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建新浪微博为深入学习贯彻习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打造理论特色鲜明、湖湘特色突出、新媒体特色明显的网络理论宣传品牌，湖南省重点新闻网站星辰在线特色网络理论平台《湘》特联合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推出《湘师大社科》专栏。希望通过权威期刊与重点网络理论平台的联合，刊发推荐一系列优秀的学术研究作品，推动优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重庆国际传播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入选首批全国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行业领军人才工程，四川外国语大学嘉陵特聘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理事、视听传播专委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传播话语研究、媒介文化研究等，出版学术专著1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60余篇;作为带头人获重庆市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三等奖。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理论概念，如何对其话语体系进行建构，以推进其全球传播和接受，是一个重要的现实课题。基于传播学、语言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视野，从语境的张力性、语义的连续性、语用的整合性三个方面明确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的意义定位，从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两个方面构建其理论话语体系，从叙事体系和全球传播实践两个方面构建其传播话语体系，从而探索解决人类文明新形态如何基于话语体系和全球传播为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这一核心问题。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国际地位上升与国际话语权弱势构成了一对亟须解决的矛盾，完善和创新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成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必然途径。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也亟须中国传统文化和百年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一经提出即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议题，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和哲学领域，学者们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价值意义、实践路径等方面展开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但如何构建这一话语体系，凸显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文明关系中的话语地位，并使其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认可，是亟待探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立足全球传播语境，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构建进行探讨。

　　话语体现为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但对其意义把握超越文本及语义，而与更广泛的社会形态和权力结构结合起来。一种话语路径的基本假设是，感知、思想与行动的可能性，建立在某个先于任何事实直观性而存在的有意义的领域的结构化之上。这种对先在结构的把握，不是纯粹抽象的本质主义，而是具有历史性和社会实践性的话语场域。因此，话语是在一定历史和文化关系中，以语言及媒介使用为特点的社会交际实践。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一个界定文明形态及其演进层次的概念，是在历史经验基础上以大历史观和全球史观提出的文明新概念，它既包括历时性的考察也包括共时性的对比。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构建，需要在中国文明传统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历程中来把握其坐标意义，并在历史大变局的视域下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传播的现实复杂性与可能性。

　　话语意义必须置于具体的社会语境才能被充分理解和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产生的语境性，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张力：

　　一是“东升西降”与“西强我弱”的张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科技进步、制度创新等诸多伟大的奇迹，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实力明显提升，并一步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世界和平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者。但与此同时，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并没有得到相应提升，相对于硬实力方面的“西强我弱”而言，在文化软实力，特别是国际话语权方面，我们处于更加明显的弱势地位，在尖锐复杂的国际舆论交锋中，“”“中国衰败论”等偏见和污名化论调甚嚣尘上，如何在国际舆论场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提升国际话语权成为当务之急。

　　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文明冲突论的张力。今日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关系复杂多变，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习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准确把握人类命运与共的现实境遇，自觉主动地将中国发展、世界发展、人类共同命运有机结合起来”，推动构建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拓展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新期待。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其价值目标既跨越了西方“普世价值”的陷阱，又跨越了文明冲突论的鸿沟，但在当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话语体系的主导下，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观念仍大有市场。受地缘政治、历史传统、文化认同、价值观念等方面差异性因素的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的刻板印象、传播偏见和文化误读，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形成极大障碍，也将使人类文明新形态所体现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难以通过文明的交流互鉴得到更广泛的认同。

　　三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需求与传播能力之间的张力。习站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高度，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近年来我国对外传播影响力获得了显著提升，但在传播理念、传播方式、传播手段等方面仍严重滞后，无法满足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提出以来，其背后的价值观念与话语逻辑仍须进一步优化提升。同时，中国主题“他议”和中国形象“他塑”现象依然普遍;在自我讲述中，国家叙事仍未脱离“高、大、全”式的宏大话语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宣传范式;在跨文明的全球交流中，中国话语面临传播机制与渠道困境，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价值观念面临出不去、走不远、高成本、弱效果的现状。如何突破当前中国价值观念在全球传播中的低位徘徊局面，推动全球文明间的深度良性对话，成为当下需要解决的迫切现实命题。

