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爆过媛媛菊花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生樊锦诗选择到敦煌研究院工作，她的恋人彭金章则被分配到武汉大学，两人从此开始了长达23年的两地生活。1986年，她被批准可以离开敦煌，却选择了放弃。彭金章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奔赴敦煌。其间，两位教授相隔2000多公里，樊锦诗经历了一个人拉扯孩子的艰辛，也承受了孩子不在身边的痛苦。但数十年间，他们将生活最好的日子留给了文化建设。如今，数字敦煌上线，敦煌莫高窟被赋予了新生命。9月17日，国家主席习签署主席令，授予42人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有一天太阳升起，阳光普照敦煌，风沙围绕中的莫高窟依旧是安静从容，仰望之间，我莫名觉得心疼：静静沉睡一千年，她的美丽、她含着泪的微笑，在漫长的岁月里无人可识，而现在，过量美的惊羡者却又会让她脆弱衰老。

　　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塑匠、石匠、泥匠、画匠用着坚韧的毅力和沉静的心愿，一代又一代，连续坚持一千年。莫高窟带给人们的震撼，绝不应该只是我们看到的惊艳壁画和彩塑，更是一种文化的力量！就算有一天她衰老了，这种力量不应消失，我一定要让她活下来。

　　从内心深处我真想长期留在这里，永远留在这里。真好像在茫茫的人世间奔波了六十多年，才最后找到了一个归宿。

　　我们不仅着眼于当代的保护，而且努力做到完完整整、原汁原味地将莫高窟的全部价值和历史信息传给子孙后代，我们没有权利将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

　　如果我这一辈子真能干一点事，没有虚度年华，那么我觉得这一辈子好像也还值，至于表彰不表彰，我觉得都是无所谓的。

　　1938年7月，樊锦诗生于北平，生活、成长在上海。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境非常优越。

　　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课文，深深地打动了樊锦诗，她对敦煌、对考古产生了兴趣。

　　1958年，20岁的樊锦诗考入北大，成了一名考古专业的学生。四年后，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

　　樊锦诗曾坦言，选择去敦煌实习，其实“目的不纯”。她想借此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

　　虽然之前对它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当敦煌艺术真实呈现在眼前时，樊锦诗和同学们还是被震撼到了。

　　然而，敦煌的生活条件却和它的艺术水准形成鲜明对比。住的是土房、泥屋，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吃不到蔬菜，听不到收音机……

　　然而造化弄人，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院向北大要人，名单里有到过敦煌的樊锦诗。

　　父亲得知后，从上海写信向学校“求情”，樊锦诗却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

　　“自己已经向学校表态，会服从毕业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时怎能反悔？”

　　大学期间，樊锦诗谈了一个男朋友，叫彭金章。小彭毕业时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1967年，二人结婚，开始了长达19年的分居生活。

　　樊锦诗的大儿子在敦煌出生，她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后来二儿子也在敦煌出生，由于无暇照看，放到了河北农村的姑妈家。

　　1986年，彭金章做出了最艰难的决定——放弃武汉大学的一切，调至敦煌研究院。一家四口终于团聚。

　　彭金章之所以放弃前景光明的事业，当然是因为妻子的坚持。用樊锦诗自己的话说，因为她“爱上了”敦煌，离不开敦煌。

　　夫妻俩也不是没有争执过，樊锦诗也不是没有犹豫过，但最终，她对敦煌的“爱”战胜了一切。如她后来在回忆时所说：

　　“我在敦煌越待越久，对敦煌的感情也就越来越深。而且我脑海里一直有着这样的念头：我在敦煌没做什么，难道就这么走了？”

　　她用专业的考古方法，完成了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的分期断代，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研究成果。

　　由她主持编写的26卷大型丛书《敦煌石窟全集》，成为百年敦煌石窟研究的权威著作。

　　对于一个家境优越的女孩子来说，敦煌的条件还是艰苦了些。那时她住在莫高窟旁边的破庙里，没有好的照明条件，晚上就是点蜡烛或者用手电筒照明（一直到她四十岁时，敦煌终于通电，她不需要再用手电照明），想与外界联系时则需要靠着研究所唯一能与外界联系的一部电话。苍凉的深夜，四周是无尽的黄沙，有时还会有老鼠侵扰着睡眠。条件的艰苦给身心所带来的煎熬却又总是在她每次走进石窟时，得以平复。

