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老师全文阅读刘大伟先生是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学生时代师从我省著名学者赵宗福先生主修民俗学，对青海地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独到的见解。林川是刘大伟先生的故乡，之于文学，林川是他永恒的创作主题；之于民俗，林川又是他考察和研究的对象。

　　刘大伟，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西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36届高研班学员，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绿风》《诗探索》等刊物。出版诗集《雪落林川》《低翔》，文化散文集《凝眸青海道》，曾获第六届青海青年文学奖，第七届、第八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主持和参与《河湟民族走廊多民族庄廓民居的文化空间研究》《青藏地区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

　　我的故乡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林川镇大河欠村，海拔3000多米，村庄背靠仙米大山，地理位置十分偏远。雪是故乡给我的最深记忆——印象中，故乡的雪从10月开始一直可以断断续续下到来年的5月，气候十分恶劣。

　　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大河欠村的农作物只有洋芋、青稞和油菜，因为无霜期短，小麦在大河欠村几乎成熟不了。

　　大河欠村离县城很远，上中学时，我要从县城坐班车到通往大河欠村的路口，然后步行才能回家。

　　在我小时候，村民们的经济条件普遍不好，那时我最盼望的是有亲戚来做客，因为只有那时，我才能吃上一口白面馍馍。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河欠村有四五百户人家，后来因为大河欠村的自然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政府组织村民到新疆种棉花，或在扶贫搬迁项目中移居他乡，村民们走了将近一半，村子一下就空了下来，如今村里的常住人口明显减少。

　　就自然条件来说，大河欠村实在不适合人们居住，我时常在想，是什么原因让我的祖先选择在这样一个地方落脚？

　　我们知道，汉文化首次进入河湟谷地是在汉朝，主要是军队屯田的需要，当时河湟谷地的土著居民是羌人，他们的势力十分强大，首次进入这一地域的汉族人大多是部队，据史书记载，汉族和羌人还进行过几次大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汉文化终于在河湟谷地扎下了根。

　　通常情况下，文化的传播和流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汉文化在河湟谷地的传播也是如此。

　　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据史书记载，唐朝一个官员出使吐蕃，途经河湟地区的一个汉族村落时，这个村落的老百姓甚至不知道当时的皇帝是谁，有学者因此认为，在河湟谷地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占主体的地域，汉文化很有可能不是主流文化形态。

　　汉文化大规模进入河湟地区是在十四世纪，也就是明朝。这一时期，河湟谷地的六个世居民族基本上固定了下来，我认为大河欠村形成村落，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

　　大河欠村村民的祖先之所以选择在这里生活，很有可能是因为战争的原因，或者可以说，是战争将大河欠村村民的祖先“逼迫”到了这样一个地处偏远，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地方。

　　历史上，青海地区历来是多种政权的交汇之地，情况十分复杂，战争频繁，如果不是因为躲避战争，我很难想象，我的祖先为什么会在大河欠村生活。

　　汉朝赵充国屯田河湟时，大多选择了地势相对低的河谷地带开发农业，至于明朝，新的汉族移民与这些人的后裔有怎样的交集，史书上鲜有记载，还有待研究。

　　大河欠村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藏族、土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共处的村落，这样的村落在河湟谷地很常见。大河欠村民们之间世代和睦相处，繁衍生息，甚至相互通婚，缔造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形态。我的父亲是汉族，母亲是土族，这样的家庭在河湟谷地有很多。

　　聚居使得多民族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也十分深入，比如，我小时候，大河欠村的不少土族村民过年时家里都不贴对联，如今每逢春节也贴上了对联。还有，在大河欠村，不少汉族人家迎接宾客时，也有敬献“下马三杯酒”的习俗。此外，大河欠村的村民并不像生活在河谷地带的人们，用清茶招待客人，而是习惯用奶茶招待客人，至于像“阿吾”“阿卡”这些来自少数民族的称谓，在大河欠村几乎成为了常用语，这说明，历史上多种文化交融的现象在大河欠村十分普遍，而这也是河湟谷地文化现象的总体特色，河湟谷地的文化多元性，早已成为了文化学者的共识。

　　在汉以前，河湟谷地是古羌人的领地；随后，月氏人和匈奴人也进入过这一地带；南凉时，鲜卑人在河湟谷地建立政权；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的吐谷浑部落在河湟谷地建立政权；唐宋时，河湟谷地成为了藏族的势力范围；元朝，蒙古人进入河湟谷地；到了明朝，青海六个世居民族在河湟谷地定居下来。所以说，河湟谷地历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多种文化互相交融，彼此渗透，最终形成了今天的这种多元特色。

