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汪人做公益常常需要闯入“火场”，尽全力调度远近的“水源”，同时还要研判“火势”，防患于未然。

　　拒绝旁观，躬身入局，公益人从痛点中反思，在行动中联合，把自己变成解决问题的变量。在一次次的主动迎击与自我反思中，公益的维度与内涵不断延展，不断走向更加透明、有效的人人向善。

　　2023年，公益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我们梳理了10个值得长期思考的问题，供更多读者交流探讨。

　　立法修法能够充分加强公益慈善顶层设计。我国现行慈善法自2016年施行以来，在保护慈善参与者权益、规范慈善活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背景下，慈善被赋予新的功能定位。

　　但随着慈善事业发展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监管制度机制不完善、一些慈善创新形式缺乏有效规范等新情况新问题，对加强慈善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2022年12月27日，慈善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并针对修订草案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

　　此次慈善法修订草案新增1章21条，修改了47条，回应了不少关键问题：民政部门难以对慈善事业统一调度，因此明确建立慈善工作协调机制；过去不少组织无法被登记认定为慈善组织，这次删除了时间限制；新增“国家鼓励开展慈善国际交流”一条；新增应急慈善专章……目前，慈善法修订草案进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吸引了公益慈善事业相关人士的热忱参与。

　　慈善法修订的重点突破，是促进法律与行政管理之间的配套协同。没有配套措施出台，法律缺乏抓手。同时，我们也应理性看待法律的局限性，任何法律法规都无法面面俱到，需要有组织体系和组织保障。

　　慈善法修订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里程碑事件，对社会都影响深远，如何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值得公益人认真思考。

　　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

　　互联网的飞速普及与发展，让公益筹款模式发生变革。《中国公益慈善数字化发展研究报告》指出，从2017年到2021年，中国每年通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筹集到的善款已经从25.9亿元上升到了100亿元。

　　腾讯“99公益日”已持续8年，今年有5816万人次参与，总捐款额超过33亿元。但根据方德瑞信今年发布的报告，99公益日今年筹款数据“软着陆”，相比去年有所下降，其中总捐款额下降7%，捐赠人次下降了15%。值得关注的是，腾讯“一花一梦想”主题活动征集和筛选的16个公益梦想，吸引了5954万人次参与，公众参与度再创新高。

　　此外，阿里公益、字节跳动公益、新浪微博等多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纷纷推出相关主题活动。阿里巴巴“95公益周”累计动员2.6亿人次用户、220万商家、40多家国内公益机构参与到公益周的100多个公益活动中；在字节跳动公益发起的“DOU爱公益日”主题活动中，直接参与公益捐赠的用户达186万人次，累计捐赠2945万元；新浪微博开办“人人公益节”，联合百家媒体共同发出“在微博做好事”的倡议。互联网慈善影响力持续升温，各大平台慈善参与方式的开发也影响着整个慈善行业的理念与模式创新，推动慈善事业加快向平民化、大众化发展。

　　互联网筹款平台的多样化、规则复杂化之下，公募基金会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爱德基金会早在2016年就成立了“爱德荟”团队，专攻互联网筹款的痛点；联劝与近300个公益组织合作，提供更多培训赋能的机会和更多发展的空间。

　　作为互联网公益生态建设的佼佼者，腾讯公益开始转换方向，越来越希望调用“远水”，解决公益组织筹资难的“近火”，淡化“配捐主导一切”的思维方式。那么，草根机构还有机会破圈吗？一方面，草根机构自身要在传播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的流量是“金手指”，需要向草根机构倾斜。

　　北京瑞森德社会组织发展中心理事岩松认为，互联网筹款是慈善的手段不是目的，不能把目的和手段弄反了，不然很容易走向自己的反动。互联网筹款中存在制度、监管等方面缺失，慈善组织也有必要加强自律与公信力建设，防微杜渐。

　　公益慈善是一项社会事业，建构正确的认知，对于推动议题改善，达成组织使命至关重要。公益传播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同时，社会组织也面临着专业人才短缺，资源不足，资金短缺等诸多挑战。

　　2023年初，幻方量化公司员工“一只平凡的小猪”个人捐赠1.38亿元，用于乡村教育、职业教育、医疗救助等项目，其捐助项目多是传播影响力大、项目运行稳定的品牌项目。

