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我2024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上海主会场活动今天在黄浦江畔的世博会博物馆举行。

　　举世瞩目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为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众多遗产，世博会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在国际博物馆日前夕，澎湃新闻走进世博会博物馆，与调到世博会博物馆正好整整一年的世博会博物馆馆长刘文涛进行了对话。

　　这位有着中国三家一流博物馆任职履历的馆长，畅谈了她心目中的博物馆展览、教育与研究，以及这一年来世博馆的成长和转型。

　　“一个博物馆最重要的产品还是展览，世博会博物馆在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努力成为浦江之滨一座富有标识度的文化地标。我们这样的博物馆，能够站在上海看世界，这就是我们的优势。”刘文涛说。

　　2017年5月，世博会博物馆落成于上海的浦江之滨，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唯一全面展示世博会专题的博物馆，也是国际展览局唯一官方博物馆和官方文献中心，它记录了中国2010上海世博会的盛况，也向世人展示了自1851年以来，世界范围历届世博会为推动近代人类进步所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被称为“承载欢乐记忆的容器”。

　　后世博时代，作为一家年轻的成长型博物馆，世博馆也在探索自己的发展路径，努力成为浦江之滨一座富有标识度的文化地标。与中华艺术宫隔江相望，面向黄浦江极具张力的建筑，充足的草坪与户外空间，讲述世博会历史且呈现开放式结尾的常设展，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座国际合作建馆的背景、以世博会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年轻的队伍……很少有哪家博物馆同时汇聚如此得天独厚的优势和难以忽视的资源短板，亦如它充满张力、异形的建筑体外观——云与河谷、历史与未来的强烈碰撞。

　　在南京博物院工作过15年，担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在故宫博物院挂职1年，任院长助理，去台北故宫博物院访问两个月，全面深入了解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运营模式，再到上海博物馆任副馆长3年……刘文涛在中国最一流的几家博物馆都转过一圈，身上也留下了中国老文博人的烙印。和澎湃新闻记者聊天时，可以感受到她的大气温婉，笃定从容，讲话声音温柔中透着自信，她说正在筹划的展览已经到了2027年 ……在世博馆整整一年，世博会博物馆的名声耳目所见，确乎是越来越响，很多观众专门为看展来到世博馆，正如小红书上一位博主所写的，“被严重低估的世博会博物馆，以前也去看过几次展览，质量比较参差，久而久之就没再关注了。没想到近期的几个展览刷新了我的印象！”

　　“我原来任职的都是中国资源性的大馆，但是世博会博物馆让我对于中国博物馆的多样性有了更深的理解。它很特殊，来自于国际合作，它也很年轻，但正因为年轻，它有很多的可能性。”刘文涛说。

　　“你们可以来我们的‘云厅’和世博咖啡厅感受一下，浦江沿岸，对岸是中华艺术宫，站在这里可以看舟船往来，想象当年世博会举办时黄浦江两岸的盛况。”刘文涛始终认为世博馆的建筑空间及其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是他们得天独厚的优势。“最近我们都在花力气整饬室外的草坪，我们要把2.7万平方米的绿地都敞开，让参观的观众可以坐在上面，享受这片绿地，创造人与自然亲近的机会。”

　　“博物馆是怎样的空间，就会吸引怎样的观众。”刘文涛希望，世博会博物馆通过两三年的塑造，可以有比较清晰的受众画像，有一定的观众黏性。“持续高质量的以展览为核心的文化产品、具有博物馆属性的文化休闲场所塑造、充满活力的公园型博物馆……”

　　澎湃新闻：到今年5月份，您调任世博会博物馆刚好满1年，谈谈您的心路变化。应该说您在博物馆的工作履历是非常丰富的，从南博、故宫、上博，再到如今的世博会博物馆，在这些知名博物馆的工作经历对您在世博会博物馆的工作带来何种启发？