　　23年，2000多公里，这是怎样的时空距离？对樊锦诗而言，这是留给文化血脉的一份坚守；对彭金章而言，这是对妻子人生选择的一种呵护。爱一人、择一事、终一生，何其普通，又何其珍贵。

　　把心血洒在哪里，哪里就有最动人的故事。回望两位教授数十年来的付出，不管经历怎样的相思之苦、心怀何种愧疚之意，都抵不过一份文化传承的责任。敦煌莫高窟，每一次呼吸都牵动着樊锦诗的心，每一次召唤都让她意志坚决，而每一次选择都意味着夫妻二人更多的付出。一时的选择容易，一辈子的坚守却很难，但就是这样的一辈子，让莫高窟有了守护者，让敦煌多了一对“女儿女婿”。

　　每年数百万游客在敦煌，感受“密密层层的洞窟、成千上万的雕塑、精美绝伦的壁画”，可知这震撼人心的不只是千年之美，还有许多如樊锦诗、彭金章这样的“敦煌人”的不离不弃？在莫高窟对面三危山下的沙地里，有着一片特殊的墓地。从常书鸿到段文杰，再到更多我们或许不知道名字的研究者、保护者们，几十位将一生献给莫高窟的“敦煌人”埋骨于此，死后仍面对着守护一生、钟爱一生的文化瑰宝。聆听历史文化的回响，感受跨越时空的艺术，谁又曾想到，背后有这么多如戈壁沙漠一般看似寂寞却是无比辽阔的生命。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永远的敦煌、永远的莫高窟，可这“永远”二字有千钧重。它承载了樊锦诗们、彭金章们最实在的努力、最刻苦的付出、最坚定的勇气；也涤荡了浮躁的风气、扫除了浮华的市侩，更能点亮青春、呵护爱情、守护文化。历史是未来最忠实的伴侣，他们把心留在了敦煌，我们应送上感恩与敬意。

　　“莫高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樊锦诗淡淡的一句线余位听众动容。这位“敦煌女儿”语气平和地介绍着自己对敦煌的情感与责任，从桩桩件件看似普通的日常工作与生活中，听众们真切感受到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10月12日，国家文物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莫高精神”宣讲报告会，邀请“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作“莫高精神”专题报告。

　　这次报告会得到了中央各有关部门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编办、外交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公安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应急部、市场监管总局、政治工作部、后勤保障部等部门派代表出席，文化和旅游部直属单位、国家文物局机关和直属单位、北京市文博系统干部职工代表600余人参加。

　　樊锦诗先生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进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历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为敦煌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奋斗了56个春秋，并且还在继续做着贡献。国庆前夕，习亲自为樊锦诗先生颁发国家荣誉称号勋章。

　　通过她的宣讲，听众们不仅被樊锦诗及其家人舍小家为国家的精神所感动，而且为一代代敦煌儿女用实际行动塑造、形成并践行着“莫高精神”所激励。他们扎根大漠、前赴后继、不断进取，开拓创新，为发展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莫高精神”凝结着常书鸿、段文杰和樊锦诗等为代表的一代代文物工作者的坚守奉献、担当开拓和薪火相传；“莫高精神”更是广大文博工作者的共同精神财富，是做好新时代文物工作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和持久动力。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在做宣讲会总结时说，我们要深入开展向樊锦诗同志学习行动，大力践行“莫高精神”，学习“莫高人”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扎根一线、爱岗敬业、择一事终一生的家国情怀；求真务实、敢于作为、使命在肩的担当勇气；改革奋进、矢志不移、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将“莫高精神”体现在日常工作各个岗位上，艰苦奋斗，忘我工作，担当作为，不负人民；将“莫高精神”融入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实践，争做新时代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创新者、传播者。