　　据老人们说，“大河欠”这个村子的名称与兄弟俩有关，哥哥叫“大洪欠”，弟弟叫“小洪欠”，于是就有了“大河欠”和“小河欠”两个村庄，这两兄弟是什么朝代的人已经不可考。在大河欠村的汉族村民中，有不少人家都有这样一个传说：相传，大河欠村汉族村的祖先来自南京一个叫朱子巷，或是珠玑巷的地方，这个传说在河湟谷地的很多汉族家庭中都有流传，甚至还被写进了家谱中，我觉得这些传说可以印证明朝时汉族人进入河湟谷地的基本状况。

　　首先，明朝时，河湟谷地的主要居民应该是少数民族为主体。其次，有关河湟汉族祖先来自南京的传说，在史书上并没有记录，关于这个传说，有文字考证的，是在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发现的一块石碑，石碑是清朝的，那时，这个传说已经在河湟谷地广为流传，其真实性有待考证。

　　有学者考证，河湟地区汉族的祖先，的确是明朝时从江苏、浙江、山东、陕西、山西、甘肃等地迁徙过来的，他们大多数是戍边的军人，因为明朝开国时，盘踞在青海湖周边地区的元朝残余势力依旧十分强大，在青海移民驻兵，符合明朝政权安全的需要。

　　在这个传说中还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就是来自朱子巷或是珠玑巷的河湟汉族有一部分是被发配到青海的犯人，这很有可能。在河湟百姓中，将上厕所称之为“解手”，这个说法到现在都有，但是就人数而言，我想发配青海的囚犯应该是少数，主要以戍边的军人为主。这些来自异乡的汉族人，在过年时节要表演社火，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节目是“划旱船”，有人也会唱“搬船调”，为什么要划船并唱“搬船调”呢？我想这应该是他们的一种生活记忆。在河湟地区还流行一种叫作“拉夜川”的民间小调，我怀疑这里面可能存在着误写的可能，如果叫作“拉夜船”，似乎更符合歌词内容中的迁徙主题。

　　两个传说同时出现在大河欠村这样一个偏远的村落，就成为了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这一方面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成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汉族先民初到河湟谷地的社会形态。

　　我们说大河欠村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村落，就文化形态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这并不意味着大河欠村的村民已经丧失了彼此的民族特征，从而变得面目模糊。

　　在文化学上有一个文化圈的概念，打个比方，这个概念的内涵，就好像你在水塘中扔了一颗石子，扔下石子的那个中心点很快就平静下来，可是这颗石子带来的涟漪却经久不散，而且离这颗石子慢慢走远，当中心已经看不见时，四周的涟漪尚存。所以今天我们试图寻找一种文化形态的原生面貌时会发现，越具典型性的文化特征，越不在文化中心区，越是在边远地带，越是能找到这种文化形态的遗痕，大河欠村就是这样。

　　文化的融合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大传统与小传统相互吸引，大河欠村之所以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形态，我想主要是因为汉族儒学以及明朝时汉族人先进生产力的吸引力。我们应该看到，互相学习才是和睦相处的基础，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被他文化吸引的过程。

　　但是，大河欠村的村民们又顽强地保留了不同的民族个性，比如，大河欠村的藏族村民们依旧保持着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土族家庭也是一样。这是因为不同民族的心理结构的需要，民族的心理结构很重要，几乎成为了一个民族寻找文化自信，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因为有了对根的皈依，有了对源流的认同，我们才可能在文化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找到自我，才有可能增加一个民族的凝聚力。

　　我们刘家在大河欠村比较受人尊重，这是因为我们家族是一个世代奉行耕读传家的家族，我的家族出现了很多在当地很有影响力的文化人，我的曾祖父是前清秀才，我曾在地方志上查到过他的名字，我的父亲是老师，我的哥哥也是老师，这样的家庭，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甚至还介入到了调解民间纠纷的领域，成为了当地代表公平正义甚至是拥有智慧的人。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局面，我想是和明朝后中央集权在河湟地区不断巩固，儒家学说在这一地域不断壮大的历史大趋势分不开的。

