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雅丽习日前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涵盖了三个重要主题，即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如果说“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党和国家在实践方式、方法层面的布局，那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则带有鲜明的价值性、目的性指向。换言之，只有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才能达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这是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价值诉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可以说是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最核心、最基础性的表达。

　　文明与文化密切联系又有所区别。要说清文明，我们得首先对文化作一简要分析。

　　文化就是“人与自然相区别”。就“文化”概念的内涵而言，无论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由人所创造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表征。所有的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打上了人的烙印，人的介入是文化得以产生的前提。由于人的介入，文化才能够在人的手中诞生，没有人的介入，文化就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上看，“文化”和“自然”是一个对应性概念。文化是在人与自然相区别即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产生的。在此意义上，人类所有改造对象世界的结果都可以称之为文化。一束花在深山里自开自灭，这是自然现象。但当人来欣赏这束花，并将此花与自己联系在一起时，它就变成文化现象了。文化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中生成的，如果不从自然中走出来，就产生不出文化。

　　文化和人是一种“同构互塑”关系。分析文化时，不能忽视人的介入对文化生成的重要性，其中凸显的是文化和人的关系。一方面，给“文化”下定义时，离不开“人”的参照，也就是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人的参与使自然发生了改变。文化就是人化，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另一方面，给“人”下定义时，又离不开“文化”的参照。习多次指出“文以载道，文以化人”，并强调要“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形象来看，文化和人的关系就像一张纸的两面，从一边看是人的特征、人的属性，而从另一边看是文化的属性。

　　文化对人有肯定性和否定性二重作用。当我们习得一种文化，便会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游刃有余；否则就会感到被动盲目，寸步难行甚至到处碰壁。文化对一个民族而言，常常以一种传统的、习俗的方式，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一个民族最深厚的文化形态就是传统，在传统的大框架下人们会对自己的民族有一种自发层面的价值认同。但文化又构成了对人的束缚。当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文化传统往往对社会的转型、变革与创新具有阻碍性。比如五四时期，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人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反思，进而促成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社会要变革进步，就需要在文化上“返本开新”。没有“返本”，文化就没有根基；没有“开新”，文化就不能拥有未来。

　　文化与文明各有侧重。文化更多着眼于事实判断，文明更多着眼于价值判断，即文明是文化的正价值取向，所彰显的是人类的一种进步状态，是人类在克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诸多矛盾的努力中所达到的历史进步。恩格斯曾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文中对文明作了一个最基本的论断：“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这一论断，揭示了文明与人的实践生活息息相关，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类既实现了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的主体性文明跃迁，又实现了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步。文明既指向个体，同时又指向社会整体。文化与文明的主体都是人，都与人的社会实践生活息息相关，文化的外延比较大，而文明的外延相对较小。如果说所有文明的都是文化的，但不是所有文化都是文明的。文明体现的是文化的内在价值，而文化是文明的样态化表现。

　　2022年10月，习考察河南省安阳市时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概念。2023年6月2日，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2023年6月7日，习在致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贺信中再次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表述是习文化思想中重要的价值诉求，将其定位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文明是一条河，从“过去”经“现在”流向“未来”。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涵的理解，可以从传统、现代、未来三个维度展开。

　　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传统文明的基础上经过创新性发展所形成的新文明。文明是一个民族代代传承、积淀的结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先定位的是“我是谁”的自觉，所面向的是文化的“民族性”特征，是文化主体性层面的追问。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习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历史传统根脉，我们所建设的现代文明就不会有自己的特色，更不会有中华民族走向未来发展的生命动力。历史是一种文化生命，具有绵延性和持续性，既要在永恒持续中追求日新万变，又要在日新万变中保持永恒持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任何民族文化都要寻找到源头活水，才能不忘初心、行稳致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深扎根于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从现代化的视角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所形成的现代新文明。从当下社会实践生活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回答的是“我要到哪里去”的自觉，体现着“时代性”特征。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现代化所指向的是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领导中华民族历经一百多年进行的现代化实践，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其中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与灵魂。人是文化的存在，培育、呵护和呈现我们的文化生命是人生的目的性指向。对于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来说同样如此。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根脉，传统文化在漫长历史沿革中孕育形成的文化生命体是一个有机的存在，其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贯穿其中的内在文化精神，对于文化生命体具有整体性的统摄和引领作用。也就是说，只有建设好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才能真正实现精神层面的“现代化在中国”，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从未来的视角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呈现的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开创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大文明协同发展的文明新范式，孕育出内涵丰富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限度的超越，擘画出社会主义文明的崭新图景。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概念，“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两次提到“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表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种递进式的表述，其中贯穿着一以贯之的价值诉求。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后向世界展现的文明图景，是全体中国人面向未来的向往和憧憬。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深层次的价值凝聚。当今时代，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荡，不同的文化形态集结呈现，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总结好中国经验，凝练好中国理论，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

　　要把握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方法论意义。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五个方面对中华文明作出深刻阐释。这五个突出特性以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为深厚基础，以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为参考观照，体现出深刻的哲理性、强大的思辨力和科学的指导性，为赓续中华文脉、创造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下牢固的思想根基。这一方面是对中华传统文明历史特征的概括与提炼，彰显了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鲜明特色，昭示了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突出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方法论，为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古代中国、认识现代中国、把握未来中国提供了一把“金钥匙”。要想赓续中华文明，建设现代文明，就需要守住中华文明的连绵不绝，以创新支撑文明的历史进步，坚定维护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对世界文明采取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等等。“五个突出特征”的提出，既清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又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特殊优势，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历史支撑。

　　要努力培育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把握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坚定文化自信的深刻表达。习提出坚定“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持久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培育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我们在哲学本体论意义上坚定文化自信的关切。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整个中华文明作为文化的生命体，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互动中要形成新的文化生命体，而新的文化生命体的形成会带来文化主体性的现代生成，因此文化主体性就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觉。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中华民族”表达的是文化主体定位，“现代文明”表达的是文化主体的时代定位。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有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坚定与自觉。因此文化主体性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重大命题。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对于我们更加自觉地肩负未来中国文化建设的使命，毫无疑问具有基础性意义。

　　重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阐扬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第二个结合”要落实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层面，就要重视文明的传承、创新，将其视为一种行为自觉和实践自觉。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要想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就要以创新为导向，自觉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具体来说要协调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既要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统筹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更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只有秉持着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文化态度，才能防止文化复古的保守主义，从而取得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视野的有机衔接。

　　要建构核心的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推进知识创新、话语创新和方法创新。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习指出：“当前，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大量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面向世界与未来，建构说得出、立得住、传得开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本土文化为立足点，以全球化时代发展为参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精华，从全人类先进文明中吸收优秀成果，从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实践中汲取生动经验，从而回应中国问题，讲述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让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文化不是沿着一条必然的宿命路线被动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文化使命是对个体、民族和国家发展可能性的主动把握。而中华民族的文化使命扎根于深厚的文明沃土，它不是僵化的、死板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的、面向未来的。今天人类进入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发展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亟需面对的课题。时代赋予文化以新的使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只有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积极与世界文明交流互动，坚持文化自信、开放包容、守正创新，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文明影响力、传播力，为世界各国人民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从而展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