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化之肉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壮大，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也形成了独特的面貌。不过，我们文明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也曾遭遇危机甚至挫折。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华文明迎来了空前的大挑战、大变革。中华民族的近代遭际，是否表示拥有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已经衰老没落？面对挫折，中华文明是否只有放弃自我、蜕变为其他文明形态，才有在当今世界继续生存的资格和希望？今日中华民族又能否担负起古老文明赓续更新的责任？这些问题困扰着也激励着近代以来的一代代中国人，不断去思考、探寻、开辟中华文明固本开新、永驻风华的大道。

　　以往，我们常把中国的近代遭遇和现代化进程简单归为“西方冲击”的结果，但若从长时段审视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文明的诸多内在特性不但延续到了近现代，更成为近现代中国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因。最典型的，中国庞大的农业经济规模和深厚的农耕文明传统，就直接决定了中国革命采取“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然性。再如，自古以来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孕育了湖湘、岭南、江浙等风格不同的思想和学术流派。他们或主张经世致用，或强调变革维新，或擅长学理考论，其学风绵延直到近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就都深受湖湘学派“经国救世”“匡时济民”思想的影响。康有为发起戊戌变法，最初也是通过发表《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以“今、古文经学之争”这一儒学千年公案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正是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在近代培养和塑造了一大批思想家和实干家，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作出了巨大贡献。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在近代前夜的发展也富有成果。“大一统”思想得到不断的传承推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愈发深化，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和多元一体民族格局进一步巩固，今日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也就此奠定。明清时期的中国，传统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态达到高峰。尽管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但如外戚权臣、门阀贵族、藩镇割据等，曾经严重危害国家政治稳定的因素都已大为弱化，国家行政体系和治理行为的集中化、理性化、科层化，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和典型特征，在世界范围内都达到空前水平。对此，欧洲人历史上曾是高度赞赏甚至倾慕的。18世纪法国思想家魁奈曾说：“中国的先进性在于，中国不存在欧洲社会那种意义的阶级分野，没有世袭贵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是可以变动的，一个人的功绩和才能是他可能获得显赫地位的唯一标准。”另一位学者霍尔巴赫则认为：“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其所征服。”

　　中华文明始终保有开放的胸怀。中国与亚、非、欧各洲众多国家的海陆贸易都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局面，瓷器、丝绸、茶叶等中国特产行销世界。仅从考古资料看，明代正德年间的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推测文物（以瓷器为主）数量超过10万件。明代中叶以后，欧洲国家也开始大量参与对华贸易。1745年返程的瑞典商船“哥德堡”号，在广州购买了大约700吨货物，其中就有约50万到70万件瓷器。对于海外贸易，中国人是开放而灵活的。当时，中国商人从景德镇采购白瓷，再在广州绘上欧洲人喜好的艳丽图案，或者西洋人物、欧陆风景，形成独特的“广彩瓷”，以满足来自“西洋”的需求。福建的德化窑甚至可以烧制亚当夏娃的瓷像以供外销。凡此种种，都为将来中华文明以更加包容与和平的姿态拥抱世界，打下了根基。

　　由此可见，发展到近代前夜的中华文明，其规模和成就仍在继续扩大。尽管传统国家存在着诸多深层次问题，但中华文明的形态特征、生命活性和发展潜力等并未根本削弱。虽然后来中国所遭受的外来侵略和冲击，已经远远超出一个文明体在稳定常态下所能承受和化解的范围，但文明长期发展演进所积累的诸多优势，仍为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能够积极应变、转型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而文明的特质也就此得以延续传承。

　　1840年之后，近代中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残酷侵略、掠夺和压榨，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悲惨遭遇，不仅在现实层面带来了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惨痛伤害，还在更广更深的层面，让中华文明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顿挫，陷入“文明蒙尘”的境地，中华文明开始遭受空前的认知冲突和信任危机。

　　对中华文明的质疑与挑战，源自西方。16世纪以来的欧洲思想和艺术领域的“中国热”到18世纪后期尤其是19世纪，便迅速“降温”消散了。此时，通过发展资本主义与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国力增长的欧洲国家逐渐自尊自大。而欧洲文明作为一种一神教（基督教）文明，其一元、排他的思维模式也日益显露，开始通过贬低世界其他民族和文明来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和优越感，其间当然也包括中华文明。当年出使清朝失败的马嘎尔尼回国后声称，中国“至少在过去的150年没有发展和进步，甚至在后退，而我们科技日益前进时，他们和今天的欧洲民族相比较，实际变成了半野蛮人”。对中华文明的贬损还渗透进学术研究中。当时的西方学者不断抛出中国“无哲学”“无历史”“无逻辑”“无艺术”“无城市”“无发展”等观点，以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势话语给中国贴上了“非文明”，甚至“未开化”“蛮族”的标签，成为鄙视与丑化的对象。

　　与此相应，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他们贬损中华文明的说教也传入中国，严重打击了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信心。20世纪初期，“中国野蛮落后”“西方文明先进”的观念在国内极有市场。当时连保守的北洋政府都要建一座“罗马风”的洋楼当国会会场，然后让官僚们戴上高筒礼帽，穿上燕尾服、打领结、挂绶带，粉墨登场，才算是“揖美追欧，旧邦新造”。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有人在宣扬中国“百事不如人”，以至于鲁迅先生要发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追问。

