能，打捞浮尸与货物，收埋则是将尸体掩埋。德化县就规定，在江面上遇到浮尸，每带回一尸，就可奖励三百文。

　　有的救生船还有护漕的功能。在古代，漕运非常重要，漕粮运输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需要其它船只帮助，这个时候救生船就可以发挥其护漕的作用。

　　救生红船也可以载客，一般来说救生红船是不载客的，但有一些救生红船兼有救生和载客的双重功能。

　　慈善事业，在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产业，很多名人明星都在做慈善，但什么才是真正的慈善却很少有人明白，慈善的价值和意义，不是捐献了多少钱，捐献了多少东西，而是为社会、为他人无私付出的精神。

　　古代的义渡和救生红船，就是中国最早的慈善事业，而且是民间和政府共同推动的慈善事业，了解了义渡和救生红船，就了解了古人的慈善公益之心。我们不用跟在西方后面学习公益慈善，我们能把老祖宗的这份慈善之举继承下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