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开导国家文化软实力指特定国家的各种价值系统及其象征形式向外部释放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应随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科学诠释，从静态构成和动态效果两方面进行衡量。国家凝聚力指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政党以及民众在理想、目标、利益共同的基础上，满足其物质与精神需要而产生的内向聚合力与外向吸引力。新时代文化软实力与国家凝聚力之间的内在机理表现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要是生成国家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形成文化认同是生成国家凝聚力的心理基础，其中家庭健康的可持续发展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石，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对国家凝聚力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政策制度与执行效果要保持认同，而激发文化动力是生成国家凝聚力的助推器。

　　*基金项目：2021年度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建成文化强国目标下新时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21SKSZ044）、2021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新时代文化强国视阈下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2021NDYB009）阶段性成果。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明确提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议》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作为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①。现就文化软实力如何通过提升综合国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国际影响力，以切实增强国家凝聚力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文化的内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界定。广义的文化泛指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主要是指精神文明成果。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去研究文化，则显得过于宽泛，必然会影响到研究的深入性与透彻性。如果只从精神领域去解释文化，必然会导致社会中的许多文化现象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种种模糊的文化现象只有放在社会物质实践基础上才能得到彻底的说明。当然，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去解释文化，都应该与文化生产力相联系才更具有实用价值。文化概念的解读不是固定不变的，要放在特定的语境和特定的历史阶段去加以解读，离开了活生生的现实社会去空洞抽象地谈文化价值则显得毫无意义。文化上的问题不能只从文化本身去理解，而应深入到形成和产生软实力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中去寻找文化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问题的良方②。“文化软实力”中“文化”的内涵除了精神文明和意识形态内容外，还应包括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产业等载体，这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政策内容和思想保持一致性。

　　有些学者认为，文化产生的“软实力”只是一种精神力量，在他们看来，文化产业经济和公共文化服务设备设施都应该算作“硬实力”；少数学者甚至把科学技术也归为硬实力。他们过分在“软”和“硬”的字眼上进行反复琢磨、推敲和绝然划分是不科学的。当然，不是说软实力和硬实力可以混为一谈，例如军事、交通运输、制造业与建筑业、农业生产等，就应该属于硬实力范畴。文化软实力并不等于文化加软实力，并非所有的文化都能产生软实力，只有那些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先进文化和优秀价值观才能产生软实力。只有当优秀文化被广泛传播并被主体接受，由静止的观念形态文化转化为实践形态的文化时，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软实力。

　　文化软实力是由主体、客体和载体三个要素共同生成的融合系统。文化主体包括政党、民间组织、社会团体、教育机构、民众个人等不同层级，不同层级的主体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国家作为最高层的主体，对文化软实力具有明显的主导功能。新时代强调以人民为主体，其在文化软实力中居于核心地位。文化软实力的客体是文化主体活动指向的各种受体，如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等。文化软实力的载体是指传递文化内容并与文化客体相关联的文化承载物，如新兴媒体和文化设备设施等。

　　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力是不同的。由于话语体系与社会政治背景不尽相同，我们所强调的文化软实力，其落实点不在文化本身。文化力侧重于文化本身自发产生的力量，而文化软实力更侧重于通过自为产生的力量。文化资源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成文化软实力，但也不是完全依靠行政命令或其他活动就能完成转化。除了需要政府主导以外，它还必须基于国民的自觉自愿和非强制去改变，需要通过一系列加工、传播、融合和创新等复杂过程，才能真正成为稳定持久的文化软实力。通常来说，文化软实力主要指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形成的精神文化成果，主要包含价值观、理想信念、道德观念、心理情感、行为方式、风俗习惯、政治文化等。文化软实力的基本内容除了包括国家精神、国家意志、制度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和社会价值观，还指国家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国内国际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文化软实力最核心的资源要素是精神文化，因为精神文化是物质、制度、行为文化的基础和灵魂。中国文化软实力强调以精神动力为首的社会效益，同时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的市场经济效益。这也说明了我国文化软实力不单单是一种精神动力。

　　基于文化生成的历史性、社会性，可以从文化软实力主体国家、区域或社会团体等某个视阈去深入考察研究③。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指该国文化在国内产生的用来维护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以及在国际上得到其他国家认可的影响力，是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④。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可以通过民众在危难之时的行为表现，来判断核心价值观是否真正深入人心，可以通过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程度来评判文化软实力。我国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以实现人类的道德与正义为最高目标，对内不断推动文化现代化，对外奉献共建共享共赢的文化治理理念，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化软实力定义的准确性取决于特定语境和国家政治背景，只有在比较分析的条件下才能得出其真正的含义。在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体现在一个国家通过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文化事业的服务力、国家形象的亲和力、国际文化的引领力和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等，传递与表达出认同力和影响力。文化软实力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国体和政体的不同，往往导致文化软实力呈现的利益倾向性出现差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必须始终强调人民利益至上，同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