　　刘文涛：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20年博物馆职业生涯，正好处于中国博物馆事业快速上升的时期，时代给了我成长和发展的机会。我原来任职的都是中国优秀的大型博物馆，也是资源性的大馆，在南京博物院工作15年，又去故宫博物院挂职了1年，在上海博物馆工作了3年，对于这类大型博物馆的优势我是比较了解也觉得理所当然：悠久的历史传承，扎实的学术积累，丰富优质的馆藏，配备齐全的梯队化的专业队伍，如果有想做事、能做事的领导，在当前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与旺盛的社会需求下，就会出现很火的现象。到世博会博物馆任职后，使我对中国博物馆的多样性有了更深的理解。因为只有真正成为这家博物馆的带头人，主持与操作推动一个个项目时，才会发现它和那些资源性大馆有很多不同，优势资源并不是理所当然地拥有。

　　澎湃新闻：这会给你工作的开展带来一些困难么？因为你没有过去熟悉的经验可循了，现在更多地会面临一些创新、开拓、破局？

　　刘文涛：就这种体量的博物馆管理来讲，我觉得还好。因为之前的任职经历使我对博物馆所有的业务流程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对行业的高标准以及可能的路径也很清楚。比如在南京博物院15年，完整地经历了南博改扩建全过程并参与改扩建后全新运营模式的构建。分管典藏、古代艺术研究、展览、教育开放等工作，这种链条式的业务分管，使我对于各环节的职责边界与需求有清晰的认知；2020年到上博之后，牵头东馆展陈工作，投入到这样一个优秀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基本陈列生产过程，体会又是不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也学习到很多。

　　2016年在故宫的挂职经历对我来说很特别，我到故宫后写过一篇文章叫《换个角度看故宫》，原来去故宫，要么是作为游客，要么是出差，看故宫的视角和大家都是一样的，唯有当我成为故宫的一员，有幸做了院长助理，我才了解到它背后的生产运作机制和布局与方向，明白故宫“何以故宫”。挂职期间，我还跟着单霁翔院长成为中国南海博物馆建设的专家组4位成员之一，也看到中国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博物馆在一年时间内，从挖下第一锹土，到建成向公众开放，这个速度，真是体会到“一切皆有可能”，这些都是很难得的经历。到世博会博物馆后，我要做的是和团队一起，探索并实施符合这个馆特色的发展路径。

　　澎湃新闻：你履历那么丰富，中国最一流博物馆的履历，所以由你来牵头运营管理世博会博物馆，履新这一年来都有哪些规划构想？

　　刘文涛：到世博会博物馆后，首先是调研，与团队充分沟通，在发展观念上达成共识。我们博物馆的人不多，但各有自己的强项，有些很优秀，是上海世博会的干将，但他们面临着从世博会到世博会博物馆的转型过程。我希望通过沟通，能与团队在发展理念上达成共识，同频共振，这样后面做事就比较容易推进。其次，既要看到自己的短板，也要充分发掘自己的长项。中国大多数以文物为主的文史类博物馆的资源优势我们不具备，但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优势，比如国际属性，作为国际展览局的唯一官方博物馆，在很多文化机构在寻求走出去的路径的时候，我们天然就具备这种优势。我们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共建理事会，外方的理事成员，来自国际展览局、哈佛大学、日本世博会等等，我们已成功参加了包括韩国丽水、哈萨克斯坦、意大利米兰、迪拜世博会，明年还将参展日本大阪世博会。这都是我们充分发挥民间交流作用的有利平台。还比如，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区位和建筑优势。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在黄浦滨江沿线万平米的室外绿地空间，建筑本身充满了张力，充满未来感。这么好的地方，一定要利用起来，发挥它们最大的效应，让它充满活力。所以我们要发掘国际资源与地理区位等优势，加强馆内外、业内外、国内外联动，提升认知度、传播度、美誉度，培育更有力量的团队，推出更受欢迎的文化产品，塑造更优秀的品牌形象，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公共文化综合体。

　　澎湃新闻：你提到说世博会博物馆是一座年轻的博物馆，有很多可能性，能给公众勾勒下大致会有哪些可能性？或者说你觉得世博会博物馆应该有怎样的气质。

　　刘文涛：如果说气质的话，我想象中，它应该是年轻、时尚有活力的。可能性很多，我觉得它应该更有方向感，成为有活力的公共文化综合体。为什么强调是综合体呢？博物馆是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我们又来源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上海世博会，分析我们的优势与劣势，以及国际化大都市下的社会需求，我们可以致力于打造引领未来美好生活的公共文化空间，可以强化它的文化休闲功能。所以我们的公共空间也做成泛展陈空间，室外也要为休闲创造条件；最近我们都在花力气整饬室外的草坪，我们要把2.7万平方米的绿地都敞开，让参观的观众可以坐在绿地上，享受这片绿地，创造人与自然亲近的机会，做“公园型博物馆”。我们想做儿童型友好博物馆，近期我们还在计划把原来利用率不高的空置充分利用，打造一个儿童绘本阅览室。也正在跟高校学生团队切磋，探讨把类似轻型的戏剧带到公共空间的可能，这样家长带孩子过来就很省心，可以看书，可以看展，也可以去草地上发呆、晒太阳……

