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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意志面对松散的德意志邦联以及残暴君主专制统治的残酷现状，不能努力从自身的政治角度出发，建立自己的资产阶级体制，力求从政治上完成德意志的统一，实现整合民族的发展。

　　相反，他们把一切对统一的期望都诉诸文化，并且是深陷于德意志昔日辉煌的民族文化，希望证明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并以此来反抗外来文化，进而在文化上结束德意志四分五裂的状态，因此在德国产生的民族主义首先是文化民族主义。

　　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法国思想界成为18世纪整个欧洲的中心，法国的思想文化受到各个国家的推崇，德意志便是其中一个代表。落后民族汲取先进民族的进步经验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慢慢地，德意志人民对法国文化已经发展到全部接受并纷纷效仿的程度。

　　经马丁·路德修正的德语本应成为德意志人民的骄傲，发挥其凝聚德意志民族的重要作用，但此时的德意志人民似乎对法语的热情更加高涨，认为只要会说法语就能证明自己是上等人，而德语则是他们不愿意使用的劣等语言。

　　法语取代德语的现象渗透到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是政府的书面材料也是一律使用法语，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必须要学习法语，而此时学校也积极开展法语课程，就连小孩子会说的第一句话可能也是法语。这一情况给没有机会学习法语的农民造成极大不便。

　　外来语言的入侵仅仅是这一时期文化入侵的开端，随着法语的盛行，德意志人民，尤其是条件较为优越的贵族们，想要模仿的东西越来越多，大到房屋建筑风格，小到发饰、胸针等，只要是出自法国就一定会受到欢迎。

　　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抵抗型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当外来文化的入侵愈演愈烈，而德意志文化越来越遭到的鄙夷的时候，具有民族意识的德意志人会觉得这是一种屈辱，已经伤害到了民族的尊严及自豪感，于是会本能的进行抗拒，这时便出现了文化民族主义。

　　从这一角度来说，文化民族主义并不是经理论推导而来，也不是科技发展的产物，而是民族尊严受到伤害时所产生的一种无意识的应激性反应。

　　知识分子和上层贵族相比，拥有更理性的思想，因此首先是他们意识到不能让法国文化继续在德意志横行，于是他们开始采取行动对外来文化进行抵抗。外来文化的入侵是从语言开始的，因此这些知识分子从源头开始，首先就是要打击法语，让德语重新成为主流语言。

　　于是，他们创建了相关协会，参与的成员在生活中都是坚持只使用德语，他们希望随着协会的不断壮大能让社会各阶层都使用自己本民族语言。

　　德国著名哲学家哈曼则另辟蹊径，以语言学为切入点着重分析德语的重要性。他提出，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决定性要素，语言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随着民族的发展不断积淀而成的。

　　所以，不同民族因居住区域、生活习惯等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民族语言，就像每个人的用词习惯都不尽相同。语言的作用是表达思想，那么一个民族的意志与尊严就必须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表达，德意志民族应该坚持使用德语，而不应当对法语如此狂热。

　　德国著名戏剧家莱辛对充斥于德国的法国文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民族并不只是一个政治名词，其中还包含了文化因素，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如果一味崇拜其他民族的文化而丢失了自己的特性，那么德意志民族注定有一天会消失。

　　1780年，崇尚法国文化的腓特烈大帝写下了“关于德意志文学的一封信”，其中满是他对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鄙夷和蔑视。尤里乌斯·莫泽尔读过之后迅速发表了“论德意志语言和文学”一文做出回击。

　　文中提出，尽管如腓特烈大帝所述，德意志民族文化和法国文化相比确实有不足之处，但身为德意志民族的一份子不应鄙夷自己的文化，更不能依附其他民族的文化，这样的做法是毫无帮助的，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要强化自身的文化。

　　尤里乌斯认为，尽管德意志民族文化曾有过辉煌的时代，但是几百年以来一直向讲拉丁语的学者学习，语言的植入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直接导致大量其他文化进入德国，强烈干扰了德意志民族文化，限制了它的发展，因此现在的没落并不是因为民族文化本身有问题。

　　紧接着，尤里乌斯进一步指出，要更好地发展本族文化，就要追本溯源，去本民族文化中寻找根源，还需要借鉴其他文化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特性。他的这一理论迅速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支持。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莫泽尔是德国著名学者，他在《论民族主义精神》一文中首次涉及了“民族精神”这个具有历史作用的概念。他提出，身为德意志民族的成员应相互团结、同仇敌忾，珍视整个民族的利益。

　　但现状却是各邦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互相争斗，视彼此为敌人，致使一直未能形成真正统一的德意志，这样的内部分裂会成为他国的可趁之机。

　　为了避免外敌入侵，德意志民族应首先在内部肃清这一障碍，增进各邦之间的团结，让他们意识到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是所有民族成员的目标与责任，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以本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为内在纲领。

　　莫泽尔的《论民族主义精神》一文一经发表立刻受到了广泛关注，大家争相对“民族精神”这一新理论发表各自不同见解。

　　对此莫泽尔做出了进一步解释，民族精神是各民族都会具有的一种内在的核心力量，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民族得以发展和壮大，这种力量应深入每一个德意志人民的心中，从而将德意志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重新寻回德意志民族昔日的辉煌和伟大。

　　莫泽尔提出，在民族精神的指引下，德意志人民应当凝聚成一个整体，尤其是各邦诸侯，要放下个人利益，以整个民族的共同利益为诉求，这样才能停止内部的邦国争斗，形成统一的民族。

　　一旦解决了内部的矛盾，德意志将会是一个强大的共同体，那么其他国家将很难撼动统一的德意志。莫泽尔表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有三方面需要格外注意:首先，不同的宗教即便教义不同，但应做到求同存异，彼此尊重。

　　其次，从皇帝到各邦诸侯贵族再到普通市民必须上下齐心参与其中，大家共同的名字是德意志人，大家共同的奋斗目标就是民族利益不受侵害;最后，既然大家同为德意志人，那么就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人民需要自由，不应当受到族内其他成员的压迫。

　　莫泽尔提出的“民族精神”让人们认识到每个民族都拥有不同的民族精神,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质，并且民族特质是不能以优雅或是低俗进行评判的，族内每一个成员身上都会有这种民族特质的烙印，并且应当对自己拥有的本民族特质具有强烈的自豪感。

　　哲学家哈曼对这一观点做了进一步阐述:民族精神是伴随着每个民族的发展产生的，所以身为德意志民族的成员不可能从法国文化当中领悟到。

　　而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已经渗透到民族文化当中，因此德意志的民族文化也必然是有别于其他文化的。基于这种观点，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发展必须依靠特有的民族精神，而不是对其他文化的效仿。

　　莫泽尔的民族精神理论为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18世纪德意志的文化民族主义强调的是民族特质，人们回归到日耳曼人的史诗和民歌当中，希望在这些史诗和民歌中找到民族精神的源泉，因为他们认为日耳曼人正是凭借强大的民族精神打败了罗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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