　　话语体系是关系性的，而且是通过话语实践变化发展的。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的深刻内涵，须从两种关系上来理解其连续性意义。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概括性表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形成“两个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七大报告引入“生态文明”概念，要求实现“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将其写入党章，要求“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逐步形成的过程，就是文明建设不断发展和关于文明建设、文明结构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是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良性互动中发展的过程，体现了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创造的高度自觉性”。“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在“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文明理论认识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新表述，标志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认识的新的飞跃。

　　二是从国际传播的语境来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连续性意义。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国际传播视线落在中国的现代化如何与西方接轨与融合的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全球民族主义的兴起，全球与地方之间产生一种张力，这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开始了解文化的多样性。面对众多外来的文化观念，民族国家的身份得以凸显，同时也激发出一种抵抗的意识，这使得国际传播需要寻找一种文化的合法性根源，这种根源更多的是从传统文化之中寻求。因此，这段时期我们对传统文化持有认同的态度，重视传统文化对国族身份的认同与塑造作用。在重要思想论述上，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隐含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强调从先进文化中塑造自我，并从中寻求政治合法性。这种导向在具体的国际文化交流中体现为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化实践，就是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突出的符号与形象，孔子学院在全球创办能够推动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在这之中存在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张力，现代化是面向未来的，传统是面向历史的，我们推动文化的发展需要珍视我们的文化传统，这之间的继承关系是无法舍弃的。这就要求我们在传统文化中进一步认同与强化国族身份，同时使之与现代政治结合起来，使得政治合法性也能够生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对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视，做了许多重要论述，“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国际传播的重要主题，中华文明也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根基。

　　在语用层面，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需要解决传统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与国际话语体系的兼容性问题。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明是一种延续时间长且保持了较好稳定性的文明，具有中心天下观和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讲求中庸平和、尊卑有序、自然和谐。但近代以来，在现代化转型的探索之中，西方文明成为最主要的参照系，传统话语体系受到冲击，现代性的新概念和新叙事被引入，传统文化在被批判或被肯定的不同价值判断中摇摆，这也体现中国社会对现代化发展的矛盾心态。而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肯定了中国传统文明价值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创造，融合和创新了诸如共同富裕、和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现代化概念，并将其置于相较于西方文明更为优越的地位，成功地调适和融合了中国传统话语体系和国际话语体系的张力。

　　在当下的国际传播语境中，“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将文明历史与现代成就相整合，文化与政治相整合，竞争与合作相整合，具有更为明显的实践意义。21世纪初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大力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取得了良好的文化传播效果，但如果国际传播仅仅将孔子与儒家文化等传统文化作为载体，那么将无法体现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文化与道德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果在国际上只一味地强调传统文化，会造成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的认知偏差，可能导致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对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认可产生割裂。进一步来说，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应该将文化与政治相整合。“四个自信”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整合性，但“四个自信”的适用语境是中国社会，话语对象是中国民众，因此，需要一个统合性的概念来凝练地呈现“四个自信”的丰富内涵。

　　对于文化领域来说，西方文化一直是一种霸权性的存在，具有强势地位与优越性。我们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与文化间的交流是有伦理价值的，也能够被其他非西方文化地区所接受与认可。对于政治领域而言，国际社会存在竞争性、对抗性的关系，若我们想要获得国际认同，则须将过去的文化与当下的建设紧密联系与整合，将传统文化与当下中国国力相结合，再进行国际传播。因此，我国进行国际传播时不应只局限于传播传统文化，不应只提升传统华夏文明的影响力。