　　我常跟馆里的同事说，我们博物馆是怎样一个空间，就会吸引怎样的观众。对于观众的预期，我们一方面希望有量上的增加。去年我们共接待观众量92万，跟疫情前2019年的44万相比已经翻了一倍。除了观众量，其次还希望吸引目标观众，比如亲子家庭、时尚的年轻人等，这就需要我们能够提供优秀的文化产品，包括空间营造，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属于这个空间的，跟我们调性是相合的。

　　澎湃新闻：近年来，世博会博物馆非常重视国际交流展览，相继推出“璀璨万象——英国V&A博物馆珍藏吉尔伯特精品展”、“粹美东方——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日本文物展”、“洋瓷与华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广珐琅特展”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聚焦中西交流和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你们是基于何种理念策划不同的展览？未来还有哪些展览计划？

　　刘文涛：博物馆最重要的文化产品还是展览。上海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拥有眼光挑剔、素质比较高的观众群，这些观众只要有好的文化产品就会形成热度。我们正在展的“洋瓷与华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广珐琅特展”最近在小红书上挺火，受到好评很多，用小红书的多半都是年轻人，我感觉这挺好，因为当我们持续不断地输出水准在线的展览之后，就会成为观众愿意去打卡参观的清单。

　　我们计划做什么样的展览？我们也在厘清品牌发展定位。以展览为例，拟围绕“汇融·世界”“设计·世界”“博览·世界”三大主题，打造特色临展体系。中西融合一直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办展方向，比如我们从去年到今年做的三个重要展览都立足于跨文化表达。“璀璨万象——英国V&A博物馆珍藏吉尔伯特精品展”主要展示V&A博物馆藏金银器；“粹美东方——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日本文物展”是从生活美学角度解读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日本文物；“洋瓷与华彩——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广珐琅特展”呈现中西文化的交融。世博馆本身具有促进国际交流的使命，可以说是基因决定，我们的展览不应该只着眼于“世博会”，而是要发扬“世博精神”，“世博精神”注重全球文化的一汇聚交流与共享。

　　其次是举办设计类的展览。世博会从诞生之日起就促进了全球设计理念的变化，无论是在建筑、工艺还是时尚方面。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首届世博会就催生了世界上最知名且领先的艺术和设计博物馆维多利亚与艾尔伯特博物馆（V&A），所以我们跟V&A的合作也会继续，设计类的展览也会继续做。

　　第三就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世博会，这也是跟我们世博会博物馆的定位和职责息息相关的一大领域。

　　当下，各种数字类的展览也越来越多地走进公众的视野，科技与艺术紧密结合，焕发一种独特的魅力，当前我们正在展的“一梦华胥——中国皮影光影艺术展”就是这种展览。

　　澎湃新闻：你提到世博会博物馆的展览已经规划到2027年，可以提前剧透么？

　　刘文涛：跨文化交流展一直是我们的办展方向，所以我们比较关注国际上比较符合这类主题的展览。我们跟巴黎博物馆联盟有在接洽中，明年可能会推一个比较重磅的设计类展览。我们正在谈一个跟时尚相关的展览档期排到了2027年。今年下半年，我们会跟安徽博物院合作举办“潘玉良大展”，这个展览我们主要想挖掘她和上海的关系，她是第一个从上海走出来登上国际舞台的女性艺术家。

　　澎湃新闻：展览之外，我们如何推进馆藏和学术交流？世博会博物馆的馆藏是不是以世博会遗留下的捐赠品、世博相关的档案文献收藏为主？

　　刘文涛：我们馆收藏了自1851年英国伦敦世博会至未来各届世博会的相关藏品。藏品数量近2万件，除按照世博会届次分类外，还根据各类藏品在世博会这一历史事件中的用途分为文献宣传品、证章、书画、生活用具、工艺装饰品、建筑部件、交通运输工具等15类。我们馆也常年征集世博藏品及文献。

