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高亮日前，国学家陈来在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发表演讲——《守望传统的价值》。陈来是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当代哲学家、哲学史家。在演讲中，他回顾了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界对待传统的态度，对全面否定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进行了反思，他呼吁以新的标准，在价值理性的视野下对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认识。

　　“我虽然是文物鉴定家，但现在我的一个研究方向是现代人是如何做假文物。在古代，仿造者们一定会声明自己所创作的是仿制品，既尊重前人的成就，也肯定自身的努力，而现代的仿造者则一味追逐财富，把创作过程中的匠心都略去了。”

　　——中国国家博物馆原馆长、孔子第75代后人孔祥星最近在“道+闲养”峰会上这样表示。他说虽然自己受邀参加过一期鉴宝节目，但第二次“我死活也不去了”。

　　“其实我心里一直在默默地说，什么时候我们中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体育名人堂。我一直感觉挺可惜的，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让年轻人去看看我们的很多体育前辈。从现代体育发展至今，我们过去很多民族的东西有点被淡忘了。”

　　——日前，姚明正式入选美国2016年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关于建立中国体育名人堂，姚明这样有感而发。

　　“很多大学教师几乎都处于一种‘项目化生存’状态，人人都一年到头急着申报、开会、出差、报销、结项，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和教学。似乎搞项目就是为了花钱和职称，而不是研究本身。这种状况愈演愈烈，人人抱怨，又人人参与。把大学本该有的自由风气搞没了，还谈什么创新？”

　　“我国的数学教育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教材碎片化。目前的很多数学教材是不连续的，前后知识脱节，不利于孩子自学。课本更多是为了老师的‘教’服务而不是为了学生的‘学’服务，只是‘教材’，不是‘学材’。”

　　——日前，在南京举行的“21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国际论坛”上，常州市田家炳初级中学副校长潘建明这样表示。

　　“现在做综艺、讲段子的人更多是作为投资方、制作单位出现的，而不是手艺人、艺术家。这么多年有很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但拥有多少商业包装、幕后推手、IP运作，也诞生不了第二个德云社。因为在艺术和内容这个领域，永远是三分之二靠艺人。”

　　——郭德纲近日接受记者采访，当被问到“德云社考虑过上市吗”这个问题时，他说，“他们跟我说半天我也听不明白。我就说你先走吧，我已经赶走了好多这种人”。

　　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传统充满了愤懑、怨气，把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把责任全部推给老祖宗。我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跟外来的宗教、跟外来的文化相比，我们自己的文化，它所提供的那种生活的规范、人生的意义、德性的价值，包括文化的归属感，是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不能替代的。——陈来

　　应该说，传统并不是绝对完美的，在传统的整体里有精华也有糟粕，需要分析。所以说，从1915年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前期所发起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传统文化所受的批判中，也有一些明显的偏向，就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把中国文化的传统全部看作为历史的包袱，认为中国人只有跟他的文化传统作彻底的决裂，才能够走向明天。

　　第一个误区就是以富强作为判断文化的唯一标准。其代表人物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领袖人物陈独秀。陈独秀最开始的时候在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写了几篇重要的文章，这几篇文章是讲中西文化的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来衡量文化价值的。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中国要学习西方，最重要的是学什么呢？就是以战争为本位，以鲜血书写历史。他在文章里讲，法兰西的文明、整个欧罗巴的历史，没有一个字不是用鲜血写成的。他不是要控诉鲜血，他提出的观点就是要“保存兽性”。

　　这样的观点他是有感而发，因为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他要唤醒民众，所以发表了这样一番感慨的言论。同时他认为跟欧洲对战争和鲜血的崇拜、对兽性的崇拜相反，东方民族的特点就是爱好和平、爱好文雅，他把这个看作是东方民族的劣根性。按照陈独秀的这种看法，他当时衡量中西文化，就是以富强作为唯一的标准。

　　第二个误区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以科学和民主作为判断文化的根本价值，或者唯一价值。在《新青年》杂志创办初期，陈独秀更多的是用“德先生”和“赛先生”，用科学和民主来启蒙民众，这无疑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只不过在拥抱科学和民主的同时，陈独秀对于传统的看法应该说更加决裂了。