　　习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建设提升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就强调了建立新型的国际传播体系，在涵盖传统文化的同时落脚到当下，整合了文化领域的交融与政治领域的对抗性，基于传统的同时也体现当下的社会政治形态与建设成就。从纵向看，这个概念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从横向看，体现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竞争。2021年，习在“531”讲话中也强调，我们应当形成新的范畴、概念、表述，形成新的理论体系，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方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概念就体现了这样的意义，它既包含一定的整合性，又包含连续性，为如何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如何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出了新的方向。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不仅意味着概念创新和命题创新，更意味着建构和创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自觉性。一般来说，话语体系包括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叙事体系等基本意涵。本文将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归为话语的理论体系，将叙事体系与媒介体系及传播实践归为话语的传播体系，它们分别对应话语体系“为何”与“何为”的问题。施旭认为，话语体系是指“一个社群为了某种目标(如政治、经济、科技、艺术)进行话语实践所依赖的精神和物质统筹系统,包括概念、价值、观念、符号、知识等精神系统和组织、机制、体制、程序、设备、技术等物质系统;作为一个社群的话语能力，其构成、支撑、指导、制约着话语实践，因而影响交往成效”。话语实践总是体现为主体之间的交流和交往，特别是在当下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话语体系总是与传播行为及媒介密切相关。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知识话语体系包含内涵体系和外延体系两个部分，外延体系是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文明范畴及其“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对其一一阐释颇费周章，本文主要从内涵体系上来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意义。这一方面需要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史即文明演进史，特别是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华文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则需要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世界文明之关系加以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又是现代文明包括西方现代化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有机融合的时代产物。

　　习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继承和超越的过程中建立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华文明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人始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独特优势和中国人对待中华文明的科学态度，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以鲜明中国特色。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和平发展道路等思想，均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能够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其思想来源”。

　　人类文明新形态概念的提出是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伴随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果体现。中国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探索和实践，从而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正是在这一伟大实践中诞生的。

　　近代以来，世界历史进入现代化历程。现代化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但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的模式，毋庸讳言，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总是难以回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参照系，如何立足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走出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成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和发展难题。习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国情出发，借鉴其他国家现代化经验，经过百年探索，探索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探索历程，历经了百年的艰辛。鸦片战争以来，在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无数仁人志士谋求现代化之路未能成功，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大命题，也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重大论断。提出“三步走”战略，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的宏图。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创立了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其得以更加清晰和科学地表述。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本身就是对世界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与超越。包括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经验教训的汲取，对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反思，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不能处理好自身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发展关系的教训的借鉴等。特别是在对西方现代化的总结上，习揭示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弊病，指出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两极分化的现代化，是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是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自主发展，不走依附别国的道路，在充分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发挥后发优势，“并联式”地叠加吸收几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实现了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到“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实验室”的飞跃。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是既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又体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文明新形态，为促进世界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因此，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文明由于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剥削性和支配性的权力结构，在内部会形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尖锐矛盾，在国际社会也会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无法保证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注定要被新的文明形态所取代。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坚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交流互鉴”。人类文明新形态持有“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倡导不同文明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因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交流互鉴”的文明观为基础的真正的普遍文明形态。

　　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和十九届六中全会上，习提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体现这两个结合，并学习借鉴一切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经过长期艰辛探索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发展指明了方向，但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封闭的理论教条，而是指导社会实践的行动指南。而要应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同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以去芜存精、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积极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就能发现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具有高度契合性。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需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念、文化血脉、精神气质融通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人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和历史虚无主义者，他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不断结合并取得成功，是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光辉典范，充分证明一个国家悠久的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是可以成功结合并产生出新的优势和新的力量的”。而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结合并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可以说，这在促进中华民族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也完成了推动中华文明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跃升。由此，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话语体系，以知识话语体系为基础，也是知识话语的落脚点，就是要在“知”与“用”两个层面追问其“为何”。价值体系是话语体系的根本所在，只有在价值话语的滋养之下，话语体系才能叶茂根深，不可动摇。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内核，凝成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必然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它又着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世界文明互鉴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借鉴，它也必然体现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因此，需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构建其价值线.弘扬人类共同价值