　　善达网发文认为，此事的启示为：一个是如何打造机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如何打造品牌公益项目。“不传播，无公益”，公益的本质是倡导，是整合更多的社会资源推动某社会问题的解决，“酒好也怕巷子深”，如何做好传播，应该成为公益组织需要考虑的问题了。

　　摆脱“自嗨”，力图“破圈”，这是很多公益人在传播上努力的目标。黎宇琳发现，当下的公益传播在很多时候就像一种科普，需要利用传媒以各种浅显的、通俗易懂的方式、让公众理解、接受某种理念，但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可能三角”，即真实、深刻、有趣，这三者常常是不能同时满足的，你要即真实又深刻，往往就会比较枯燥无味，你想兼顾真实与有趣，又往往会流于肤浅。

　　他建议，借助互联网平台，拉近公众与公益的距离，努力突破传播上的“不可能三角”；不仅要推介公益项目，还得分析背后的社会问题。；公益传播者跨界联合，把不同相关方的影响力集合起来，形成合力。

　　岩松认为，一个合格的公益传播官，要知媒体、懂传播，能够站在媒体的角度换位思考，才能借助公共媒体的优势，提升组织的影响力。“公益传播官是一个需要深耕的岗位，当你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关注行业的变化，组织的战略与业务，不仅要做好手头的工作，更需要终身学习提升，如此也会有更广阔的职业空间。”

　　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慈善事业下沉社区，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方向。在2022年12月《慈善法（修订草案）》中明确提出鼓励发展社区慈善，培育社区慈善组织，支持设立社区基金会、慈善信托，鼓励五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 。

　　2022年，全国多地积极推进社区慈善发展，以社区为轴心，以社区基金会、社区基金等为枢纽，积极开发社区慈善资源，以社区力量解决社区需求，推动基层治理。其中，社区基金会是基层慈善的重要组织形式。截至2022年底，我国社区基金会共有275家，主要分布在浙江省（106家）、上海市（87家）、广东省（37家）等地。因此，2023年，社区慈善将得到持续深入发展，慈善资源将持续向城乡社区聚集，推动建设人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

　　目前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还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首先，整个政社分离与合作的模式的实施空间有限，很多城市的改革仅限于某一个社区或街道范围的尝试，这个空间是很有限的；其次，社会组织的权力获取、资源配置和参与范围有限；再次，“问题解决式”的治理改革模式导致改革动力受行政主导，改革的推动落实十分受限。

　　社会组织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主体，起着激活乡村活力、提供服务供给、培育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社会组织振兴，有效构建社区治理新格局？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要求“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民政部《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专项行动方案（2021-2023）》和《“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都对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做出了具体部署。

　　有调研发现，分布在农村地区乡镇、村两级社会组织问题多。正式组织数量少，资金、人才、沟通、宣传不足，活动不经常、服务能力有限，满足不了村民的多元化服务需求，其发展存在诸多困难。

　　如何反思农村社会组织发展问题？目前，对农村社会组织现状把握不足、对项目开展中的困难估计不足、农村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过程中的冒进情绪严重成为发展难题。湖南女子学院副教授欧阳林舟认为，第一，培育和发展农村社会组织需要充分发挥退休老干部、老教师、老党员、老军人、老模范等“五老”作用，尤其是老干部和返乡青年；第二，以购买服务形式化解社会组织发展资金问题；第三，建设乡镇社会组织管理中心与服务平台，形成畅通的沟通机制；第四，举办社会组织业务培训，传递新的社会组织管理理念、方法与技术；第五，按照社会组织发展规律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忌行政化管理。

　　公益，是一份看似”门槛低”，但实际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技能才能做得好的工作。徐本亮认为，“现在影响中国公益组织发展最大的瓶颈还是人才问题，特别是项目管理人才严重不足。”

　　实际上，一个社会组织强大与否，要看它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增长能力，而这种持续生存发展的能力，需要组织管理者和所有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因此，选对人，用好人、留住人是社会组织永久的工程，也是社会组织人才管理中必须闯过的三道关。