　　关于藏品征集，能够征集历届世博会展品，这当然是好的，相当于为未来留下记忆，但世博展品涉及门类广，且分散在全球，如果特别着力去收藏，也要考虑实际的操作难易。我想，如果能有机会去征集当年的世博会影像，让这些影像成为一个最丰富最全面的体系，也不失为一个方向。

　　此外，世博会博物馆作为国际展览局授权的唯一官方文献研究中心，我们也不断在全球范围内收集世博档案文献资料，从事与世博会发展相关的研究和文献记录。我们希望搭建世博专业信息服务平台，请全球有能力的专家学者进入这个平台，这也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

　　澎湃新闻：近年来，世博会博物馆举办了很多文物艺术类的展览，就像你之前所提到的，你们并不具备这方面的馆藏资源优势，如何弥补在馆藏方面的局限性与不足呢？否则只能一直倚赖合作办展为主的路径，会不会有一些自己原创性的展览？

　　刘文涛：首先我们原创性的展览可以做，也做过。馆藏确实不是我们的优势，但博物馆它本身是一个信息的生发地，我们在向观众介绍世界文化时，可以并不真正拥有这些文化的承载物，不为所有但为所用，我们想做的是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观众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感受世界文化的多元。历届世博会终究也都是一个平台，半年后终究有落幕的时刻，但这半年间它所散发出的光芒，对未来生活的启示，是很有意义的存在。中国博物馆的常设展里，很少有国际视野，但世博会博物馆的常设展是在讲述世界。世博馆能够站在“上海看世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着力点。

　　世博馆面临的真正困难并不是在于藏品，而是在于如何激发活力，让所有达到标准的资源在我们的平台上运行，培育我们的黏性观众群，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着力的方向。

　　虽然我是从传统的、资源型大馆出来的，但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不同的资源，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学习与复制的。今天的我比较关注新形态的博物馆或者文化场馆，关注不那么大的馆的成功做法，比如苏州博物馆，比如上海玻璃博物馆，比如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

　　刘文涛：我们展览经费不多。我到馆后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因为博物馆做文化产品的经费要得到一个基本的保障才能发挥场馆的作用。没有好的展览、好的文化产品，就会慢慢被公众遗忘，也比较难发挥作用。财政也有财政的难处，增加经费的可能性也不太大，所以我就在内部动脑筋，压缩调整其它业务经费，好在大家还是理解的。另外，我们希望每年做些好的项目，用收来的费用，来增强我们的活力与能量。

　　澎湃新闻：5·18国际博物馆日临近，作为一名资深文博人，历经过中国最一流的三家博物馆和一家年轻的成长型博物馆之后，你对中国的博物馆行业有哪些新的认知？

　　刘文涛：我们正处于一个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黄金时代，博物馆人大有作为。2008年免费开放前，很多博物馆还是门可罗雀。那时，南博每年的观众量也就40万左右，而经过10年的发展，已经实现了10倍的增长，达到400万以上，这可以说是中国博物馆发展一个缩影。现在想起来，第一次看到观众排长队时的感受还记忆犹新，2014年，南博改扩建完成后开放的第一个清明节，小雨持续，博物馆门口第一次排起了几百米的长队伍，从老大殿一直到院门口，我一下子非常感动，马上呼叫同事，快来拍照！而现在，这种排长队是一部分博物馆的常态。比如我亲身经历的 2023年上博“从波提切利到梵高”展览，观众的热情可以说排山倒海，持续了整个展期。博物馆人既感到压力巨大也感到无上光荣，这个案例的成功深可研究。

　　现在全国在册博物馆6565座，一票难求、大排长队的博物馆深受瞩目，但不精确估算也许只占总量的百分之一。博物馆的全面、均衡、高质量发展，还有赖那6000座博物馆更好地发挥作用，提高使用效益。可能政府、社会各界在政策、经费、人员方面多添一把柴，它们就有闪光的可能，这是我们要呼吁的。建好并培育好，让公众享受这些公众文化服务机构提供的文化服务，相信是政府也是每一位公众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