　　人类文明新形态秉持和平发展、命运与共理念的价值追求。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共同的机遇和挑战，秉持怎样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追求，是解决“时代之问”“世界之问”“人类之问”的核心问题。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提出：“中国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习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融合激荡的成果，更是人类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晶。中国式现代化树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和平崛起的新典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价值在于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霸权逻辑，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从而为充满斗争性和不确定性的人类社会贡献和谐共处、和平共存、文明互鉴的中国方案。

　　这一价值理念既体现崛起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世界的创造性贡献，也通过其代表性话语如“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新发展格局”“新型国际关系”等，在全球治理中融入中国主张，从而凸显中国话语的世界意义，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线.弘扬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追求幸福生活是人类共同的愿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首先肯定了人民群众作为推动者、创造者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也立足于人类的平等和解放，深刻批判了以剥削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所进行的现代化实践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并始终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创造的根本原因也在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把人作为实践的主体和价值的主体，实现了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建设主体和享受主体的有机统一。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话语体系，必然要将民族复兴、国家强盛和人民的美好富足生活结合起来，并着眼长远，努力实现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和长久稳定的发展。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传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大同理想，以更加宽广的视野和格局思考需要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追求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价值旨归，准确把握了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根本要求和共同期待，因而“顺民心、得民意”。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断提升，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广泛多样，在实现消除贫困这一人类奇迹之后，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和需要。弘扬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就要契合时代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新发展阶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创造性提炼，是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中国方案的创造性贡献，其语用意义必然指向其在世界范围的认可和接受，因此，在建构其理论话语体系之后，着力构建其传播话语体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传播话语体系构建，可以从文本生产和传播实践两个层面来理解。文本生产属于叙事体系范畴，传播实践包括传播机制和传播的策略路径建设，涉及传播的模式、主体、媒介、平台、渠道、资源、人才等诸多方面，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传播具有明显的全球指向，传播实践应落实到全球传播体系的构建上。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话语需要通过文本叙事创新，来建立一套融通中外的政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传播打好叙事基础。它的结构性要素主要包括议题设置、文本形态、修辞策略、叙事方式和叙事风格等，通过生动鲜明的文本叙事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让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得到更好的“言说”。

　　通过议题设置来凸显话语体系的主题意义，是文本叙事的基本策略，这关涉话语的内容或理论体系层面。但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的理论体系是对其知识和价值层面的静态表述，从叙事体系构建来看，我们需要把静态的理论主题转换为生动、丰富、具体的议题，使国际社会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造性贡献有更直观和贴近的理解。这就需要我们主动设置话语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话语投入：一是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通过“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提炼展示，不能仅通过武术、文化古迹等外在符号来体现，还应由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和价值观来体现。二是立足当代中国现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当代中国人民的生活景象。要注意选择诸如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体现城乡生活和社区精神文明风貌的生动故事，来呈现中国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三是加大对中国政治领域的话语投入力度，树立四个自信，理直气壮地讲述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立足意识形态斗争的基础上推进相互理解和文明交流。中国在国际社会所处的话语弱势地位一时难以改变，“挨骂”问题一时难以解决，除了受和敌对势力有意抹黑这一政治因素影响之外，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也有原因。受文化区隔、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缺乏深入了解，原有认知框架难以打破，加之近年来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成为世界性现象，这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愈加片面，且存在很深的认知偏向和认知鸿沟。因此，“针对中国政治加强对外话语建设，宜多选取具体事例，减少宏大抽象语言，尽可能与国际话语体系接轨，使国际社会真正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的历史及执政理念、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紧密联系。实际上，无论是中国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扎根立足中国，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借鉴他国发展和治理经验，不断自我完善、自我革新，以适应社会发展和进步需要”。

