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娅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传统与现代。所谓现代化，简单地说，就是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然而，什么是传统社会，什么是现代社会，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与社会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是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备受关注的课题。早期现代化理论的最大局限性是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阐释也是以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西方国家文化资源和社会结构作为标准。这就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现代化观，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传统等于落后，现代化等于进步，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都要走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特别是主张非西方国家要将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去除，代之以西方文化。亚洲国家19世纪以来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1950年代流行的早期现代化理论也是如此。

　　早期现代化理论认为，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化方案将为所有的社会所接受，西方式的现代化将在全世界复制流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理论不断遭遇反思。经过三十多年的面对各国现代化实践的研究，晚近形成了建立在对1950年代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修正基础上的“多元现代性”理论，亦即新的现代化理论，以艾森斯塔德为代表。此种理论一方面强调现代化作为一种文明的特性，另一方面强调现代化中制度和文化的巨大差异性。艾森斯塔德认为，西方现代化确实蔓延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但却没有产生一个单一的文明，或单一的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几种现代文明，或多种文化模式，也就产生了多种社会或文明的发展。它们尽管同源、具有共同的特征，但却有迥异的意识形态、制度模式、文化价值。他举了一个例子，人们假定，欧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会在美洲重复上演，但实际上北美、加拿大和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以截然不同于欧洲的模式发展，在美洲我们看到了“新文明的成形”。由此可见，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大框架内产生的也并非一种而是多种现代化模式。从这里可知，今天我们说创造文明新形态，和多元现代性理论所说的北美“新文明的成形”在理论上是一致的，即现代化可以有不同的文明形式。

　　现在来看东亚。东亚是人类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之一，东亚的发展在16世纪以前不仅自成体系，而且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近数百年以来，以科学和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近代化率先在西方发展，通过殖民和霸权扩张，成功地展开了一场世界性的征服运动。东亚世界的传统文化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东亚国家先后竞起，奋起追求现代化。日本二战后在美国的支持下，迅速实现了现代化，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经济起飞，亦已完成现代化的基本建设。“工业东亚”的概念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的指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经济现代化地区。由于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以及他对中国儒家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使得工业东亚的解释一开始就与韦伯命题有密切关系。韦伯主张，儒家伦理与新教伦理不同，与作为理性化的现代化过程不能协调：一是缺少个人主义，群体性过强；二是注重完整人格培养，缺少进攻性人格；三是强调体验智慧，而非定量知识。韦伯认为，在西方新教徒因不知能否作为上帝选民而内心充满紧张，故一方面禁欲式节俭，一方面勤劳致富以荣耀上帝，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精神，而传统中国由于缺少这样一种心态故未能产生资本主义或近代工业文明。帕森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也是以儒家文化为现代化的障碍。但是，这种儒家伦理观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断受到巨大挑战，即1960—1970年代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现代化起飞。

　　面对“东亚的奇迹”出现了两种解释，结构的解释和文化的解释。前者认为东亚的发展主要得力于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后者认为东亚企业精神渗透了一种非个人主义的精神、集体团结、工作纪律，认为这是新教伦理的东亚代用品即儒家伦理。彼得·伯格进一步指出，这种儒家伦理不是经典教义上的，而是实际支配人的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的儒家伦理，即生活化的儒家伦理，促进东亚现代化的就是这种儒家伦理，包括对家族的无条件承诺、节俭等。儒家文化不再是现代化的阻碍，而成为助力。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就指出，工业东亚提供的经验事实和对韦伯命题的再思考的一个直接启示是，认为儒家文化与现代化是绝对排斥的观念是难以成立的，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并接受儒家价值的人在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可以创造出卓越的经济成就。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以后，中国这条大龙的快速发展成了日本和四小龙之后的另一巨大奇迹，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方面，我们认为可以分成两个方面。首先，在新旧现代化理论中，有关现代化的文化方面都是接受韦伯的影响，着眼在“工作伦理”，即经济活动与企业家伦理。从这个方面看，中国文化体现的经济生活伦理规范有勤劳、勤俭、忍耐等，这在中国南方尤为明显。特别是勤劳的态度，虽然不是西方式以宗教禁欲主义为基础的，但正如韦伯说的“把劳动本身作为人生的目的”，至于克制、敬业、诚信、耐劳精神、善于学习的素质更是儒家文化的特征，合于韦伯所说“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人劳动”。儒家的家族主义不仅为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合法动机，而且为现代化早期企业提供了共同体伦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创造，归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价值。

　　其次，与西方学者观察西方现代化过程不同，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由工作伦理体现的生活价值观，还在于执政党领导的政治价值观。前者所影响的是经济活动，后者所影响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由党和政府统领部署、规划领导、统筹组织，优化协调，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反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性。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等。2014年习在国际儒联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许多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等等。这些中国文化的思想内容广泛涉及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治国理政、道德建设等方面，这些都会在执政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下全面体现在政策领导的诸层面。党的二十大以后，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这些都将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形成新的现代文明，即政府的这些领导筹划，将伴随着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等，从而塑造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模式、文化模式和文明内涵。百年来，中国已经逐步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我们正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现代文明的新形态，让我们共同努力，发扬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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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