　　关于国家凝聚力的概念界定目前代表性的观点如下：其一，国家凝聚力指国家中不同的阶级、民族、政府、党派和民众在共同利益、理想信仰和情感认同相对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吸引力和聚合力。其二，国家凝聚力指人民对国家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模式、民族的创造力、国家战略的执行力、文化的感召力和国际地位的影响力等方面的认可度。其三，把国家凝聚力看成社会凝聚力的进一步升华，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广大民众之间目标一致，聚而不散，共同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形成的强大团结力。有的学者综合近年来对国家凝聚力研究的成果，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对国家凝聚力的概念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当代中国国家凝聚力是指：“国家内不同民族、政党以及民众在理想、目标、利益共同的基础上，国家满足其物质、精神、政治、文化、安全等需要而产生的内向聚合力和外向吸引力。”［1］更有学者从管理学角度、社会心理学视角对国家凝聚力进行了界定。

　　笔者认为，国家凝聚力指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积淀形成的向心力和聚合力，是促进国家和民族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是不同政党、民族、利益集团、阶层和社会组织等，在相同的利益目标、理想信仰、核心价值基础上产生的内聚力。这种力量的强弱与国家和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人民对国家精神、民族文化、社会意识认同程度的高低成正比。新时代国家凝聚力是民众为使国家富强文明、世界和谐而产生的团结力量。从国家凝聚力内部构成看，政权是其核心，因而离不开政权、执政、治理等要素。从凝聚力的外部构成因素看，国际社会舆论、团结合作、平等协商是国家凝聚力形成的重要条件。国家凝聚力的产生和形成取决于国民对本国主流价值观的自觉认同和对国际强权政治的极力反对，对本民族同胞的情感认同和对党委政府高度认可的心理依赖⑤。在国家满足其物质、政治、文化、道德、安全等需要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内向聚合力和外向吸引力（它足以抵消来自内部及外部任何方面的破坏力或离散力）。这种聚合力和吸引力更多表现为人民群众之间、政党和人民之间在国家意识和国家责任基础上产生的情感持久力和道义认同力⑥。国家作为社会共同体，其情感纽带的维系和道义的认同，不是呈直线形而是呈波浪形或螺旋形上升的。只有不断满足不同群体的现实利益需要、情感需要和心理需要，这种凝聚力才会得到维持和提升。

　　一个群体能不能产生凝聚力，其根源在于能不能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而凝聚力的强弱则取决于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程度。这个程度既包括满足的数量，也包括满足的质量，还包括满足的种类。旧的需要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需要。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在多种需要中，是有主次和先后之分的。如果群体或个体得到满足的不是主要需要，而是次要需要；不是直接需要，而是间接需要；不是最迫切的需要，而是可有可无的需要，就不利于凝聚力的形成。如果一个国家贫富悬殊且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社会治安紊乱导致部分民众安全问题难以保障，势必影响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满足，最终导致国家凝聚力下降。文化需要主要指消费者在消费物品与享受服务过程中，对精神满足的诉求。从文化需要方面来看，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直接影响到群体组织凝聚力的形成，进而关涉国家凝聚力的生成。

　　不同的民族、区域、群体阶层、民间组织、社会公众的多种文化消费与需求满足，是国家凝聚力生成的重要源泉。纵观历史，凡不注重绝大多数民众文化需求的，国家凝聚力都不强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把对民众文化需求的满足作为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科技创新、教育发展、文艺汇演、休闲娱乐、乡村旅游等，大大满足了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无疑会大大提高国家凝聚力。民众的文化需要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会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产生更多需要。旧的需要满足后，新的需要就会萌生。国家行为必须反映民众不断变化的文化需求，必须不断提升满足民众文化需要的能力和水平。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文化需要都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正确利益诉求，并与本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水平、正确的政治道德方向和整个社会主流诉求相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筑牢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文化根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也对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民众在文化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民众的文化需要相应地会有量的增加与质的提升，民众对文化也会产生新的需要。要更好满足民众在文化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应当了解其文化需要的走向与趋势。民众对于文化的需要，推动了文化不断进行改革与创新，促使国家凝聚力不断得以增强。

　　文化认同是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对文化承载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的亲和与归属态度，是对文化传播的语言符号、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具象景观等外在形式背后的思维特质、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的承认、认可、赞同，在此基础上产生“情感归属”，进而获得“理性自觉”的心理过程。文化认同某种程度上是文化软实力得以生发的心理基础，可以说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只有当全社会成员对本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强烈认同，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才能团结起来为整个民族的发展努力奋斗。如果没有足够的文化认同作为支撑，中华民族很难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伟大复兴，国家就难以整合各种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引领力⑦。这种认同主要包括对家庭文化的认同、地域文化的认同和国家文化的认同。