　　在叙事方式上，要做到言之成理、言之成趣。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叙事体系，需要增强话语说服力和接受度，摆脱“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听”的困境。如何言之成理?一是要用清晰的理论逻辑来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刻意蕴，把中国理论创新的概念体系，建立在世界理解接受的逻辑基础上，论证有理有据，能以理服人。二是要以事实为基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成就和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实景象来印证人类文明新形态。三是要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采用不同的叙事主题和策略，来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层次。如何言之成趣?一是在抽象的理论阐释和论证之外，还要学会讲故事，选取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典故、现实生活中的小事件小人物，以情感化的故事来讲大道理，不讲大话空话。二要化抽象为具体，把宏大叙事与细节刻画结合起来，特别要注意展现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丰富性，挖掘和呈现区域、地方的文明成果。三是要注意文本形态的创新，充分利用多模态话语方式，以短视频等方式开展影像叙事，在国际社交媒体进行互动性叙事。

　　在叙事风格上，要做到风格多样化，增强话语感染力。风格本身指称的就是所写、所言、所为在方式上的差异性。Theo van Teeuwen将风格分为个人风格、社会风格、生活方式三种类型。但这一分类主要基于社会个体，而一个国家的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主要是官方话语叙事风格。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建设，不仅仅是内容和主题的体系建设，在叙事风格上也要弄清楚如何讲才能更有效。政府主导的国际交往和主流媒体叙事风格偏向严肃的政治话语，适用于系统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体系，更多采用官方正式叙事风格。而通过社交媒体和个体交往来进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对外传播，则需要更多体现个人风格和呈现生活方式。同时，叙事的社会风格体现阶级、性别等身份因素，但仍应注意话语的平等原则，不能居高临下，带有明显的优越感。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建构的过程中，话语传播者要有强烈的“受众意识”和“亲和意识”，积极营造具有亲和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场域。最后，还需要注意风格的平易性，并注重受众跨文化接受的差异性，“从共性入手，以个性化方式，聚焦熟悉的事，以生动、有趣、有情节的方式来讲述，让世界听到不同风格的声音和观点，在沟通中实现情感共鸣，当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过程中努力的一个方向”。

　　全球传播体系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构建的核心实践诉求，它致力于回答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传播效能问题，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传播与全球认同，提升中国价值观的全球传播效能，借此助推对话式文明观的形成，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课题研究的最终诉求。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传播目的在于打造全球文明对话模式，该模式在文明交流互鉴层面上，不是对西方话语叙事的排斥，而是承认文化关联性和差异性的共存，通过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平等互动，从而形成基本文化价值认同的动态过程。基于此，我们应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性引导，确立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传播的基本理念和目标，在资源整合、主体协同、媒体协作、效果评价等方面创新全球传播的机制体制，将我们的制度、组织、技术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传播的联动机制，从模式、渠道、平台、人才等方面优化全球传播路径，实现中国价值观的有效抵达与全球认同，促进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碰撞与交融。

　　机制创新是构建全球传播体系的基础。第一，应建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传播新理念，破除传统观念上“我说-你听”的“主体-他者”的二元对立。为此，应跨越主体性的局限，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打造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与认同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需要处理好中国立场与全球视野、中国利益与全球关切、文化差异与文明互鉴等张力的关系，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优越性体现为中国全球传播的核心价值观，使“中国故事”凸显世界意义，也因此使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更易于被全球接受和认可。

　　第二，需进行资源整合机制创新，优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传播的顶层设计，使各类人、财、物资源形成合理的集中优势，形成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并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传播的战略布局。

　　第三，加强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传播的主体协同机制创新。人类命运新形态的全球传播除发挥官方机构的引领作用外，还应探索传播主体的民间化、本土化。例如，依托社会组织、科研机构、高校与企业以及海外华人华侨、本土知识分子及文化机构的力量，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构建多元协同的传播机制。