　　在人才主要来源方面，社会组织成为大学生就业的方向之一。2022年7月，民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通知，推动社会组织进一步助力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工作。9月，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介绍，民政部推出一系列“组合拳”，指导各地补齐社区治理和服务短板，筑牢疫情防控社区防线，引导高校毕业生到社区就业创业。北京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副会长陈涛认为，以乡镇（街道）社工站为依托的社区社会工作和其他领域的专项社会工作服务发展很快，有大量需求，不仅面临数量的缺口，还面临结构性不匹配的问题，比如高校教育与行业发展之间的不协调、薪酬待遇方面的滞后等。

　　在公益人才发展方面，社会组织管理者要善于用人留人，为员工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不断打造“个人品牌”，提高专业竞争。北京协作者中心主任李涛说：“对于一个不断发展的组织来说，拥有长期的战略规划、使命愿景和管理机制，只是做好了组织规范化保障这一环。真正推动组织前进的动力，永远是稳定、专业、强有力的人才梯队。所以，比选对人、用好人更重要的，可能是留住人。”

　　腾讯研究院发布的《2021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中将公益数字化定义为，“公益组织和相关方，利用数字化技术和工具，创新公益服务模式，提升公益组织的运营效率，重塑公益事业价值链和协作网络，以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

　　《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22）》指出，“公益数字化”成为年度热点，公益行业与互联网的结合更加紧密，数字化技术得到提升，极大扩展了慈善项目的范围和慈善文化传播的广度。

　　2022年6月，深圳市图鸥公益事业发展中心（NGO2.0）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知识管理研究所联合发布了 。调研样本汇总了1001家机构数据，其中的60%年收入低于50万元，数据显示超过45%的公益组织有数字化规划；近40%的公益组织基本没有预算，36%的公益组织对数字化的投入低于总体预算的3%，这说明了多数基层公益组织推进数字化的痛点——“有心数字化，无钱做预算”。

　　此外，公益数字化的另一面并不意味着放弃弥补“代际鸿沟”。由蚂蚁集团发起的“蓝马甲数字助老公益行动”就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联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发挥志愿者优势走进街道、社区，切实深入到老年群体之中。

　　实际上，公益数字化需要全局观，甚至要再造全流程，属于“全员工程”。公益组织的项目具有“独特性”，普适的数字化建设模型并不存在，每家机构都要探索适合于自己的数字化路径。

　　气候变化危机正在加剧。2022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2010-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年平均排放量处于人类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报告强调，如不立即在所有部门进行深度减排，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就将毫无可能。

　　目前，全球超过130个国家和地区基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了碳中和目标。中国也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减少碳排放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问题。这不仅需要政府多部门协同、企业加大力度革新，也需要社会组织发挥号召、倡导、聚集和建议的功能。

　　但是，据有效慈善中心（CEP）近期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世界各地的慈善领袖都在呼吁人们关注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所关注的问题和社区，但全球基金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仍然十分有限，在资金捐赠、投资实践和对总体效能的认知等方面均有待提高。

　　2021年发布的《CEGA气候适应资助策略报告》指出，环境资助者网络当前项目整体上缺乏对气候变化因素的考量。该报告为改进项目设计提供了一系列建议，如加强对气候变化影响的科学认识、优化国内保护区的规划和布局、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气候调节功能等等。

　　新能源建设如火如荼，社会组织能做哪些方面的工作？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与环境专委会秘书长王卫权认为，新能源与煤电相比，更加清洁、可持续，实际上仍然需要社会组织力量的参与协同。首先，社会组织可以预测中国、全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路线；其次，社会组织可以关注新能源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问题；最后，对于风电和光伏机组退役后，退役的风机叶片和电池组件等处理不当也会带来环境问题，社会组织可以关注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环保议题如何做好公众倡导？2022年，“停止石油运动”（Just Stop Oil）成员陆续向《向日葵》《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干草堆》泼洒番茄酱土豆泥，然而这些激进而又富含恶作剧的做法也引起不少公众的反感，势必增加各大美术馆的安保负担，也不见得能够达到行为艺术者期待的效果。

　　因此，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倡导环境保护议题对于社会组织而言仍然具有不小的挑战。

　　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以“一案三制”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明确了社会力量（包括以基金会、草根组织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在公共突发事件救援救助中的地位，社会组织开始不同程度地参与风险治理。2018年应急管理部成立以来，社会组织参与风险治理已经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体制系统建设的重要部分。