　　中国人身上优良的核心品格，即安分守己，踏踏实实地把自己所承担的那份工作做好，以尽自己的责任，堪称优秀的民族精神之一。《敦煌女儿》没有给主人公注入拔高的品质，更没有让她高喊“热爱祖国”和“为弘扬民族文化贡献毕生力量”之类的口号，一如原型人物一样，舞台上，樊锦诗这个形象本真、朴实。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她接受学校分配来到荒凉的敦煌，是因为喜欢莫高窟的壁画与雕塑等艺术，但她起初并没有终生在此工作的打算。由于夫妻两地分居和孩子得不到照料，她也曾想调动到内地，甚至都写好了申请书。之所以一直没有走，待了一年又一年，是因为日子久了，樊锦诗对莫高窟产生了眷恋的感情，又受到常书鸿等师长、同事坚守敦煌行为的影响，认为在这里能发挥专业长处，不会虚度光阴。她终于离不开敦煌，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敦煌人”。既然留了下来，就要尽最大的努力去研究和保护敦煌。在付出数十年艰辛劳动后，她在莫高窟艺术作品的分期与“数字敦煌”的建设上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樊锦诗的所作所为就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血液中，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但是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成员认可、信奉的老实做人、认真做事的品格，难道不可以被唤醒？事实证明，流溢着民族精神的“樊锦诗”形象能够引起观众共鸣，尤其是在脚踏实地的精神有所流失、社会风气比较浮躁的今天。

　　《敦煌女儿》努力将樊锦诗形象定位在既是一位一心扑在敦煌石窟上的学者，又是一个温柔多情的妻子和母亲上。她从心底里挚爱丈夫彭金章，刚到敦煌的第一晚就思念起他，幻想着“亲爱的人快来到这个谈情说爱的浪漫天地”。三年间，“她那边风沙漠漠思不尽，我这边江水悠悠情意长”。樊锦诗也想像别人那样，建立一个与爱人朝夕相处的温馨之家，故而向组织提出工作调动的申请，不是丈夫一个人的要求，而是两人共同的心愿。当她因实在放不下莫高窟里的禅定佛陀，放不下那些可爱的师长、同事们而决定依然回到敦煌石窟时，面对丈夫流下了痛苦的泪水：“眼前机会顺手丢，遗憾终生悔不休！新婚再要长别后，深恐幸福难到头。”一个人带着孩子时，为了正常工作，她将孩子捆绑在床上（在敦煌不易找到保姆），以致来探亲的丈夫看到后火冒三丈地追问：“他到底是我们的儿子，还是那路边的羔羊？”其实，作为母亲，樊锦诗自然疼爱孩子，换尿布，温奶瓶，给生病的婴儿喂药，天下母亲做的，她何尝少了一样？孩子的一颦一笑，时时牵连着她的心肠。

　　樊锦诗是伟大的，但剧目没有为了突出她的伟大，便用别人的“渺小”来反衬，而是让她和同事们形成红花与绿叶的关系，通过情节让观众认识到：她这朵“花”之所以艳丽，是凭借了绿叶们提供的养分使然，尤其是常书鸿的人格对于她的成长具有积极的影响。常书鸿，一个成名的画家，为了守护和传承敦煌这一份宝贵遗产，毅然放弃了国外的优裕生活；为了敦煌，美丽的妻子离家而去，他也在所不惜；为了敦煌，他准备从莫高窟的九层楼上跳下，以自己的死来阻止无知者的破坏。樊锦诗从老一辈和同辈“敦煌人”的身上得到了情操的熏陶，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坚定了人生的方向。

　　平心而论，如果仅仅是因为在敦煌工作了50多年，樊锦诗并不会为人们如此敬仰，待这么长时间的人毕竟不是一两个。她被人们由衷钦佩的根本原因，是在这半个多世纪里克服了种种困难，让生命放射出了耀眼的光华，她和诸多敦煌学者一道努力，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国外”的状况。仅以“数字敦煌”来说，建设工作量之大是让人惊骇的，仅做一个300平方米壁画的洞窟数字化工程，就需要拍摄4万余幅照片，并须繁复地拼接，而莫高窟壁画总面积多达4.5万平方米。“数字敦煌”建成后，美丽的敦煌才能找到“容颜永驻”的一条渠道。

　　“这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敦煌保卫战，至今还在继续，如果没有樊锦诗这样的人，我们的敦煌，可能要比古代快一百倍的速度，走向死亡，如果没有樊锦诗这样的人，或许500年后，再也无缘亲眼目睹敦煌莫高窟，这份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从青春少女到满头华发，樊锦诗守护国宝半个多世纪，她有愧于家庭，有愧于孩子，也怠慢了自己，但却用一生的守望，换来了莫高窟壁画的永久性保存，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这件事功德无量！”