　　其一，家庭文化认同与国家凝聚力。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组合起来的社会生活单位，是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组织。家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家庭是指由一夫一妻制构成的社会单元，广义的家庭则泛化为家族。换言之，狭义的家庭是指基于婚姻关系、亲子两代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细胞，这样的家庭由一对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组成。广义的家庭是指具有共同的祖先、血缘，或具有姻亲关系、养育关系的人所组成的亲属团体，这样的家庭不但包括婚姻关系、亲子关系，还包括由婚姻关系连接起来的较大范围的亲属关系。通过婚姻，夫妻一方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血亲同时成为配偶一方的亲属。如此，广义的家庭成员包括夫妻及各方亲属成员，这种婚姻与血缘等要素成为家庭或家族凝聚的基础。

　　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得益于家庭成员良好的文化素质和品质。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每个人都与家庭有关，这个群体间的人际关系是最亲密的，是亲情与血缘的综合。除此之外，家庭成员间还有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各种关系。这个群体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从物质到精神，从生产到消费，几乎无所不包，这是其他社会群体所不能满足的。这个群体对于人的影响最早、最大、最深，个体的成长与发展都留有家庭的烙印。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要求比其他任何群体都迫切。家庭往往是人们思想、行动上的出发点和归宿，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妻以夫贵、夫以妻荣、光宗耀祖等观点，也是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的体现。“家庭”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对个体来说更是存在于思想意识中的一种认同，很多家庭的变故和问题都与家庭文化认同有关。

　　家庭健康与可持续发展是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石。家庭所拥有的经济、生育、教育、抚养与赡养等功能，为社会的良性运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家庭是社会最基本、最核心的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也是人们最重要的精神家园。家庭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基础，更是人文精神实践与展现的空间。以“爱”为原则连接“家庭”关系的身份认同是家庭成员的自然需求，也是建立完整人格不可或缺的一环。爱家庭与爱国家是紧密相连的，家国天下的情怀历来是中华儿女的宝贵精神财富。无数的“家庭”建构起了社会实体和关系系统，人们在互动和沟通的实践中培养了情感，这种情感在一定条件下便升华为爱国主义情怀。

　　其二，地域文化认同与国家凝聚力。这里的地域文化主要指与基层广大群众生产和生活实践紧密相连，具有地域、民族或群体特征，并对社会群体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的总称。不同地域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影响着地域文化的历史形成，这种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对国家凝聚力的形成会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表现在对地域语言的认同。不同地域语言存在差异，虽然国家要求尽量用普通话交流，但是对于基层老百姓来说，方言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更适合他们。方言是在历史进程中经过较长时间形成的，在增进当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方面，比普通话的效果更好。这种同乡语言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当地的文化认同度与社会凝聚力。当然，为了更好地进行语言交流，在全国大力推行普通话，对增强国家凝聚力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其次，表现在对地域饮食文化的认同。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千差万别，一般来讲，人们大都喜欢家乡的饮食习惯，离开故土后总是眷恋家乡的饭菜。这种对地域饮食文化的认同，对于增进地域成员情感和地域凝聚力具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也促进了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推进了国家凝聚力的形成。最后，表现在不同民族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少数民族成员大多能歌善舞，民族文化艺术丰富多彩、民族风俗习惯也各不相同，这种民俗文化具有明显的社会性色彩。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对增进民族共同体意识起着重要作用。

　　其三，国家文化认同与国家凝聚力。这里的国家文化主要从狭义层面理解，基本指国家制度文化、组织文化、政治文化和行政文化等方面，它主导全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并通过国家理想、国家信仰、国家道德、国家精神、政党形象、民主程度、公平正义和国际地位等方面显现出来。国家文化认同体现在对国家情感和心理上的认可程度。国家认同不仅是认同自己作为中国公民的身份，更重要的是认同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政策制度的合理安排与执行效果，还要认同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价值追求。行政文化、组织文化必须体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共同富裕的践行，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民众的灵魂，增强各族人民和群众团体的价值认同并达成社会共识，使国家凝聚力不断增强。要不断强化民众对国家政权和国家领土主权的高度维护，培养各族人民对国家政治体系和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推动国家凝聚力的形成。

　　其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力增强国家凝聚力。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是治国理政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价值观，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凝聚力才会不断增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要始终坚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二是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党员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要为维护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条件，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不断创造人民向往的美好生活。三是将科学的执政理念体现在行政制度和具体规范之中。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引领力，就必须依靠科学的制度规范，才能确保为人民服务并形成长效机制。要善于总结群众工作中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形成规范的制度，让价值引领力充分彰现，从而增强国家凝聚力。

