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八卦次序图5月9日下午，山东大学报告厅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翘首等待着文坛巨匠、当代著名作家王蒙的到来。

　　90岁的王蒙听力有所下降，但精神矍铄。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讲座里，他深入浅出、侃侃而谈，不见一丝疲态，还时不时妙语频出，与在场同学互动。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这位写过《青春万岁》的老人，也真正做到了永葆青春。

　　这次讲座的主题“传统文化的特色与生命力”，是他近些年潜心研究的领域。王蒙有过很多身份：作家、文化部长、学者……而在这些年里，传统文化专家是他的一大标签，他先后出版了《老子十八讲》《与庄共舞》《写给年轻人的中国智慧》《中华玄机》等著作，还推出王蒙讲《红楼梦》的音视频节目，在新媒体上获得几百万的播放量。

　　如今，“传统文化”已经从故纸堆里的老文物变成了人们口中常见的时髦字眼。传统文化似乎随处可见，可如果要真的从头讲起，却总有“抓不住、摸不着、说不太清楚”的无从捉摸感。王蒙一直在做的，就是把传统文化变成“可说”的文化。

　　关于传统文化，容易有一个误区，即传统文化的载体往往存在于浩如烟海的经典、博物馆的文物展览以及各种各样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王蒙却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这些仅供人们瞻仰的传统文化上，而是关注那些仍然还活着的文化。

　　“它是喜怒哀乐、衣食住行、饮食男女、柴米油盐酱醋茶、阴阳五行八卦。”王蒙说，传统文化其实活在我们的人民、生活、乡土、语言、风俗习惯中，更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换句话说，传统文化虽然听上去遥远，其实未曾真正离开过我们。

　　王蒙认为，相较于基督教文明，或是更早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在于其此岸性。若进一步解释，就是活在当下，关注此生此世。孔子说，“未知生，安知死”；庄子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其实都在说，与其把我们的头脑和智慧寄托在对来世的思考和研究上，不如放在改善今世今生的生活上。

　　这种活在当下的眼光，塑造出中国人积极生活的态度。“我们被教导要珍惜生命，积极生活。我们不应为那些无法证明或解释的问题而苦恼、愤狂或歇斯底里，而应以正常、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王蒙说。

　　在做学问时，中国文化强调要经世致用，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解决实际问题。王蒙特意援引了黑格尔和伏尔泰对孔子的不同态度来说明这一点。黑格尔不喜欢孔子，却对老子有很高的评价，因为他认为孔子说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问题，缺少抽象思维的能力。相反，在那个解释所有问题都要依靠上帝的年代，伏尔泰却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窥见了他的大智慧：用人间的事，证明人间的道，将复杂的事情凝练得简单通达。

　　在对传统文化的透视中，王蒙擅长用极具概括性的字眼提炼自己的理论。正如他认为此岸性、积极性和实践性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三大特性一样，他还总结出中华文化“三尚”，即“尚德”“尚一”“尚化”。对道德的推崇、对整体性的强调和“与时俱化”的眼光，共同涂抹中华文化不同于其他任何文化的色彩，使得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不间断。至于君子的人文精神、中庸的辩证精神和愚公长期苦战精神与抗逆精神，则是自古以来贯穿中国人内在的精神。

　　王蒙谈论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局限于中国的语境自说自话，而是在中外文化的对比中寻找彼此的同与异。中庸往往被视为中国人的专利，王蒙却从国外找到了类似的提法。“连柏拉图这样的人也说过，一条线的中点最美，不偏向这边，也不偏向那边。”他进一步指出，中外对中庸、平衡的强调通往不同的结果。西方政治学中的多元制衡命题就无法移植到人口众多、疆域辽阔的中国，中国的制衡之道更多体现在时间纵轴中，例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盛衰荣辱的变迁。

　　一场信息含量颇丰的讲座结束后，陈露终于等来了提问的机会。她在山东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本科在新疆师范大学读书时便听过王蒙的讲座，现在研究对象也是王蒙。新疆与王蒙，在她的研究维度中，是两个具有强关联度的关键词。

　　“当您经历了历史之变与地理之变后，您在文化心态上有着哪些变与不变，它们在您认识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影响？”她想听听王蒙的回答。

　　这个问题陡然勾起了王蒙记忆深处的一段经历。王蒙在新疆待过16年，这在他的人生中占据了不小的篇幅，他时常用“第二故乡”来形容新疆。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便是根据他在新疆工作生活的经历创作而成的。

