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国资产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纵观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统一性始终是主旋律，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植根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具有深厚坚实的文化基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显著特征。“多元”，是指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所组成的民族共同体。这些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社会也各具特点。“一体”，是指各民族的发展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汇聚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这一格局是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早期中华文明就体现出“多元一体”的特征，对此学术界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如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说和“多元一体”模式，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等。

　　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植根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尚书·尧典》记载了帝尧时代“协和万邦”的情境。《尚书·禹贡》记载了大禹治水后，以高山大川、江河湖海为标识，以河川贡道为联结，划分了“九州”，其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天下大一统格局蕴含着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国家观。在治水分州的基础上，《禹贡》又描绘了一套以王畿为中心、由近及远、渐次而成的“五服”体系。夏朝是我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朝代。《左传》对“涂山之会”的记载中说“执玉帛者万国”，体现了周边族群对中原文明的景仰认同。商周时期，“大一统”政治实践萌发。商灭夏后，成汤被尊为共主，管辖范围扩大到周边少数族群地区，通过作册、奠置和作邑等分封众多诸侯。商王国与服属于商的周边方国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周灭商后，周初统治集团吸取历史教训，实施“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通过分封制，西周确立了天子与诸侯的臣属关系，形成了统一的礼治秩序。

　　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分封制遭到破坏。各封国诸侯间互相征伐，纷纷兼并小国，出现了春秋五霸。但周天子仍称王，诸侯国恪守周时旧制。到战国时期，形成了七个大国，各国国君纷纷称王，君主集权制度逐渐形成。在各国征战中，秦始皇一统六合，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采取“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等举措，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促进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秦始皇还向东南、西南、北方边境等地派出大量军队，这些军队后与当地民众通婚，使族群融合的规模和深度进一步加强。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开启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

　　此后，我国各封建王朝多采用秦朝的郡县制，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如两汉、隋唐、两宋、元明清，总体上都属于国家统一时期。其间也有过分裂，有过内乱，但是在国家分裂时期，民族融合加快，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体，为下一轮国家统一酝酿了新的基础。新统一后的国家版图更加辽阔、民族进一步增多、人员更加广泛，呈现螺旋式发展态势。更重要的是，即使分裂时期，割据一方的统治者也以国家统一为目标。我国历史上曾出现多民族王朝并立的时期，即使在这样的时期，中华文明依然表现出突出的统一性，大一统思想依然在发挥作用。随着此起彼伏的战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文化的广泛交流与传播，各民族融合的步伐加快，各地文化融为一体的内聚性在发展。各并立的王朝都以正统自居，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这表明，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逐步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向内凝聚的结果使中华文明呈现出突出的统一性。

　　“大一统”是贯穿中国历史政治格局和思想文化的一条主线。西周建立后，为维系一统秩序，重视宣传和强化一统观念。周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天下观念，认为天子是代表天统治天下的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西周的天下观念，已包含了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萌芽。“中国”概念也在这一时期形成。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记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人建都洛邑，称之为“中国”，就包含有从地理、政治、文化上统摄四方的一统意识。周文化在向华夏各地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齐文化、鲁文化、晋文化、楚文化、燕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这些地域文化既融入大量的周文化要素，又各具特色。

　　至晚到东周时期，炎帝、黄帝已被诸夏尊奉为先祖。《国语·周语》记载，周灵王太子晋提到一些诸侯国“皆黄、炎之后也”。春秋战国时期，各族群人员往来、经济交流等形式的融合达到历史新高峰，无休止的战争、兼并也使社会精英意识到唯有统一才能促进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安定。“大一统”的理念成为社会的期盼和精英的理想。如《春秋公羊传》所言，“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又如荀子说，倘若能“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就能建立一个太平世界。孟子则直接指出，天下将“定于一”。思想家们的主张反映了民众的共同愿望，就是建立一个统一且稳定的中央政权。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接受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以儒家思想取代黄老之术。董仲舒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到汉宣帝时，王吉又提出进行移风易俗的教化工作，使整个天下政令法规贯通。因此，《汉书·王吉传》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个“大一统”理念推动统一局面的形成发展。

　　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华夷之辨、华夷一统两种观念，但自先秦基本形成文化认同高于血缘认同的认识后，“华夷一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各朝统治者积极推动华夷一家、认同华夏文化。如唐太宗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又如晚唐时期沙陀人内迁至代北后，重视对汉文化的认同，改用汉姓、与汉族人通婚。元朝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定国号为“元”，乃“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清朝很重视民族的团结，并根据各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管理体制，较好地处理了民族关系。

　　习指出：“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儒家“大一统”思想倡导的“家国天下”情怀是凝聚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石。这种熔铸在血脉里的家国情怀，是贯穿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条重要脉络。如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大学》进一步引申出“修齐治平”的说法。汉代以后，基于这些重要思想而形成的家国同构秩序，成为历代王朝奉行不悖的治理模式。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家国情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有助于维护国家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汪谦干，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