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明莉近况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生产中积淀形成的精神财富，是凝聚民族认同的“共同记忆”，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根脉和灵魂。正如习所说，“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一命题，在本质上表达的是对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深层次关切。作为悠久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当代继承者，中国人要能够清晰而自信地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何处来？”这样的问题，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处和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层面确认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作为百年近代中国苦难和悲情的亲历者，中国人要从遭遇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之后的文化失落、价值真空、意义危机中重建文化秩序，通过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重塑民族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心。作为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中国人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征程中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当代中国人要完成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就要回到文明源头，从“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寻找精神力量和思想支撑，从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开出中华文化的新境界。

　　那么，何谓“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来看，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华文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公元前3000年左右，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开始形成；公元前2070年左右，第一个世袭制的统一政权夏朝建立；公元前17世纪，甲骨文已经出现。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有着较严密系统的成熟文字。甲骨文的记载，明确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迄今已有3700多年。正是因为有了文字系统的成熟和广泛使用，才使得中华文明的历史谱系得以追溯，也使得中华民族从文明源头处逐渐积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得以代代相传。公元前3000至1000年间，中华文明的根脉得以确立并日益繁盛，中华文明在不断的成长进步中积累着实现超越和突破的巨大能量。

　　公元前1000年左右，《诗经》中最古老的部分——《周颂》和《大雅》已经产生。《诗经》产生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定型的时代，不仅文学形式从此定型，而且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也从此定型。公元前600至300年间，中华文化迎来了自己的“轴心时代”：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念，《易》《诗》《书》《礼》《春秋》《老子》《庄子》等中华文化最重要的典籍都在这个时期出现。这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奠基时代，这个时代的先哲们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价值追求，这个时代的著作成为后世代代相传的经典，中华文明的思想版图由此形成并延续至今。这些构成中华文化基本框架和特质的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基本典籍，就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公元前6000到3000年间，这些区域就先后独立孕育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在此后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都灭绝了，只有中华文明成功克服各种考验和挑战，旧邦新命，生生不息，一直延续到今天。

　　为什么中华文明成为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体系为中华民族一次次的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提供了深层次的精神力量，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体系，在轴心时代就已基本定型，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直至今日依然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核，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些价值观念包括：

　　第一，刚健有为的人生观。《易经》所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汤盘之铭“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都是在强调一种奋发有为、追求进步、自我更新、不断成长的人生态度。这样的人生观是支撑中华文明面对各种挑战与困顿时能够迎难而上、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包容开放的文化观。“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最好地诠释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容万物的气度。一个文明体是不是足够的包容开放，能不能通过不断吸纳异质文明的新鲜血液来滋养自己，决定了这个文明体是不是能够不断壮大，行之久远。历史一再证明，中华文明巨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使得它历经各种挫折和磨难，但文明不堕、其命维新的重要原因。

　　第三，理性务实的发展观。“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代表了中国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人认为，没有什么万世不易的祖宗之法，文明的成长、社会的发展都是在“穷变通久”的过程中实现的。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世界，都需要与时俱进，这样才能保持活力。这种理性务实的发展观是支撑中华文明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内在力量。

　　正是在这些核心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成长模式：“以我为主，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推陈出新”。所谓“以我为主”，就是要坚持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古人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这个“宗”和“元”，强调的正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怎样向别人学习，中华文化立场不可放弃，民族本位立场必须坚持。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我们敞开胸怀，以兼容并包的态度积极学习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对于异质文明，我们在承认文明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找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和而不同”。在不同文明的相互碰撞、对话、交流中，中华文化实现了自我成长、自我更新，是所谓“推陈出新”。

　　“以我为主，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推陈出新”的成长模式造就了中华文化的辉煌灿烂、历久弥新，也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永续发展，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在20世纪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正如习所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

　　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从思想上的舶来品成功转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实践，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在多个层面上可以互通互释：社会与“大同”世界的图景如出一辙，道德与儒家“君子”的操守修养可以相提并论，远大的理想与中国士大夫的家国天下情怀完美对接。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深入人心的“均贫富、等贵贱”“民为贵、君为轻”等政治主张也与“平等”“民主”的价值目标若合符节。这些价值理念的对接，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能够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坚实文化基础。

　　中国人一直都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线世纪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也要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38年，同志在《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写道：“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943年，《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吸纳历史资源的基础上形成的，其提升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所独创的文化精神，离不开对民族传统和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离不开历史智慧的滋养。当前，丰富而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正在新时代背景下获得复苏，正在成为文化发展的巨大源泉和重要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创造出重要机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母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成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

　　中国人的不懈探索，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注入了活水源泉，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注入了持久发展的动力。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不懈努力中，当代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