　　少有人知的是，从北京移居千里之外的新疆，这一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人生走向的重大选择是在十分钟之内作出的。他后来人生的很多重大选择，几乎都是在极短时间内决定的。王蒙无需费力便回忆起了这段过往，他清楚地记得那是1963年的秋天，当时他已被分配到首都师范大学当老师，然而在一股异常强烈的创作欲望驱使下，他始终难以安心在高校教学。“写作是那么迷人”，去更广阔的天地生活和创作，成了他彼时唯一的执念。

　　当时，新疆、甘肃、江西三地向他抛出了橄榄枝，浪漫、富有异域感且距离最远的新疆，成为他的第一选择。他先是在乌鲁木齐任杂志社编辑，之后又到了伊犁市伊宁县下属的巴彦岱公社二大队，时间已经过去近六十年，他现在仍能熟练地说出这一颇长的名号。

　　去新疆前，王蒙对新疆的想象只停留在书籍和电影中，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异域风情、歌舞蹁跹，令他神往。真正踏上这片土地后，这里的大美风光和风土人情没有辜负他的期待，“每一处每一人每一景都让他感到新奇和雀跃”。面对新疆的大漠孤烟、飞沙走石，王蒙有意或无意地忘却和丢弃大城市的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很快如鱼得水，跟当地人顺利打成一片。北京反而成为地理和心理空间上都遥远的所在。

　　他时常对人调侃，自己在新疆待了16年，“就是去读了个维吾尔语的博士后”。虽是戏谑之语，却也总结得十分恰当和精准。毕竟，学会一门语言，不光是习得语法发音词汇那么简单，想要跟当地人对答如流，没有对当地人语言思维的熟悉，以及对当地文化的深度感知和吸收是难以做到的。正像王蒙说的，“学习语言的关键是熟悉异民族的生活和心灵，就是说要有开放的文化心态”。这16年的时间，王蒙“像海绵一样汲取维吾尔族文化的滋养”，真正贴近了维吾尔族人民的灵魂。

　　后来，王蒙在自传《半生多事》中这样形容这段经历，“半是‘锻炼’，半是漫游；半是脱胎换骨，半是避风韬晦；半是无所事事三不管，被社会也被文明遗忘了的角落遗忘了的某人，半是学习思考如饥似渴如进研究院。”现在看来，这段话其实更加真实地透露出他当时复杂的心态，“大好年华，无悲无喜”。

　　在新疆的16年，他虽然没有公开发表过任何一篇小说，但私下未曾停止过写作。只不过，酝酿的结果要等到很久之后才得以跟世人见面。

　　90岁的王蒙对文学朴素的热爱，依旧和19岁时一样，有用不完的精力和呐喊。

　　怎么走上文学之路？这几乎是每一个作家功成名就之后，读者们最喜欢问的问题。人们好奇，著作等身的作家初次与文学邂逅，会是怎样一番动人的场景？其实，王蒙在自传中也有过描述。读爱伦堡的一篇文章《谈作家的工作》，从如诗如歌的文字中，他感受到了文学创作的美好：如果从事文学创作，就等于整天是创造和灵感。正是通过阅读，王蒙得出结论——文学是真正的永远。文学比事业还要永久。一个想法突然出现，“如果王蒙写一部小说？长篇小说……”那种写作的冲动几乎是本能的，像闪电般照得他目眩神迷。

　　有一定文学积累，还得有独一无二的生活体验。“我一定可以写一部独一无二的书，写从旧社会进入新社会，从少年时期进入青年时期……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永远的万岁青春。”他在自传中回忆起当时的想法。

　　从1953年开始写小说，那一年王蒙19岁，正是青春灿烂、意气风发的时候。一本反映20世纪50年代青年生活的小说《青春万岁》动笔。写完初稿，他连用了几个词形容当时的状态，“眼冒金星、寝食难安、全无把握。”怕手稿丢掉，他把稿子抄写到笔记本上，又买了大量的竖写稿纸，往上誊抄，整整一年才完成。“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青春万岁》的序诗最能说明作者的心迹，写作就是编织这些精彩绝伦的日子，他说那段时间自己体会到写作是人生中真正的精神享受。