　　其二，文化内生渗透力与传播力增强国家凝聚力。文化内生渗透力是指文化因其普遍性而遍布于社会系统、主体意识，成为社会系统和主体意识的固有内容，并对社会系统和主体意识产生内在影响和作用⑧。人们借助文化符号系统进行沟通、交流和互动，通过文化传播继承和发展原有的文化，通过教育方式将文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支配人们头脑中的文化、知识和观念影响人们的言行。主流文化的内生渗透力越强，人们的爱国报国言行就表现越明显。文化的内生渗透力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影响力，以及知识文化通过个体内化和团队学习改变人们思维观念和模式的文化自觉度。主流文化内生渗透力越强，在增强国家凝聚力方面的效果就越好。

　　文化传播是利用一定的传播媒介扩散或输出文化意义的活动和过程，它主要由文化传播者、特定意义体系、一定符号系统、专门媒介和文化传播对象等五大要素组成。其中，文化传播者是实施文化传播活动的主体；特定意义体系是文化传播者所传播的内容；一定符号系统是文化意义体系的载体，与特定意义体系一起构成文化传播活动的客体；专门媒介是文化传播活动赖以进行的手段，它使文化传播活动越来越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文化传播对象是文化传播者试图施加影响的受众，是特定意义体系的预期接受者，他们可以是某种共同体内部的受众，也可以是其他共同体的受众⑨。

　　随着科技的发展，信息的传播方式也不断变革。特别是伴随着各类新媒体技术快速崛起，信息的传播环境发生巨变，在此背景下，作为人类文化传播的必要手段，其进步与应用也不断地优化着文化的传播途径。新的媒体技术不断变革，重塑着人们的信息获取渠道、方式和认知结构，并因自身的强大传播力、聚合力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化体系，形成了具有互动性、整合性、草根性、个性化、社群化等特征的新媒体文化，衍生出了微文化、指尖文化等新文化形态⑩。文化传播方式、手段和技术的变革，势必会对增强国家凝聚力产生重大影响。

　　其三，文化创新力与竞争力增强国家凝聚力。文化是否具有创造力与创新力，是判断文化软实力大与小、强与弱的重要依据与尺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文化创新的直接体现。如果说文化只是整合与优化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文化资源与文化基础的话，那么文化创新则是变革与创新文化软实力的实质性内容。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只有借助于文化创新，文化软实力建设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文化的创造力与创新力是文化软实力中最为活跃的成分与最具活力、生命力的元素。因此，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我们必须十分重视文化的创造力与创新力的培育，只有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高度重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才会蓬勃向上。事实证明：文化的创造力与创新力越强，国家凝聚力就越强；文化的创造力与创新力越弱，国家凝聚力就越弱，两者是一种正向的关系。

　　概括地说，所谓文化竞争力就是各种文化因素在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所产生的导向力、鼓舞力和推动力。主要表现为：一是文化创新能力。同其他领域的创新相比，文化创新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是文化的生命，文化产品有无竞争力主要取决于文化创新。二是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文化产业的兴起，把科技、市场和文化结合在一起，赋予文化新的发展形态。文化产业的竞争越来越多地表现为科技实力竞争。三是高素质的人才。无论是推动文化创新，还是应用高新技术发展文化产业，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只有具有竞争力的文化，才能有效占领国际文化市场，赢得国际消费者的青睐，最终发挥其国际影响力。因此，增强文化竞争力是提高国家凝聚力的前提和基础。

　　国家文化软实力体现在一个国家通过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文化事业的服务力、国家形象的亲和力、国际文化的引领力和文化产业的竞争力等方面，传递与表达出来的认同力和影响力，精神文化是文化软实力内容的核心部分。文化软实力的内容主要包括：价值观念层面的文化软实力，科教文艺层面的文化软实力，制度规范层面的文化软实力，文化产业层面的文化软实力。新时代国家凝聚力主要由政治凝聚力、文化凝聚力、价值凝聚力、安全凝聚力、物质凝聚力五方面内容构成。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软实力与文化凝聚力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上新时代文化软实力中“文化”的内涵远远大于文化凝聚力中“文化”的内涵。国家凝聚力的强弱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强大以文化兴盛为重要支撑，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软实力通过提升综合国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强国家凝聚力。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②郑学刚：《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研究》，中共中央党校201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3页。③刘德定：《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2页。④洪晓楠：《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页。⑤张忠民、张亚玲：《国家凝聚力的构成及其矛盾张力探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1期。⑥刘学谦、何新生等著：《国家凝聚力理论与实证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⑦刘学谦、刘玉成、何新生：《当代中国国家凝聚力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版，第16页。⑧马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文化动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4页。⑨魏明：《全球信息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70页。⑩王昊：《新媒体时代文化传播力提升路径与对策研究》，《人文天下》2019年第2期。

　　［1］刘学谦，周志田，杨多贵.国家凝聚力理论与演化轨迹分析［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11）：120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