　　“德先生”是英语Democracy的音译，就是民主；“赛先生”是Science，意为科学。陈独秀说，要拥护“德先生”，我们就不能不打倒孔教、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抱“赛先生”，就不能不打倒旧艺术、旧宗教；如果我们既要拥抱“德先生”又要拥抱“赛先生”，我们就不能不打倒国粹和旧文学。这么一来，我们可以看出，他是用科学和民主来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孔子和儒家，包括佛教和道教为主的旧宗教，包括整个中国的古典文学和艺术。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人的文化观，对怎么判定传统的优劣，到底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科学、民主的作用和地位是有限的，比如文明、和谐、正义，甚至包括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这些文化都既不属于民主，也不属于科学。可是在那个时代反对和推倒整个古典文化的思潮一直到今天都有很大的影响，而我们没有很好地反思这一点。

　　比如说中国的古典文学，像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你说是科学吗？不是科学。你说是民主吗？也不是民主。难道它们就没有价值吗？事实上，衡量人文价值的标准必须是内在于人文文化本身的真善美，因而“科学”、“民主”并不能成为判断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

　　第三个误区，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学者和知识分子缺少了一种视野——价值理性的视野。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两个重要的概念，它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来的。价值理性就是着重于道德价值、重视道德价值的理性；工具理性则是着重于功效、效果的理性。

　　在“五四”前后的那个时期，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只看到了在西方的近代历史上传统受到的批评，比如说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对于西方的传统本身做了批评和反思。但是却忽略了，在整个近代化的过程中，其实西方的价值体系始终是保持着的，包括它所依托的宗教形式，在随着时代变化的同时，也在不断传承着，支撑着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

　　所以当时也有少数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个问题，说我们仅仅请了“德先生”、“赛先生”还不行，还要请一位“穆小姐”。什么是“穆小姐”呢？“穆小姐”就是Moral，就是道德。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科学，有民主，还需要有道德，新的社会要有新的道德，决不能缺了道德的视野。

　　以上是“五四”时期对于传统文化批评的三个误区。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明确辨识传统的标准，突出传统的重要性，才能弘扬中华文化的价值传统。

　　回到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这个线年代，我经常参加一些讨论会，讨论会的题目是“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我在会上说，这样一个题目，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传统文化一定要跟改革开放挂上钩，能够推动改革开放的才有价值；如果不能够推动改革开放，传统文化就没有价值。但其实，很多传统文化跟改革开放没有什么关系。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问题，看一个文化有没有价值，不能倾向于从一个比较外在的、功利的、功效的角度去判断它。我们应该从一个更深的或者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文化传统的价值，应该从人性和人生的需要，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从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来看文化传统的价值和现代意义。

　　那么今天，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何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应该说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作为现代社会的现代人，人们依然需要人生意义，需要价值理想，需要社会交往。这些需要怎么去满足呢？正如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在他的书里讲的，这些仍需要依赖我们的传统去解决，所以现代社会不是不需要传统，而是更需要传统。

　　但是它需要是什么样的传统呢？并不是外在的，而是从内在于人性、人生、社会文化和文化的内在价值去看。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比“五四”时期更深切地了解到，一个现代社会的文化需求，即发达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使得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的要求更为凸显，传统文化的价值显得更加重要。

　　比如说我们在发展中碰到了很多问题，如物欲横流、价值解体、人性异化、文化商业化等等。人类怎么解决自己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重新认识传统、了解传统、激活传统、唤醒传统、弘扬传统。传统是我们在现代社会重建价值观的重要资源。我想，如果我们今天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传统的现代意义，就不会像10年、20年以前，只从一个经济功能、一个外在的角度去了解传统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了。

　　一个转变是学术思想界的转变，就是大家慢慢形成了一种共识，传统不是可以随便抛弃或者丢弃的，不是你想抛弃就能抛弃，你想丢弃就能丢弃的。传统是对人的一种文化的作用，这种作用，取决于我们如何去诠释它、去利用它、去创造性地转化它。

　　第二个转变，应该说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文化转变。这个文化转变，就是从新世纪以来，以前“五四”时期那种因为现代化受挫而充满了怨气，要把怨气喷向孔夫子，喷向我们的传统，那种现象大大缓解了。取而代之的，是最近十几年来遍及全国的国学热。这种国学热，反映了广大人民对于传统文化的渴求。

　　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传统充满了愤懑、怨气，把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把责任全部推给老祖宗。我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跟外来的宗教、跟外来的文化相比，我们自己的文化，它所提供的那种生活的规范、人生的意义、德性的价值，包括文化的归属感，是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不能替代的。因此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的稳定、精神的向上、社会的和谐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东西难以企及的。

　　今天，我们大家更关注的是如何传承传统文化，重建道德价值，振奋民族精神，如何积极地去弘扬、利用我们文化传统的积极面和精华，怎样去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觉，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这是一种成熟的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