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更田的故事2023年6月2日，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出全面深刻阐述，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习创造性提出“第二个结合”，不仅是基于历史、总结过去走过的路作出的重要论断，更是立足现实、着眼未来要走的路提出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深刻理解，坚定笃行。本文尝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能够结合作一些分析探讨。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以及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创新性，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基础。

　　2018年5月4日，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马克思一再告诫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开放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理论品格。所谓“时”，就是客观时代环境，也就是具体实际和历史条件；所谓“进”，就是进步与完善、丰富与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就可以也需要植根于、服务于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同中国的现实实际和历史文化实际也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可以也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与发展，也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2019年5月15日，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习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高度概括和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具有的五大突出特性，其中一个就是突出的创新性。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作为最繁荣最强大的文明体屹立于世。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兼收并蓄所滋养的中华文明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创新性所决定的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基础和前提。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相互融通和彼此契合之处，为二者相结合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

　　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历史观，深刻总结党长期探索的历史经验，深刻探察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遇相识、交织激荡、互动共进的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2019年10月31日，习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2022年10月16日，在党的二十大上，又进一步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系统阐述“第二个结合”，其中第一条就讲“‘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他强调：“‘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

　　习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相互融通、彼此契合的。这就深刻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扎根、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互动共进的内在逻辑，也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提供文化沃土的深层原因，从而大大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层内在关系的认识。

　　习不仅提出了这些重大论断，而且列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融通和契合的一些思想文化元素。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在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深厚历史底蕴时，着重从11个方面提炼和归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思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专门从价值观的角度，概括和列举了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等10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同科学社会主义具有高度契合性的思想精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列举了这样10个重要元素，“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通、彼此契合的论断不是主观臆测，而是在深刻认识和把握二者诸多融通契合之处基础上作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融通和契合的，所以二者相结合是可能的和可行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很快受到了许多苦苦寻找救国救民、振兴中华道路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这些知识分子大多饱读中华传统文化经典，长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有着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和根底，这恰是他们能够学习、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这样的基础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之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发挥了润物无声、用而不知的重要作用。当这些具有中华传统文化根底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投入到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程也便正式开始了。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与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的结合，中国应运而生。

　　中国成立后，领导人民在探索和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创新理论成果又反过来指导新的实践，取得了理论与实践、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特别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产生的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中国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历程和成就，有力地实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而且也能够实现结合。

　　宏观道理如此，微观实例更能说明问题。这里不妨按照党的百年奋斗的四个历史时期，侧重从理论创新的角度，分别举些例子。

　　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于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辩证统一关系的原理，对《汉书》中评价汉代河间献王刘德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句话进行转化和改造，形成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精髓；把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关于认识论和矛盾论的观点，同中国古代哲学中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特别是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福祸相依、否极泰来等观点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里程碑作品《实践论》《矛盾论》；对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对党员的基本要求，批判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格物致知、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个人修养要求，创造性地把“修养”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定概念运用到党性教育和党的思想建设领域，提出了“党性修养”的概念并以之来表达党性锻炼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形成了关于员党性修养的学说。

　　又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深刻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经验，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关系和民主政治的理论观点，创造性地吸收和改造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天下公义、兼容并蓄、集众思广忠益等思想主张，摒弃多党制等旧式的政党制度学说，形成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思想，创立了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主张，与历史上形成的我国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和合一体的格局以及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相结合，明确作出“中国的民族宜合不宜分”的重大判断，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创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和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与讲信修睦、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等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外交理念相结合，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再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以“小康”这一富有中华传统文化意蕴的概念诠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基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体要求，把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关于德法共治、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理念有扬弃地融入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体政策和制度设计中，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与中华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还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结合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历史性变化以及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和开启新征程对发展质量提出的更高要求，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重民、贵民、恤民、爱民、安民、富民、乐民等民本思想主张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相结合，提出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大政治理念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顺应推进新时代理论创新和治国理政各项工作所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现实需要，合理地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政者正也，为政以德”、“守正出奇，通权达变”的治国和处世智慧，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强调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相结合，提出了坚持守正创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临的突出问题出发，批判地继承中华传统“心学”中修心养性、正心明道、知行相资、躬行实践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对员的根本要求相结合，提出修好党性修养这一人的“心学”的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顺天时，量地利”等环境保护的传统思想理念相结合，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张；基于科学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和谐共处”、“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等中华传统外交理念中的有益成分相结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些具体成果，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不断赋予着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拓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文化源泉，使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散发着其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光耀时代的理论光辉。

　　中国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以及在这一历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连同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呈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共同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不能结合的问题提供了答案和注脚。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可以和能够实现结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