　　中国的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这是平民进入上层阶层的唯一通道，科举制度的诞生，也成就了中国人“学而优则仕”的文化心理，这样的心理越是在偏远落后的地区越是明显，“读书入仕”在汉文化传入河湟谷地后，得到了各民族的普遍共识，与其说是一种文化认同，不如说是一种现实的需要。

　　不同的民族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彼此借鉴，相互学习，并且形成了稳定的心理结构和共同的精神诉求，同时逐渐统一价值观，是儒家文化在大河欠村广为传播的基础。

　　大河欠村村民大多有着类似的性格，他们敦厚、温婉、内敛、含蓄，甚至还有点保守和自卑，这也是生活在河湟谷地的人们的共同性格特征，形成这样的性格特征我想是与河湟地区的山川地貌分不开的。

　　河湟谷地河谷纵横，封闭是这一地区最大的地貌特征。阅读史书时我时常想，汉之前，古羌人的势力那么强大，为什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我相信其中的原因很多，既有偶然的，也存在着必然的元素，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古羌人的部落生活在彼此封闭隔离的山谷中，难以形成文化的共识。

　　也恰恰是因为河湟谷地地域的封闭性，使得这里的人们完好地保留了儒家文化最初传播到这里时所倡导的行为礼法，久而久之，这样的行为礼法便孕育出了河湟人共同的性格特征。在大河欠村，如果哪一天村里来了一个外地人，村民们都会以微笑相待，虽然话语不多，却会主动给那个外地人带路。所以我想，有的时候，所谓的落后，对于文化而言，未必是一件坏事，恰恰是因为河湟谷地与外部世界的隔绝才造就了像张荫西这样的古典文学名家，也正是河湟谷地对传统文化的保留和多元文化的特色，才滋养出了昌耀这样的大诗人。

　　以这样的思考为基点，我有了新的发现。纵观历史，最发达的几个中原王朝，实际上都没有真正实现对河湟谷地的有效统治，为什么真正实现有效统治的发生在了明朝？

　　汉朝时，中央集权首次进入河湟谷地，可是不久后汉朝就处于分裂状态，难以达到统一；唐朝与吐蕃在河湟谷地棋逢对手，势力此消彼长；宋朝时，唃厮啰是河湟谷地的主人，这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利用河西走廊政局不稳定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贸易，使得青唐城成为了闻名中亚的皇皇大邑，河湟谷地的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只有到了明朝，多民族聚居，使得河湟谷地的各种势力相互制衡，彼此消解，中央集权才有机会真正进入了这一地区。

　　我们的话题回到流传在大河欠的那个与南京有关的传说。我一直疑惑，为什么大河欠村的村民会将南京当作是自己的故乡？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在河湟谷地普遍存在？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南京曾经是大明王朝的首都，明朝时移民青海的汉族人，为了在这个陌生的地域生存下来，必须找到一种文化自信，他们于是便将“南京”当作了一种文化标签，从而达到心理上的慰藉。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这样的做法也恰恰是河湟谷地的汉族人一种自卑心理的体现。

　　这样的心理至今在很多青海人的身上还有保留，比如我教的很多青海籍的学生，如果老师不主动和他们交流，他们很少主动和老师搭话，外地学生则不然，这是青海人和外地人十分显著的性格差异。我想，今天我们谈到文化自信，青海人首先要克服这样的心理。

　　刚才我将河湟文化的特性总结为多元性，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河湟文化除了拥有丰富的内涵外，还带有很鲜明的地域特色。

　　任何文明的诞生都离不开大山大河的哺育，青海是三江之源，早在四万年前青海境内就有古人类生活，史前文明时期，青海诞生了丰富的璀璨的文化形态，这样的文化形态，直接影响到了中原地区，甚至更为广阔的中亚、东亚、南亚地区。青海高原就像是一处文化高地，向四面八方流播广布，影响致远，在这个意义上说，河湟文化具有一种“根性”的特征，远古时代生活在青海的古羌人，被普遍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族源之一。

　　青海是昆仑文化的诞生地，我将河湟文化纳入到昆仑文化这个大的文化框架之中。昆仑文化直接影响了蓬莱神话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体系，我们有理由为青海曾经诞生过这样一种博大的文化形态而自豪。

　　大河欠村就是河湟文化的一个缩影，梳理大河欠村的文化史，实际上就是对河湟文化乃至昆仑文化的一种考察和思考，我在一首诗中写过：

　　这首诗实际上是在表达我对故乡的挚爱和困惑，我发现，这也是很多青海人的普遍情怀，这是永恒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