　　2022年6月30日，应急管理部印发《“十四五”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规划》，将社会应急力量纳入国家应急救援体系。此后，多个部门陆续推动社会力量在社会应急中的参与。11月16日，应急管理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完善社会应急力量政策制度及工作机制，引导、统筹社会资源规范参与救灾行动。

　　毫无疑问，社会力量在应急救灾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世界银行的疾病控制优先报告将救灾描述为“效率最低的卫生活动之一”，报告认为 紧急卫生干预要比平时的卫生活动更加昂贵且低效。临时和冲动的情况自然有更高的成本。

　　社会组织如何提高救灾效率，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目前，“基金会+救援队”开始成为一种新的救灾模式：基金会对救援队“软硬”兼施——既输送大量装备，还训练技能；双方不断磨合，相互陪伴、相互赋能，提高应急救援的专业度。

　　此外，灾后重建、防灾减灾问题往往不被公众所重视，筹集的资金量不足以支撑后续工作开展。如何建立救灾长效机制，有效引导企业投入资源，不断提高公众理解，这都是救灾公益未来需要不断探索的方向。

　　《2023年中国公益消费报告》发布，2121位消费者参与了调研，整理了他们对品牌做公益营销的态度。报告数据显示：Z世代（1995-2009年）的女性消费者对“公益消费”议题更为感兴趣；80.20%的消费者会选择购买含有“环境保护效益”“慈善捐赠信息”“社会包容互助”相关宣传的产品或服务；84.63%的消费者在过去一年中至少参与过一次公益消费活动。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消费者对企业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在同质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品牌需要独特的价值主张（Unique Value Proposition）从中脱颖而出。善因营销（Cause-related Marketing）在国内外的众多成功范例证明，它不仅是竞争中，塑造差异性的利器，也能使企业和社会同时受益。

　　2022年6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Jean-Pierre Dubé在芝加哥大学第534届布斯商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中提到：我们已经进入善因营销的时代。

　　MKTforGOOD创始人程艳青在汉正家族办公室“商业向善的趋势洞察”座谈中表示，“善因营销可能更能提高营销投入的效率。品牌参与善因营销通常有三个层面。一是让消费者可以看到的公益，例如直接捐赠，这通常需要一定的投入；二是给消费者良好体验的活动，例如：买一捐一的模式；三是进行公益倡导，例如：蚂蚁森林对低碳行为的激励。”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国科律师认为，善因营销有公益的问题，也有营销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来说，应从两个角度去观察。一是从慈善角度，在《慈善法》及其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体系进行规范。另一个是营销角度，受我国《广告法》的要求，比如禁用一些极端的词汇。

　　2022年1月，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发布年度报告，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有631个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依法登记，临时活动备案4018项。代表机构所在国家或地区排名前5的为美国、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英国，合计共占总数的62.44%，活动领域排名前5的为经济、教育、济困救灾、卫生和环保，其中经济领域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最多。

　　2017年1月1日《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后，当年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机构登记数量最多，全年登记代表机构305家，之后代表机构登记数量逐渐趋于平稳，进入常态化登记阶段。

　　2022年12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慈善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并现将《慈善法（修订草案》予以公布，并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慈善组织如何更好地在境外开展活动，跟境外组织合作，发挥慈善在民心相通的功能，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慈善法本次修订中，也是回应了现实呼吁，在促进措施的章节中加入一条“第一百零八条 国家鼓励开展慈善国际交流。慈善组织接受境外慈善捐赠、与境外组织或个人合作开展慈善活动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批准或者备案程序”，同时为了规范境外活动和组织合作，将原慈善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年度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与境外组织或个人开展慈善开展合作”的情况在每年的工作报告中体现，接受社会监督。

　　根据国际协会联盟出版的《国际组织年鉴（2021-2022）》显示，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组织总数为74250个，其中非政府间国际组织66425个，政府间国际组织7825个。但中国政府目前按国际性社会组织批准的刚刚超过40家。佟丽华指出，中国缺乏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性社会组织，甚至我国很多党委、政府的决策部门以及跨国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对国际性社会组织都缺乏基本的了解，这导致了我们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瘸腿”的局面，严重影响和限制了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