　　正是如此顺畅的状态使得王蒙还有余力再写点别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作为王蒙另一部富有时代意义的代表作，发表后引起轰动，几乎改变了他的一生。当时“赞成他的很起劲，反驳他的也很起劲”，既带来了光芒，又夹杂着低潮。连接着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一种情感，几十年间被人们不断地重读、研究，小说的艺术魅力与价值也在不断重构。作家刘绍棠对小说的感情尤深，认为它严酷、认真地忠于生活。“这部作品不仅是王蒙本人创作道路上的一块高耸的里程碑，而且已经是公认的当代文学史上的名作。”文学批评家何西来认为。

　　“尽管人们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评价很高，但是王蒙自己却并不看得那么重。这是他的谦虚，也是他的实事求是，王蒙是个很理智的人。”刘绍棠撰文说。

　　很显然，不管境遇如何变化，都无法撼动王蒙的理想。从新疆回到北京之后，一部部颇有分量的名篇接连面世。1979年，王蒙与夫人崔瑞芳暂住在靠近东华门的北池子招待所。在仅有10平方米的房间里，他相继写下了《步礼》《蝴蝶》《夜的眼》等名篇。重新拿起笔之后，作品在反映生活上触及更深，同时追求在艺术上的推陈出新。《春之声》《风筝飘带》《春堤六桥》《活动变人形》等皆是时代生活的真实反映，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年龄的增长，并未减退一丝激情。在创作上，王蒙一直坚持着极高的产能，永葆青春铸就了文学之路的底色。《这边风景》获奖时，时年81岁的王蒙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获奖年龄最大的作家。2023年，王蒙从事文学创作70周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中篇小说《季老六之梦》。今年，他的新作《蔷薇蔷薇处处开》发表后，立刻引起了文坛热议。

　　王蒙笃信，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刚接触文学时，他认为文学是任何的失意者、赋闲者、热情者、有使命感者……都可以尝试。即便写出了2000多万字的作品，这样的尝试还是停不下来，“不写作，吃肉喝酒都不香。”阅尽千帆回头再看，“文学提供生命的证词，人生的纪念。足足可以了。”他说。

　　学术讲演是王蒙晚年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年要讲多次。刚开始一讲话就容易激动，到最后心跳加速。慢慢地王蒙练出来了，掌握好节奏，调整好呼吸，讲话变成一项有氧运动，让自己心情愉悦。他认为，作家用笔思考，但讲话过程也是思考，不同的是能够及时交流，立即反应。

　　“王蒙是一个知行合一、机敏睿智的大家，是关心后学的长者。”在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座谈会上，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说。除了山东大学，王蒙的足迹遍布国内各大知名高校，场场座无虚席。讲座成为他与当代青年学子对话、与读者交流的一个窗口，话题从中华文化、《红楼梦》到文学乃至人生，侃侃而谈、自信洒脱的一面真实地展现在大众面前。

　　总有年轻人会提问，得到妙语连珠的答案后载兴而归。在山东大学的这场讲座，一位21岁的大学生说，自己正处于王蒙写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年纪，能做什么呢？王蒙对此保持乐观的态度，任何的发明都会引起不安，但人不是机械的。“世界越是机械化，我们越是应该拥有独立的头脑和灵魂。”他说，我们用不着为世界的发展而痛恨机械，不需要深刻的忧患，而是要继续期盼着社会会进步，生活会幸福，幸福会增加。

　　同样，他还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告诉学生们，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学习，学习是能救己的，要活到老，学到老。他回忆第一次去美国时，因为不清楚在哪上飞机，便暗下决心要学一点英语。于是规定自己每天必须背诵30个单词。

　　曾回忆，2012伦敦书展期间，王蒙与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伯尔近两个小时的全程英语对话，十分精彩。他说，王蒙重新捡起英语后，短短三年便实现了无障碍与外国人交流。“从研习现代文学到精通维吾尔语，再到知天命之年开始学习并掌握英文，钻研了解诸多学科，王蒙先生活到老，学到老，用言传身教的方式给年轻人做了榜样。”

　　16年前，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第三部王蒙自传中，王蒙称“九命七羊”，他如此解释：“猫有九条命，狗有九条命，我也有九条命，九条命就是九个世界，东方不亮西方亮，堵了南方有北方。七羊，就是吉祥。”总之，“王蒙永远不会吃瘪”。到现在，文学家王蒙仿佛“逆龄生长”，除了工作安排，每天还在坚持学习更多知识，坚持与时俱进，AI、元宇宙都在涉猎范围内。他说这一生自己有很多爱好，游泳、唱歌听歌、写作、上网、讲演、浇花种树、睡觉。但“第一爱好”永远是写作，在创作上求新求变，探索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