　　所幸的是，打击与贬损之下的中国人并未沉沦，而是进一步发扬我们文明的创新特性，不断迎难而上，通过不断深入学习外来的有益文明成果——特别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来为民族复兴和文明赓续注入新的动力。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过程，更是一个重审古今中西，不断找寻自我、重拾自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先人曾经犹疑、踟蹰，他们或是盲目自信，抱残守缺，一味拒斥；或是用“西学中源”——比如认为西方科技源于《墨子》——来安慰自己；或是执着于“中体西用”，终难冲破藩篱。同是在这个过程中，另一些人也曾迷途、愤激，有人试图靠“全盘西化”追赶“文明”，终不免陷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窘境而归于失败；还有的人，哀民族之不幸，怒国人之不争，奋身“打倒孔家店”，反抗传统糟粕，力图以新文化的建设唤起中华民族的觉悟与血性，虽不免“矫枉过正”，但终于为中华文明的赓续破除迷障、打开新局。

　　所幸的是，每经历一次突进或波折，中国人就更为真切地认清自我。在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之后，尽管中国人对“未来向何处去”尚未形成共识，但坚持国家、文明、文化的主体性，重建中华民族自信心，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

　　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明确主张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传统文化。中国人一方面继承五四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革命的方式涤荡传统中遗留的糟粕，以实现文明再造；同时，又高度重视并深刻理解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坚定维护国家民族的主体地位。正如所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开始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包括了历史传统在内的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正确的革命道路，成功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也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命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文明迎来了崭新的发展篇章。70余年间，中华民族始终本着强烈的主体意识，愈发深入地思考和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源流与方向。随着国家不断发展、民族迈向复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当代中国核心的文明主题，而我们已经并仍在开展的一系列伟大事业，也为这个文明赓续更新的进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新中国持续探索推进现代化进程，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寻得路径。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也是中华文明实现更新、恢复活力的根本途径。面对旧社会留下的“一穷二白”家底，新中国毅然开启了大规模快速现代化的进程。从“一五”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到“两弹一星”横空出世，再到杂交水稻培育成功，国家面貌愈新、根基愈固。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进程更迅猛推进，祖国大地“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中国人“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同时，历史和实践表明，中国的现代化必然是“中国式”的，必须顺应中华文明的发展、体现中华文明的特征。遥想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庆石油大会战，条件之艰苦难以想象：“北风是电扇，大雪当炒面”，住在“干打垒”，“五两保三餐”。可就凭着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铁人精神，新中国的石油工人“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种精神力量，既由社会主义新思想、新制度所激发，显然也根源于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家国一体、坚韧不拔、务实奋斗的人文积淀。正是中华文明这种独特的气质和追求，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新潮”之下的深沉民族底色。

　　在进行物质建设、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不断推进，从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铸就了灵魂。建设新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核心主题。我们党本着高度的文化自觉，不断探索和培育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始终在文化建设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而抓住了人的发展这一文明进步的核心。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新中国的扫盲事业。1949年时，80%的中国人是文盲，而到2021年，中国的文盲率已降至2.67%，这是人类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迹，也是当代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扫盲的过程，不光是“认几个字”那么简单，其中更蕴含着思想道德和价值观的培育。1950年上海一堂工人识字课上，有位工友端详着“工”字说道，“工字不能出头，一出头就要入土”。对此，我们的教员马上作出了另一种解释，“这个工字啊，上面一划是代表天的，下面一划是代表地，当中一竖是代表我们工人，这表示我们工人是顶天立地创造世界的‘大好佬’（方言，指大人物）”。一番话逗得工友们哈哈大笑，识字的积极性更高了，新社会的价值认同也深深植入他们心中。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个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中心，以日益丰富发达的文化资源、服务和产业为依托和表现，全民共享共建的文化局面逐渐形成，中国正向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奋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文明成果不断涌现、程度不断提高。变化的例子，俯拾皆是：新时代，我们的基础建设和制造业突飞猛进。以桥梁建设为例，目前全世界最高的100座桥梁中，超过80%在中国。世界“桥面最高”纪录保持者北盘江第一桥（2016年建成），桥面至江面垂直距离565.4米，相当于200层高楼。我国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坐落在贵州省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有“中国天眼”之美誉，自2020年投入使用以来，已新发现脉冲星超过740颗，是同期国际上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的3倍以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正在持续转型升级，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更蓬勃发展。有研究表明，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50万亿，占GDP比重已超4成。同时，截至2022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约9.21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全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6.4%。在举世瞩目的脱贫攻坚战中，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中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些史无前例、举世罕见的进程和奇迹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重塑着中华文明的面貌。

　　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需要进一步从文明的高度思考当代中国的发展走向和历史使命。正如习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今天，我们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明确定义为中国式现代化，正体现了强烈的中华文明关怀和历史贯通意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正是在中华文明的持续滋养中，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得以沿着自己的道路不断成功推进，而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也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同时，不论就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进程，还是精神文明建设、文化强国建设的特定领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都更为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重大命题的提出，在进一步突显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更为中华文明的赓续更新确立了新的理论指引和思想方法。

　　回顾历史，中华文明在近代曾经遭遇蒙尘的厄运，但这并未阻挡我们的文明巨流奔腾向前，反而激发出新的文明面貌与生机。这种新貌与生机，最终由中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共同实现。正是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中华文明的复兴，也正由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探索推进，使中华文明获得了强大的更新力量。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中华文明的现代赓续发展建立在文明自觉与主体意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上。正如习所说：中华文明“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要走的路。“根深叶茂，本固枝荣”。站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有着愈发强大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在新的文明征途上，更须坚持固本开新，常葆中华文明风华，不断开辟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