　　第四，加强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传播的媒体协作机制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传播要改变以往单一单向的传统格局，采取多元交互的传播模式，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官方媒体与商业媒体、个人媒体协同互补，加强与国际媒体的合作，借用外媒平台传播中国声音，不断扩展传播的深度和广度。在全球交往日益深入和社交媒体更加发达的今天，要特别重视媒介平台和个人媒体的引导功能，在国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充分发挥自媒体的作用。

　　第五，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传播的效果评价机制创新。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全球传播运行过程和效果进行常态化的监测、评估，并建立动态化的反馈和调整机制，不断优化传播策略，强化传播效果，并及时查漏补缺，“有的放矢”地化解传播难题或舆论危机。

　　目前中国对外传播的对策性研究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传播路径创新，需要充分借鉴这些成果，并结合这一创新性理论表述的独特内涵，提炼更具针对性的新策略、新路径。这是有待深入研讨的重要议题，限于篇幅，本文仅提出几点粗略的方向性思考：首先，努力凸显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传播的议题。习对国际传播建设的反复强调表明，文明与文化是构建“全球中国”话语体系的哲学根基与文化精神内核，在我国的全球传播实践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正在重构世界文明格局，应重点研究如何打破西方媒体的议题设置，提高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度，凝聚全球共识，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在议题方面，要凸显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话语特色，也要关注发展中国家普遍关心的贫困、生态、稳定等问题。其次，要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传播的媒体矩阵。在对国际新形势下全球传播的特征、我国媒体全球传播能力建设现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战略目标等方面进行充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为构建体系完备的媒体矩阵提供理论支持，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传播产生强大的正向效应。再次，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传播的多语种覆盖。一方面，多语种倡导覆盖各民族国家的语言，实现传播的精细化和精准化;另一方面，多语种传播动摇了英语语言的传播霸权，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多样化文明成果的尊重。特别要结合我国“一带一路”重要倡议，把人类文明新形态国际传播的重点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助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深化合作。最后，强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传播的人才培养。人才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智库力量。需要关注如何培养新型的全球传播人才，弥补当前国际传播实践缺乏全球视野、跨文化交际能力弱等缺陷。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传播，不仅仅需要高水平外语人才，还需要具有政治素质高、对中外文化有深入了解的复合型人才，这需要我们探索新型人才培养方案，以提高复合型全球传播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数量。

　　本文以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使之为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为核心研究问题，具体探讨如何定位其话语意义、如何构建其理论话语体系、如何构建其传播话语体系三个问题。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意义定位，应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党史观和大历史观为根本方法论指导，从多个维度探寻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规律，以及不同文明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下交流互鉴的伦理规范，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的坐标意义，并在历史大变局的视域下，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传播的复杂性和可能性，并寻求更具可行性的策略和路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话语是构建其话语体系的基础和支撑，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的提出，不仅意味着概念创新和命题创新，而且意味着话语创新和理论创新，体现了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话语自觉。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体系，全面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新性发展，是一项既系统诠释历史经验又科学把握发展大势的时代性课题。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坚实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南，以“以人民为中心”、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全新现代化发展模式为重要组成部分，为驳斥“”“中国衰败论”等论调提供话语辩护,为塑造国家良好形象提供话语支持,为世界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目标的实现提供话语助力。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特别是全球传播机制和路径创新，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诉求。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传播目的在于打造全球文明对话模式，在文明交流互鉴层面上，不是对西方话语叙事的排斥，而是承认文化关联性和差异性的共存，通过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平等互动，从而形成基本文化价值认同的动态过程。只有构建起有效的传播话语体系，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作为行动方案和话语力量为世界所接受，从而改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弱势地位，形成强有力的中国声音。

　　刘国强.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话语体系构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52(03):1-10.本文刊发于《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3期“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推介”栏目。参考文献从略。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主编：李培超 副主编：尹金凤 本文责编：尹金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